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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出版以后引起当时批评界的强烈反应。自由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战胜贵族；有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者的同情仍在贵族一边，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这只能说是屠格涅夫本身的世界观矛盾的结果。
此后，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更加保守。他不仅同《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者断绝了联系，而且也不再同先进人士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来往。这不能不表现在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中。前者揭露上层贵族，却也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但是对这场运动也有所曲解。这两部作品更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
屠格涅夫晚年还写过一些以《散文诗》（1878…1882）为总标题的小型作品。这是他长期观察生活的成果。其中有的虽然带着悲观主义情绪，但大部分作品的基调是健康的。特别是《门槛》一篇，刻画了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动人形象。《俄罗斯语言》则表明作者临终前不久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浓厚的抒情风格。他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抒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这种感伤情调是他的贵族自由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表现。他善于体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并使之和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往往带有怅惘柔弱的色调。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生于贵族兼商人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任国民教育部的图书审查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勃洛摩夫》（1849…1859）。
这本小说分为四部，第一部用大量篇幅描写贵族地主奥勃洛摩夫躺在床上和沙发上，一无所为。第二部写奥勃洛摩夫在童年的朋友、企业主希托尔兹的强迫下，起了床；后来贵族少女奥尔迦爱上了奥勃洛摩夫。在第三部里，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完全失望，彼此分手。在第四部里，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结婚，奥勃洛摩夫则和他的房东寡妻同居，最后死去。
作者通过这一简单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俄国地主阶级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侍，后来拥有三百多个农奴，从田庄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和所有的农奴主一样，他以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以从不亲手穿袜子为光荣。他怠惰麻木，整日昏昏欲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他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极端无能的人，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用尽种种办法想使他振作一些，他却还是回复到终日躺卧的常态，蜷缩在房东寡妇为他安排的贵族式的平静和享乐中。作者借用希托尔兹的话说，奥勃洛摩夫毁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即农奴制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惰性。照作者看来，农奴主奥勃洛摩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牺牲品，因而在讽刺奥勃洛摩夫的同时，又把他美化为正直、善良和“具有黄金般心灵”的人，对他寄以同情，为他的毁灭表示深深的惋惜。这表明了冈察洛夫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奥勃洛摩夫是属于“多余的人”一类的人物。但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这些受过西欧“文明”熏陶的先进贵族终于失去作用，变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这一典型客观上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结束。
冈察洛夫在小说中也试图塑造新的“英雄”来代替奥勃洛摩夫。希托尔兹基本上是作者的理想。他赋予希托尔兹以资产阶级的“进取心”和贵族的文化教养，但是这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从俄国资产阶级中不可能找出真正的英雄，希托尔兹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形象。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一文，指出主人公的“惰性”植根于他的农奴主地位。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乃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它并没有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被埋葬了，而是必须继续与之斗争。这篇文章反映出，在俄国社会中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已经取代了贵族革命家。
列宁多次引用奥勃洛摩夫形象来批评苏维埃社会中某些停滞现象和某些人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出生于官吏家庭。他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从1843年起在法院当小职员，通过所审理的案件，他广泛了解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为创作积累了素材。1850年，他发表喜剧《自己人，好算帐》来揭露商人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的关系，被公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剧作家。翌年，他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写作。为了改变俄国剧院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的风气，为了争取平民剧作者和演员的福利，他团结戏剧界一些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1886年，他被政府任命为莫斯科各剧院的剧目部主任兼戏剧学校校长，但不久即逝世。
他个人单独创作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童话剧共四十七部，与别人合作的剧本七部，此外他还翻译过二十多部外国剧本。他的创作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启蒙思想。《自己人，好算帐》写一个富商鲍尔肖夫为了骗取钱财，赖债不还，伪称破产，把全部财产转移到他的管事波德哈留辛名下；又用女儿为钓饵，诱骗波德哈留辛为他效劳。但波德哈留辛比鲍尔肖夫更奸诈，他利用法律的规定，把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并和鲍尔肖夫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夫妻两人又串通一气，不去保释因债务下狱的鲍尔肖夫。作者用这个骗上加骗的故事，揭露了商业界的金钱利害关系，通篇的喜剧性很强。这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但在1852…1855年间，他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在《贫非罪》（1854）等剧作中美化宗法制度下的商人生活，宣扬了道德感化和良心觉醒的思想。不久，在专制农奴制爆发总危机的形势下，他接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帮助，又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1856年，他去伏尔加河上游一带旅行，加深了对俄国黑暗现实的了解，从此创作了许多名剧如《肥缺》（1856）、《大雷雨》（1860）、《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狼和羊》（1875）、《没有陪嫁的女人》（1879）和《名伶与捧角》（1882）等。
他的剧作大都通过家庭关系或产权关系，去表现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城镇生活，抨击带有宗法制特点的旧式商人和“有教养”的新式资产者，谴责破落无耻的贵族地主和贪污受贿的官僚。作者继果戈理之后，创造了众多的反面形象，描绘了金钱的罪恶。他把小商人、下级官吏、演员、教师、店员、侍役、食客、媒婆、巫师、香客等城镇的中下层人物形象搬上舞台，扩大了俄国戏剧的表现范围。他有时讽刺一些中下层人物贪财、庸俗和媚上欺下的行为，有时也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他们受人欺凌的屈辱生活。他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自食其力、自尊心强和正直不阿等特点，他们是社会的启蒙者，但不是革命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地位，他也没有直接写农奴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矛盾抽象地归结为善与恶、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冲突。
悲剧《大雷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影响最大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商人的儿媳卡杰林娜备受婆婆卡巴诺娃的折磨，而从软弱的丈夫奇虹那里也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她爱上另一个商人提郭意的侄儿鲍里斯。在一次大雷雨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后来，鲍里斯被提郭意遣送到偏僻的远方，卡杰林娜也被婆婆关了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投河自尽。
作者借着卡杰林娜追求个性解放而被毁灭的情节，描写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环境。那是一个停滞闭塞的地方，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相信地狱天堂之说。有钱人把穷人当作奴隶，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力攫取暴利。他们把大门关得紧紧的，生怕别人看见他们在虐待自己的家人。美丽的风景无人欣赏，一切生机遭到窒息。而统治这个天地的则是提郭意和卡巴诺娃。
“提郭意”一词在俄文中是“野蛮”的意思。他在家里和小镇上飞扬跋扈，逢人便骂。当他应该付钱或人家对他提到钱的问题时，他浑身冒火，如同要他的老命。农民上市政府控告他克扣工资，他对市长说：“我少给每人一个戈比，那就可以积攒好几千卢布了。”这是宗法制度下的典型的俄国商人，他兼有贪婪无度的资产者本性和蛮横粗野的农奴主特点。“卡巴诺娃”是从俄文“野猪”一词演化而来的。她是一个冷酷而又伪善的寡妇，以折磨和侮辱别人为乐，不容许儿女有一点独立见解，她离间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感情，唆使儿子虐待妻子，竭力维护宗法社会的家庭关系。她极端愚昧，仇视社会进步，反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物质文明”，惧怕生活中的任何微小的变化。在他们的压制下，奇虹、鲍里斯等人养成了萎靡不振、软弱怕事的性格。
作者写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反抗，塑造了卡杰林娜这样一个追求个人幸福和不甘屈辱的形象。她不堪非人的待遇，不愿过自欺欺人的生活，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道德的羁绊，冲破了宗教的藩篱，终于以一死向卡巴诺娃和提郭意的统治提出控诉，反映了俄国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情绪。但她又未能完全摆脱宗教和封建伦理的束缚，所以在她的反抗过程中，又表现出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心理。
《大雷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特点。剧中一些场面似乎和主要冲突无关，但却构成了这种冲突的社会背景，烘托出气氛，说明了人物行动的原因。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散文诗式的语言风格和严密的结构等特色。
奥斯特罗夫斯基继承俄国戏剧传统，也接受了西欧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戏剧的思想影响，他把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的建立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作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牧师家庭，1846…1850年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痛恨农奴制度。五十年代俄国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促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如果革命爆发，我不会坐视，我一定要参加进去。”1854…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现代人》杂志。他发表一系列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的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资本和劳动》（1860）等，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并投身于实际斗争。他团结一批政论家、进步青年和军官，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1861年，他写出著名的革命宣言《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站在农民一边，他希望推翻专制农奴制，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不了解，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1862年，沙皇政府捏造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狱中写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七年期满后，又放逐到雅库梯、维留依斯在等荒僻地方度过十二年。1883年，他被转移到阿斯特拉罕。他在监牢、苦役和流放中过了整整二十七年，直至1889年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同年逝世。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他一贯反对不可知论；他看出黑格尔的两重性，说：“黑格尔的原则是极有力和广泛的，但他的结论却是狭隘和微不足道的。”他具有某些辩证法观点，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反动时期只能暂时阻碍必不可免的进步。”
由于俄国社会生活的落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把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他在捍卫唯物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代表作。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提出了“尊重现实生活”、“美就是生活”等唯物主义观点，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这一点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即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中有辩证法因素。例如，他指出，不同社会集团对美的标准也不同。农民因为需要劳动，认为健康的、体格结实的人很美；贵族由于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认为“苍白的颜色，忧郁的症状，却更为可爱”。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美是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在强调美是生活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估计不足，他认为艺术中的美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苍白的复制而已：“就题材来说，就对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完整性来说，诗歌作品远远不如现实。”他没有看到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艺术的源泉固然是生活，而艺术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和流放地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序幕》（1865…1868）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怎么办？》。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她为了反对买卖婚姻，在她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帮助下从家里出走，并和罗普霍夫结婚，后来她按劳动组合原则办了一个缝纫工场。两年后薇拉和她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发生了感情，罗普霍夫经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假装自杀，前往美国参加废奴运动。过了几年，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代理人回到俄国，并建立新的家庭。最后，吉尔沙诺夫和罗普霍夫两家住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这部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专制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由他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特别的”两类“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体现了普通的“新人”的特点。他们出身于小市民、小公务员家庭，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与剥削寄生的贵族地主不同，他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制度。他们对社会起了启蒙学家的作用。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受到费尔巴哈“幸福论”的影响，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应在他人的幸福中来满足“我”这个“本性”的要求。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道德观反映了进步分子为农民谋利益的愿望。
小说中的拉赫美托夫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特别的人”的形象。他在吉尔沙诺夫等的影响下，背叛了贵族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专制制度的残酷迫害，他顽强地锻炼自己，特意睡钉子床，在物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