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吮着人们的血液。作者描绘了金融家投机的大骗局、房东的盘剥、社会上负债破产和犯罪的普遍现象、虚荣的生活风尚等，他还着力揭示了债务人监狱的内幕和贫民聚居的“心碎院”里的生活景况。《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有六条情节线索，批判了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的社会现象。作者把英国社会比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垃圾堆的形象成为小说的背景。他又刻画出一个概括了六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许多特征的人物——鲍德斯耐普。他是腐朽的英国社会的罪魁，但却以社会的裁判者自居，夸耀英国资产阶级的成就，把英国宪法说成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纲领。这几部作品都表现了作者沉重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怒。
这一时期狄更斯还写了三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除反映金钱统治和犯罪行为的《远大前程》（1860…1861）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它们接触到尖锐的阶级斗争，却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艰难时世》（1854）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纺织厂厂主庞得贝和议员兼教育家葛雷梗紧密合作，控制着市镇的经济命脉和教育机构，他们都信奉注重实利、不讲情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葛雷梗把年轻的女儿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贝，使她受尽痛苦。在葛雷梗自己的教育主张下，他的儿子成了盗窃犯，后来才通过切身的惨痛教训，又受到一个马戏团的女孩子西丝的感化，改变了生活态度。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作者还刻画了工人斯梯芬·布拉克普尔的形象，他虽然备受折磨，却不肯参加工人运动，同时也不当庞得贝的奸细。他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通过庞得贝这一人物，小说谴责了自由主义的工业资本家，批判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学说等反动理论。狄更斯同情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勤劳友爱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不赞成工人斗争，丑化组织斗争的工联领袖，并把主张阶级合作的落后工人斯梯芬写成正面人物。马戏团的西丝具有下层人民的某些优秀品质，但更多是体现了作者的温情主义和以情感教育来促成阶级谅解的幻想，成为他的思想的传声筒。
《双城记》（1859）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曼奈特医生的亲身经历和被封建贵族绞死的农民这两个生动情节，说明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来。但是狄更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一方面同情曼奈特医生和农民的悲惨遭遇，一方面又攻击雅各宾专政，用漫画笔法丑化革命中的坚定分子，歌颂为友献身的理想化人物卡尔登。
狄更斯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种民主主义的基础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狄更斯宣称要保卫个人权利和幸福，他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害怕一切暴力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用点滴改良来调和阶级矛盾，以小人物的诚挚的温情感动上层统治者，唤醒他们的“良心”；他把普及教育当作改造社会的主要方法，要求改革不健全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法院、慈善机关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毫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布幻想，希望通过一些改革，通过一些“救世主”的恩赐，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完善”起来。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1811…1863）作为讽刺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他的风格比较接近于狄更斯。但是他的锋芒不仅指向资产阶级，也针对封建残余。他的作品所接触的社会问题不如狄更斯的广泛，劳动人民生活在书中也不占什么篇幅。
萨克雷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那里的税务员兼行政官。六岁时，他被送回英国，1829年进剑桥大学，后来又在伦敦学法律，当过记者。萨克雷在政治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观念，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
萨克雷最早的作品是一些讽刺短文和中短篇小说。有的短篇小说描画上流社会各种骗子和冒险家，有的讽刺当时流行的渲染犯罪行为的小说。这些作品一般都缺乏他后来达到的那种现实主义深度，主要是写离奇的情节。
萨克雷的第一部佳作是由四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势利者集》（1846…1847）。他在一系列特写中讽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骄横无知和浮华虚荣，刻画了贵族的、商界的、都市的、军队的、教会的、学府的、文坛的和乡村的势利者等等肖像。作者认为当时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势利”，贵族制度是培养“势利”的肥沃土壤，宪法则是这种社会风尚的有力支持。他说势利者就是“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他要求社会平等，用才能和品德而不用门第和钱财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部文集为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作了准备。
长篇小说《名利场》（1848）通过主要人物的遭遇和各式各样势利者的事迹，揭发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门第的权势。小说的副标题是《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女主人公蓓基·夏泼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在学校中遭受歧视，感到忿懑不平，离校后便开始投机、冒险的生活。她认为她没有条件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女人，她靠自己的美貌，利用一切手段，力图在上流社会里取得一个稳固的地位。她虽然费尽心机，但上流社会始终门禁森严，她的出身和贫寒阻碍她获得成功。作者借此来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丑行，但也以欣赏态度描写了她那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并把责任归于社会，为她开脱。
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典型，并通过蓓基的遭遇，揭露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和腐朽堕落的风尚。小说着重剖析主要人物的阴暗的心理活动，善于运用冷嘲热讽的笔调。书中穿插着许多与情节无关的议论。
五十年代的萨克雷的小说表明他的批判倾向已逐渐减弱。《潘登尼斯的历史》（1849…1850）和《钮可模一家》（1854…1855）等写上流社会生活，刻画了几个比较成功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面形象。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以十八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为背景，描写贵族青年艾斯芒德为了他所爱的子爵夫人，放弃了自己继承子爵爵位的权利。他参加过战争和复辟活动，后来又爱上子爵夫人的女儿，但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未能获得成功。最后他和子爵夫人结婚，移居美洲。作品再现了十八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风尚，批判了贵族的虚荣浮华，并通过主人公的感受，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充满着感伤和忧郁的情调。
伊利莎伯·克莱格洪·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自幼熟悉小市镇生活。她和一个牧师结婚后，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开始和工人接触，经历过宪章运动的数次高潮。
她的主要小说《玛丽·巴顿》（1848），写宪章运动时期曼彻斯特的劳资矛盾。老工人约翰·巴顿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代表工人到伦敦请愿。他很关心工人的生活，后来因为遭到资本家歧视，长期失业。他的女儿玛丽·巴顿是一个制帽工人，起初由于幼稚和虚荣，常同工厂主卡森的儿子亨利交往，拒绝了工人杰姆·威尔逊的爱情。她后来悔悟，决心同亨利绝交。这时亨利由于粗暴蛮横，被工人暗杀。这次暗杀是经过抽签，由约翰·巴顿去执行的。事后约翰受到“良心的谴责”，向卡森坦白、悔罪。卡森原谅了巴顿，表示愿意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作者反对资方对工人持强硬态度，但也反对工人的“过激”的抗争，主张劳资之间和平共处。她认为尖锐的斗争对双方都不利，只是说明了雇主的“不仁”和工人的“不智”。她的社会理想是披着基督教“仁爱精神”外衣的改良主义。
四十年代以后，英国工人运动衰落，作者写了《克兰福》（1853）、《露斯》（1853）、《北与南》（1855）、《妻子和女儿》（1856）和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北与南》通过英国南部一个富家女子和北部工业资本家的爱情故事，进一步宣扬改良主义思想，主张举办福利事业，改善工人生活，调和劳资矛盾。其他作品主要写小市镇人物的生活和遭遇，批判和揭露性减弱。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出身于清苦的牧师家庭，上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后来当家庭教师。她的作品主要是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孤独、反抗和奋斗。
夏洛蒂·勃朗特第一部刊行问世的小说《简·爱》（1847）的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她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遭到虐待，后来舅母把她送进慈善机关举办的寄宿学校。在那里，她在物质上受尽苛刻的待遇，精神上又感到屈辱。简·爱力图摆脱穷困。为了追求“独立”生活，她离开寄宿学校后，到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她鄙视徒有仪容、贪求钱财的上层社会妇女，以自己“清高”和“独立”的个性博取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和他结了婚，获得了“个人幸福”。当时，英国妇女在政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简·爱的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权运动者所提出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小说还谴责了上层人物的势利观念和慈善学校的伪善。但书中的社会画面仍然显得狭小。女主人公虽然标榜“清高”，“不求于人”，最后还是依靠一笔意外的遗产才摆脱贫穷的境况，做了罗切斯特的妻子。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和乔治·艾略特（1819…1880）。
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描写山庄老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带回家中抚养。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相爱，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希斯克利夫于是出走。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不择手段地向两家地主复仇；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者。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以增强神秘和狂暴的气氛；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使情节既有吸引力，又显得十分可信。
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文思。她的父亲是一农场管事，她在农村度过童年，农村环境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主要背景。1848年艾略特到伦敦，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50至1853年为伦敦一家进步刊物撰稿，担任编辑。1854年从德文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年她违反当时的习俗，未举行婚礼，和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政论家乔治·亨利·路易士同居，因为根据英国法律，路易士的妻子患精神病，不能办理离婚手续。
艾略特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织工马南》（1861）和《米德尔马契》（1871…1872）等。
艾略特的创作中充满着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她的伦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无所谓无私的“仁爱”。她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例外地代表着两种势力，即“邪恶”和“仁爱”，最后“仁爱”总是感化了“邪恶”。《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叙述磨房主的一对子女的故事。哥哥汤姆自私、褊狭、保守，妹妹曼琪则天真善良。她因为和父亲的仇人的儿子恋爱，遭到哥哥的阻挠，后来又和表妹的未婚夫恋爱，为社会所不容，被汤姆赶出家门。最后镇上发洪水，磨房受到冲击，曼琪奋不顾身，抢救哥哥。代表“仁爱”的曼琪感化了扼杀“人性”的汤姆，双方言归于好，但不幸洪水把他们两人都淹死了。
由于艾略特的唯心主义思想，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概念化，但她在描写英国农村和小市镇生活时，塑造了很多不同职业的鲜明形象。在《米德尔马契》中，她还揭露了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虚伪性，并且讽刺了议会的竞选。
在诗歌领域，自从拜伦、雪莱以来，除宪章派诗歌外，成就不大，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1809…1892）和勃朗宁（1812…1889）。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1850），他的作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勃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许多诗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写成，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流于晦涩。勃朗宁夫人（1805…1861）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主要写爱情诗，如《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1847）。她的短诗《孩子们的哭声》（1844）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和稍后的史文朋（1837…1909）的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不满，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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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海涅、维尔特
拿破仑被击败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在分裂的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封建势力更为猖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逐渐加强，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消除割据状态、统一全国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展开了。这种斗争最强有力的表现是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它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方向。同年三月，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软弱并害怕无产阶级，他们背叛人民，和封建贵族妥协，致使革命遭到失败。革命以后，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篡夺了国家政权，对一切进步力量采用高压手段。但是，德国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领导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
三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国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他们的主要代表是路德维希·伯尔纳、卡尔·古茨柯、亨利希·劳伯。他们写了许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曾于1835年遭到德、奥各邦政府的禁止。但是他们一般只停留在空洞的议会上，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许多人在晚年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四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主要有卡尔·格律恩、赫尔曼·毕特曼、阿尔弗莱·麦斯纳、卡尔·倍克等。他们打着“人性”、“普遍的爱”等旗帜，把人道主义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主张通过和平的道德说教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例如麦斯纳就用“造物主弄坏了的事，人类永远不能使它变得更了”的诗句，公开宣扬与现实妥协。又如倍克的《致洛特希尔特家族》一诗，表面上仿佛在抨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却是一首颂歌。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他们的反动本质，认为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取消阶级斗争，维护现存制度，“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这一时期，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卓越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和毕希纳。他们不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同时也揭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主张穷人起来对富人革命。还出现了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他反映和歌颂了工人的斗争。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潮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诗人，其中以格奥尔格·海尔威（1817…1875）和斐迪南·弗莱列格拉特（1810…1876）比较重要，他们都和马克思有密切的交往。海尔威在《莱茵报》上发表《党》（1842）一诗，提出诗歌应该为革命服务的观点，号召诗人要用诗歌当刀剑投入战斗，让党来编织诗人的桂冠。这首诗成为当时革命诗人的纲领。弗莱列格拉特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年他发表具有强烈革命性的诗歌《死人告活人书》，被反动政府逮捕。《新莱茵报》被迫停刊时，他写了《新莱茵报》告别辞，用“再见——可不是永别，他们打不死我的精神，我马上又要回来”的诗句，表达了决不中止革命的战斗精神。这一派诗人的创作和活动，曾经对革命斗争起过鼓动作用。但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革命失败后，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同现实妥协。此外，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涨时期，群众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诗歌。虽然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都充分表达了四十年代德国人民的革命情绪。例如《捷锡歌》（1845？）描述史托珂夫的市长捷锡谋刺普鲁士王的事件，恩格斯认为这是十六世纪以来流行的两首最好的政治民歌之一。《血腥的法庭》（1844）又名《织工歌》，反映织工对厂主的憎恨和他们的反抗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们这些流氓，魔鬼的后代！
你们这些可诅咒的匪徒！
你们吞食了穷人的全部财产，
你们要被诅咒，领受你们的报应！
马克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此外，《工人之歌》（1848）、《起来，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