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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国文学传统以外，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还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成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着重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曲折的情节，他的小说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巴尔扎克从司各特作品中得到的启发尤为显著。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主要流派出现于文坛的同时，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也在继续发展。1850到1877年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写成他的代表作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活动的重要阶段。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虽说雨果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强，但在艺术风格上，他始终保存着充满抒情气氛的浪漫主义特色。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出现了戈蒂耶、波德莱尔等颓废派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对生活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看作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现象，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从基督教“原始罪恶”的观点出发，深信人本身就是邪恶的、腐朽的，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不可避免的结论，嘲笑提倡社会改革和宣传人类进步的活动。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实，否定生活，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对日后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颓废派在反功利主义的口号下，一直是同十九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1840年雨果在《诗人的任务》一诗中，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不应逃离社会，独善其身；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责。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全面提出现实主义的纲领，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大量选择军官。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二十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红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观和幸福观。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主人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和于连一样，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也企图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拥护七月王朝。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他父亲叫他从军，他同于连相反，对从军不感兴趣。在镇压工人起义时，他遭到工人的仇视，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径，于是他放弃军职，当了政府职员。官府见闻也使他厌恶。他又经历了一些活动，一直徘徊动摇。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内容和格局同《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有类似之处。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简明精确，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他的心理描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奥诺瑞·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资产者。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习。1814年，他去巴黎学法律，曾先后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当律师，但是巴尔扎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1819…1820年间，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不到四年（1821…1825）写了将近四十种，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其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从1825年起经营企业，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开办印刷厂，制造特型铅字，但是没有成功，他决定仍旧靠写作维持生活。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蒙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