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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读过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卢梭的《民约论》，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在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可是，他看见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墨守成规。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不可能看到变革俄国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不愿出任公职，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结果一事无成。这就是他们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普希金通过这一典型的塑造，实际上是谴责了形成这种性格的专制农奴制社会。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一个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她不喜欢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更珍爱俄国的自然景色，她生活在俄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幻想世界里。普希金强调她对奥涅金纯洁真诚的爱情和对普通人的尊重，用以和贵族上流社会相对照。后来她违反自己的心愿，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彼得堡贵族沙龙的受人景仰的女主人。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二十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以简洁的笔触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比较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书中吸收了拜伦长诗的一些艺术技巧，运用大段的抒情插叙。全诗分八章，每章节数不等，每节十四行；诗句洗练流畅，富于变化。
三十年代时，普希金继续写出许多作品。他的抒情诗的艺术造诣得到进一步提高，如《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童话诗优美而富有民间故事特点，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等。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骑士”。此外他还发表一些政论和文论，并于1836年创办文学杂志《现代人》。这个时期他对农民问题尤其关切，创作过两部有关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5）和《上尉的女儿》（1837）。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取材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御寒。格利涅夫到炮台后，爱上了上尉司令的女儿玛莎。后来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攻破炮台，杀死了司令等人。格利涅夫也被起义军俘获。普加乔夫感念旧恩，把他释放，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格利涅夫因这件事受到怀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莎只身前往彼得堡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澄清了怀疑，格利涅夫遂被释放。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事件。普希金在写作前曾到普加乔夫当年活动地区访问调查，研究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历史书籍，并于1833年撰写了《普加乔夫史》。
贵族社会一贯把普加乔夫丑化为无恶不作的强盗，而普希金在小说中却把普加乔夫写成一个勇敢机智、乐观豪迈、热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运动领袖，同时还生动地描绘了这次运动的宏大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写法在俄国文学中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普希金已经站到革命农民一边。相反，他借格利涅夫之口说道：“这遍地烽火的广大边区的景象，真是可怕极了……愿上帝保佑你，不让你看到俄国的暴动——既无意义又残酷的暴动”；“青年人啊……请你牢牢记住：最完善而持久的改革，应当是由于风气的改良而来，不经过任何暴力的震动。”尽管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但由于他的贵族立场，却又反对使用革命暴力，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暴动，只把变革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社会风气的逐步改良上面。此外，小说又通过普加乔夫与格利涅夫之间的关系，宣扬超阶级的同情、友谊与互相信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物。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艺术成就上看，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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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密茨凯维奇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中欧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歌维那、马其顿、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都处于外族的奴役与统治之下，其国土或被外族独占，或被列强瓜分。当时在这个地区，原有的封建关系日益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同时，随着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加深，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也在风起云涌。
波兰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先后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这三国都在分割的领土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制度，实行殖民政策。结果波兰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危及小贵族、工商业者和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进步的小贵族发动的起义，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响应。1794年3月，克拉科夫爆发了由塔杜施·科希秋什科领导的起义，四月间进而席卷华沙。这次起义虽然在当年十月为俄国军队所镇压，却在波兰民族独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和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1830年十一月，波兰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又在华沙起事，不幸失败，从此，俄国在波兰的反动统治更变本加厉了。
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中欧的古国。远在十五世纪初叶，在宗教改革家杨·胡斯（1369…1415）的思想和主张的感召下，就爆发过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和日耳曼贵族封建统治的胡斯革命运动（1419…1434），对捷克人民的生活和历史，特别是对文化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六世纪初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了防止土耳其人入侵，建立一个包括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内的多民族的中欧国家，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547至1620年间，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但在1620年白山战役中失败后，就完全丧失了民族独立，进入捷克历史上的所谓“黑暗时期”，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民族复兴运动开始时为止。这个时期，捷克文字被禁止使用，捷克文书籍被大量焚毁，有名的学者和作家纷纷流亡国外，农民遭受的剥削更为残酷，十八世纪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农民多次发动反封建的起义，迫使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在1781年废除农奴制。十九世纪初叶，捷克和斯洛伐克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程，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匈牙利和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和民族，从十五、六世纪起先后受到土耳其人的入侵和奴役。1526年土耳其人在莫哈契战役中获胜，侵入匈牙利本土。十七世纪，奥地利和土耳其为了夺取匈牙利领土，连续不断地互相争斗。1699年奥地利和土耳其签订卡尔罗维茨和约后，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并开始在那里实行殖民地政策，使匈牙利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遭到沉重压迫。1703至1711年，匈牙利爆发了由拉柯契·费伦茨领导的、有广大农民参加的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十八世纪末叶，匈牙利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794至1795年间又掀起由马尔丁诺维奇·伊格纳茨领导的、旨在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运动。这些起义和运动虽然归于失败，但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罗马尼亚（原来分为瓦拉几亚、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3个公国。1861年，前两个公国合并，取名罗马尼亚）从十六世纪起受土耳其人统治。十七世纪末叶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取代了土耳其人的地位。1784至1785年，特兰西瓦尼亚爆发了霍里亚、克洛什卡、克里山等人为首的农民起义。1821年，瓦拉几亚又出现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反封建和反土耳其的革命运动。这些斗争最后遭到挫败，却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人和封建主。
从十三、四世纪起，土耳其人侵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1389年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联军在科索伏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击败以后，巴尔干半岛各国都被土耳其并吞。土耳其人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军事封建统治，强制人民改变宗教信仰，恣意摧残文化教育，因此各地针对侵略者展开了“海杜特”（游击队）运动，前后有五个世纪之久。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则在十六、七世纪落到哈布斯堡王朝手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斯坎德培（1405…1468）的率领下，对土耳其人进行了将近二十五年（1443…1467）的英勇斗争，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史上写下最辉煌的篇章。
这个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的文学的发展，是和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不可分的。作家和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展开启蒙工作，唤醒人民起来争取民族复兴和保卫民族文化传统。积极浪漫主义成了这个时期各国文学的主要潮流。
在波兰，十八世纪后半叶出了不少启蒙运动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动的天主教，反对流行的教堂拉丁语和法语，开始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写作，促进了波兰文学语言的发展。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1735…1801）的讽刺诗和寓言，就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作。科希狄什科领导的起义爆发时，波兰又出现了“雅各宾派”的革命诗歌。雅库勃·雅辛斯基（1759…1794）成为这段时期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第一位诗人。十九世纪初，随着这个运动的日益高涨，积极浪漫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亚当·密茨凯维奇和尤利乌什·斯沃伐茨基。密茨凯维奇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不仅奠定了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而且为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统治，从十八世纪末叶就掀起了民族复兴运动。保卫民族文化和使用民族语言，在唤起民族意识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杨·科拉尔（1793…1852）是捷克文学的奠基者，他在诗集《斯拉夫人的女儿》（1824）中，号召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弗·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民间诗歌，通过民歌体的作品反映出人民对自由解放的渴望。浪漫主义诗人卡·马哈（1810…1836）的抒情—叙事诗《五月》（1836）和许多歌颂祖国的诗和，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不小的影响。
在匈牙利，反对土耳其人入侵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长期成为文学的主题和动力。十六世纪在对土耳其人斗争中献身的第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巴拉什·巴林特（1554…1594），就写过雄壮的“战歌”（1589）。十七世纪时，诗人兹里尼·米克洛什（1620…1664）又在史诗《西盖蒂堡危急》（1645…1646）中，歌颂了1566年匈牙利人民为了捍卫西盖蒂堡而对土耳其人进行的英勇搏斗。十七世纪末叶哈布斯堡王朝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以后，同样对匈牙利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匈牙利民族文化陷于衰落的境地。但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法国启蒙思想在匈牙利得到广泛的传播，于是匈牙利提出民族复兴的口号，为改革和使用匈牙利语言以及用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发展科学文化而奋斗。当时诗人考金茨·费伦茨（1759…1831）所领导的语言革新运动，丰富了匈牙利的文学语言。匈牙利第一位革命诗人鲍恰尼·亚诺什（1763…1845）的《法兰西的变革》（1789），成为爱国志士的革命歌曲。抒情诗人乔科诺伊—维泰兹·米哈伊（1773…1805）最早从民间诗歌中汲取创作源泉。法泽考什·米哈伊（1766…1828）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著名幽默叙事诗《牧鹅少年马季》（1804），描述一个机智的农村牧鹅少年对傲慢的地主进行了三倍的报复。匈牙利最早的剧作家考托纳·尤若夫（1791…1830），写出了反抗外族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1821）。十九世纪初叶，浪漫主义文学在匈牙利兴起，诗人基什法卢迪兄弟——《山陀尔》（1772…1844）和卡罗伊（1788…1830）成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这时考尔采·费伦茨（1790…1838）写了匈牙利的《国歌》（1823），弗勒斯马尔蒂·米哈伊（1800…1855）写了爱国主义诗歌《号召》（1836），唤醒人民起来为自由解放而战斗。
在罗马尼亚，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进步文化界为了反对土耳其的奴役压迫和克服过去的封建落后状况，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如兴建学校，创办报刊，建立使用罗马尼亚语言的剧院。作家们很注意民间文学，安东·潘恩（1794…1854）就是研究和搜集民歌的先驱之一。在丰富多彩的民间叙事诗、战斗的“海杜特”歌曲和优美的“多依那”民歌中，处处表现出罗马尼亚人民求解放的愿望。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民歌一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特别是“海杜特”歌曲和民间叙事诗最为流行。从十八世纪末叶起，这些国家都开展了民族复兴运动。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1722…1798）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1762），对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1787…1864）搜集和编选过多卷的塞尔维亚民间史诗。他所编写的塞尔维亚语法和辞书，奠定了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基础，大大促进了本国文学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有过不少反对外族入侵的民间叙事诗。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名字，不仅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中，而且也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民间诗歌中。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中，亚当·密茨凯维奇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诗作对波兰的革命和文学都起了巨大的影响。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出身于小贵族家庭，从小就了解祖国的悲惨命运，热爱民歌和民间传说。1815年他进了当时立陶宛的文化中心维尔诺大学，学习语言文学，还先后加入大学里的秘密爱国团体“爱学社”和“爱德社”，决心“为了祖国、学识和正义”而奋斗。密茨凯维奇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早年醉心于伏尔泰、歌德、席勒和拜伦等人的作品。大学毕业后写成他最早的浪漫主义抒情诗《青春颂》（1820），号召青年们起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生活。这首以“自由的曙光，我向你致敬！救星的太阳正跟着你上升！”为结尾的诗，立即在进步的波兰青年当中广泛流传，而且在1830年华沙起义时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1822年，密茨凯维奇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其中收有歌谣和传说等。诗集反对当时在波兰文坛占统治地位的伪古典主义的传统，成为波兰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次集中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富于民间文学色彩。1823年，第二本诗集出版，包括两篇重要作品：叙事诗《格拉席娜》和诗剧《先人祭》第二、四两部。《格拉席娜》是一篇取材于十四世纪的“立陶宛故事”，歌颂立陶宛的美丽勇敢的女英雄格拉席娜，她为了保卫祖国，在和日耳曼十字军骑士搏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诗句《先人祭》第二部通过民间祭祀祖先的礼俗，描写几个亡魂的遭遇，反映出农民对地主残酷压迫的严正抗议和报复，并表达了作者的民主思想。第四部写青年古斯塔夫失恋的痛苦与不幸，是一篇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作者还没有突破追求“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的框子，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歌德和席勒对他的影响。
1823年十月，密茨凯维奇因为参加秘密团体的爱国活动被沙皇当局逮捕，次年十月流放到俄国，前后将近五年之久。在彼得堡，他和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等人很接近。1825年，他访问南俄的敖德萨和克里米亚等地，写成一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1826）。组诗富有东方色彩，流露出诗人对祖国的怀念。1826年十月，他和普希金在莫斯科相识，结成知交。1828年，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出版。诗人通过康拉德为了雪耻报仇诈降十字军骑士团，从内部打击敌人使其遭到惨败的故事，歌颂立陶宛人民的英勇斗争，此外，诗中又反映了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康拉德这个民族英雄的浪漫主义式的个人反抗，表现了拜伦对作者的影响。彼得堡审查机关不慎放过了《康拉德·华伦洛德》，但是华沙警察当局嗅出它的味道，向沙皇政府告密。诗人的朋友们担心他再遭迫害，设法帮助他提前离开俄国。他先后到了捷克、德国（在魏玛访问过歌德）、瑞士和意大利等处，从此流寓国外，直到逝世。
1830年11月华沙起义爆发时，密茨凯维奇正在罗马，他立即启程回国，但抵达波兹南时起义已被镇压。他先停留在德国的德累斯顿，1832年迁居巴黎，专事写作。这个时期，诗人创作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先人祭》第三部（1832）和叙事诗《塔杜施先生》（1832…1834）。《先人祭》第三部完成于德累斯顿，它虽然是早年所写诗剧的续篇，但主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