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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1号楼的市长会议室里，商祖吕副市长正召集市纪委、市审计厅和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召开一个国信公司延伸审计通报会。在会上，审计局领导通报了前段时间的审计结果，市纪委副书记易锋也在会上讲了话。商市长要求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都表个态。当时，夏文成已任专职董事长，总经理的职位已经由原市物价局的局长耿吉红担任。耿吉红初来乍到，对国信的资金流失问题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他在会上非常轻松地表示：“要积极配合延伸审计，能够盘清资金，对下步工作是有好处的。”可是，夏文成却在会上表现得有些特别。他在谈了国信公司的成绩与问题后，忽然激动地说：“有人在外面传，说我已经被市纪委两规了！实际上我到国信以后做了很大贡献。国信很乱，我来了以后把国信引上了正常轨道……”市纪委副书记易锋在旁边听了很惊讶，便劝他“不要这么激动”。
易锋带着办案人员与审计局的同志碰头研究了国信公司的九个问题，尤其对其中的两笔资金，一笔300万美元，一笔2450万元人民币的去向，以及900万美元违规炒股和1481万港元损失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易锋说：“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认真制订一个延伸审计的方案出来。”
接着，延伸审计工作组到国信公司开会，由易锋在会上宣布延伸审计的目的和分工。次日，又与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逐一谈话，了解有关情况。在与夏文成谈话时，他对国信公司的问题侃侃而谈，道：“从全国国信系统来看，亏损面达40…50％，省国信的亏损面也达30％。但是，我们南州国信的亏损面只有12％，总体上看是好的。今年的毛利有两、三个亿，其中证券就有一个多亿。当然，国信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延伸审计还是有必要的。”在谈了他到国信任职后取得的成绩后，夏文成又向延伸审计工作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你们在延伸审计过程中，注意考虑到公司存在的各种困难，考虑到有些问题是在金融风波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过去的问题。”
南州国信是一家实力相当雄厚的公司，虽然它也属于省国信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但是，由于南州地处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民间资本丰厚，因此，南州公司的体制也与其他地区一级的国信公司有着较大的区别。它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成份，有点类似于计划单列市的国信公司，在资本运营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权力。换句话说，它既属于省国信分公司，又不太像省国信分公司。
夏文成之所以要提到亚洲金融风波，是因为他到国信后发生的经济责任问题和个人经济问题，的确与这场风波有关。后来易锋也深深地感觉到，要不是因为这场风波，夏文成的个人问题也许会掩盖更长的一段时间。
易锋决定让纪检二室副主任程祖担任延伸审计工作组的组长，由他带着工作组成员重点针对国信公司打到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发展部账户上的2450万元资金去向等情况进行延伸审计。工作组先后两次到上海，在上海市纪委等单位的配合下，调查了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上海房地产集团公司、上海华夏企业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工行上海虹桥开发区支行等，对2450万元资金的银行账户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
程祖从上海回来后，专题向方孚白、易锋等领导作了汇报。程祖说：“从调查的情况看，我们发现这笔资金存在四大疑点：一是夏文成他们说这笔资金是用于香港合资公司开发九龙花园项目的，但资金却打到了上海购买了物业，为什么不直接打到香港去呢？第二个疑点是南州国信公司花巨资购买的物业却不拥有产权。夏文成与香港华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春签订了一份‘物业转让协议书’，华文公司将拥有的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的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价格为人民币2450万元。南州国信已将该款直接汇入同为何春名下的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财务作为长期投资挂账。但到现在，南州国信仍未取得上海夏威夷花园的这部分物业。第三个疑点是连好公司发展部在收到款项两个月后即注销了账户。根据工行上海虹桥开发区支行提供的银行账单等资料反映：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收到2450万元入账前，账户余额仅为49。4万元。此后，连好公司发展部陆续将款项分别打到了上海万银公司、亚洲物业顾问（上海）有限公司账户。发展部的账户不久后便撤销。第四个疑点是缺乏会计及业务合同资料。延伸审计发现这些资金打出去均用于购房，但购房款采用分期付款、用产权证向银行抵押付款等情况，何春所在的公司均无授权证据，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这些情况都非常可疑。”
易锋道：“是啊，你们发现的这些疑点非常重要。南州国信与何春在上海的这些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首先这个何春，逃脱不了干系。”
方孚白道：“对，你们要密切关注何春这个人。在他身上开刀，国信的问题就水落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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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市政府2号楼。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延伸审计组的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鞠江峰对方孚白道：“孚白啊，我建议这个问题接下来由你们纪委牵头，务必彻查国信公司存在的问题。”
方孚白道：“好啊，国信公司的问题，我们已决定由易锋同志总负责。”
鞠江峰道：“好，易锋负责我就放心。”他看了看易锋，道：“易锋啊，你现在可是大名人啦，全国反腐勇士，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啊。我希望你在国信的问题上，继续发扬你的清官精神，既敢拚敢闯，又认真细致，使国信在问题查清后，发展得更快。”
易锋道：“我一定遵照市委的批示，和大家一些努力查清国信公司的问题。”
市纪委会议上，方孚白、易锋召集纪检二室的同志开会，要求尽快拿出一个初步排查方案。程祖在前期延伸审计的基础上，围绕国信公司的九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有五个问题与夏文成有关。
易锋道：“目前国信公司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给香港旗胜公司和上海连好公司的两笔资金问题，而事实上这两家公司都是港商何春具体操作的。方书记也说过了，何春是个关键人物。因此，我们首先要尽快找到这个何春。”
程祖道：“我与市公安局的同志联系过了，他们说何春这个人也一直在他们的关注之下。但是最近不知为什么，何春像是消失掉了，失去了消息。”
易锋道：“我到时候和公安局交换一下意见，让他们采取技术监控措施，务必找到何春。”
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确在关注着何春这个人的动向，上次市纪委到上海调查期间，他们也派出了一个同志参加工作组，顺便了解有关情况。易锋与市公安局打了招呼后，经侦队对何春名下的所有电话及重要关系人逐一进行了排查，准备在进一步筛选后采取技术侦控措施。由于何春是南州市政协委员、香港居民，市公安局还根据有关规定向市委履行了报批手续，准备将何春以涉嫌经济诈骗将其拘捕。
何春虽有名有姓，生意做得很大，在南州范围内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但是，经多方了解，均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易锋去了一趟上海，在南州市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那里，意外地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手机号码。办事处的同志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随意说道：“何春近来日子很当了过，由于企业出现亏损，找他要钱的人很多。另外，他因涉嫌向香港银行老板行贿，香港廉政公署的人正设法找请他‘喝咖啡’呢。但是，我们曾经找过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找过何春，这个号码就是季一谋的，反正有什么事的话，他会转告何春的。”
显然，何春已关闭了其他的通讯工具，只是在某个神秘的住宅里接电话，而且他在接电话前要看来电显示，除了季一谋的这个手机号码外，他一律不接电话。
市公安局经侦队在拿到这只号码后，立即着手对何春及季一谋展开了技术监控。他们会同市纪委一起请市政协领导主动与何春联系。
南州市政协马主席也不知道公安部门和纪检机关的真实意图。当他们说因为一个案子上的事要立即找到何春时，马主席表示愿意出面试试看，他说：“他来不来我就不敢保证了，反正我帮你们打个电话。”
马主席就拨通了季一谋的手机，道：“我是南州市政协的马主席啊，麻烦你转告一下何春，请他马上和我联系一下。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政协常委提名的事，呃，我们准备开个会，你让他主动给我打个电话。”
何春一直恳求马主席帮忙，把他这个市政协委员“提拔”为市政协常委。他和有关领导商量过，但是有人对何春提出一些看法，暂时就没有通过。这次，马主席再把这个理由打出去，相信对何春还是有些号召力的。
马主席在打电话时，南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早已先期抵达上海。他们通过马主席与季一谋打的电话，很快确定了季一谋所在的方位。接着，季一谋又用手机拨通了一个住宅电话，通话内容及何春所在的地点就一一掌握在了南州市公安局的手里。
何春听说南州市政协要讨论常委人选问题，像是久居戒毒所的瘾君子忽然看到了一袋白粉，马上活跃了起来。他立即拿起电话，想想不对，不能用这只电话打。于是，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马路边的一只公用电话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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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拿起电话拨号码时，几名便衣公安围了过来，将他塞进了路旁的一辆轿车内，并且马不停蹄地将他押回南州。
这个何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于1935年生于青云，后考入省体院，毕业后一直在他的母校青云中学当体育教师，1972年到香港定居。他之所以能到香港，靠的就是他的叔叔何大德。何大德是香港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总，近年来仅在家乡青云用于公益事业的捐助款就达上亿元人民币，因而对家乡人来说，何大德的确可谓是德高望重。青云市的学校、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何春投奔叔叔后，于次年成立了亚洲贸易公司，经营一些零头布。后在大陆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将叔叔何大德公司里的尼龙丝销往大陆，并将亚洲贸公司改为亚洲国际有限公司。由于在大陆享受免税政策，轻而易举地就赚了四千万港币。他用这笔钱买了写字楼和住宅楼，发现房价涨得很快。后来，大陆开放了，对大陆做尼龙丝业务的人也多起来了。于是，何春便放弃了尼龙丝业务，转而投向房地产开发。为了便于房地产开发，他先后办了20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他的资产有十几亿，但因近年形势不佳，负债也上十亿，估计净资产还有几个亿。
市公安局在对何春进行预审的同时，易锋让程祖等人拟定一个询问提纲，准备好对何春进行谈话。重点是问清南州国信投入资金的去向，以及何春与夏文成之间的个人经济来往情况。
易锋对程祖道：“何春与夏文成之间关系非同一般，特别是夏文成有恩于何春，帮他解决了那么多资金，估计他不太容易开口。因此，你们要认真研究，抓住他的弱点所在，逼他主动就犯。”
程祖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南州市看守所，对何春进行谈话。从有关材料上了解到，何春的父亲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于六年前去世。他的母亲已仍住在台湾，现已88岁高龄，身体也不太好。更要命的是，何春的女儿从9岁起就得了精神病，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何家家风比较正，子女都很孝顺，也很讲亲情。何春的二妹现在台湾，为了更好地照顾老母及侄女，她至今未嫁，还是个老Chu女。何春本人也常回台湾看老母和女儿，不想让亲人们为他担心。特别是进了看守所后，他不敢在电话里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们，只是说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要在大陆多担搁一段时间。另外，何春近来生意上颇为不顺，亏损面比较大。但总体上来看，他的众多企业中，仍有一些盈利，特别是在台湾的一些企业，效益仍然比较好。因此，何春“破罐子破摔”的可能性并不大。
程祖分析了何春急于立功脱身的心理，展开了思想攻势。经过耐心说服教育，何春终于摸了摸那一头灰白的短发，在三五牌香烟淡淡的烟雾熏绕下，开始了他与夏文成交往的回忆。
事情要回溯到六年前。何春陪同他的叔叔何大德到青云市政府捐款兴建医院、图书馆、学校、大会堂等工程，总出资额近一亿元人民币。这位富翁叔叔顿时成为青云市人人传颂的新闻人物，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和榜样。当时的青云市长夏文成当然要出来热情接待，因而也认识了陪同叔叔前来捐款的何春。当时，夏文成即提出让何春到青云市来投资，但他这位德高望重的叔叔却投了反对票。他说：“我在青云捐款，侄子在这里投资赚钱，传出去的话人家要说闲话的。”何春虽然没能在家乡投资兴业，但毕竟认识了夏文成这位市里的大人物，双方的关系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二年，何春再到青云时，听与夏文成同样关系很好的港商洪朴说夏文成已经调到南州国信公司当老总去了。国信既是个企业，又像是个银行，资金相当雄厚。何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有了主意，便一心想进一步与夏文成搞好关系。
这年年底，洪朴告诉何春，说夏文成将带着国信公司的一班人到香港来考察。何春听说后便主动与夏文成联系，邀请他到何春公司所在地的香港会展中心写字楼坐坐，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香港房地产情况，还参观了何春买下的三层办公楼。
何春为了达到拉夏文成入伙并占用其资金的目的，有意向夏文成展示其公司的实力。在带他参观了办公楼后，还去看了其他一些地方的物业，这些物业名义上是何春的，但其实是他按揭供楼的房产物业，事实上何春在资金方面已经有些困难了。但夏文成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何春的实力深信不疑，而且对何春提出要“组织一家公司一起搞房地产生意”的设想非常赞同，他认为这个思路非常正确，可以考虑，他说：“我倾向于搞房地产”。同时，还问了手续怎么办。何春说，手续很简单，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好。何春请夏文成等人吃了晚饭后，还特地邀请他们洗了桑拿。
四年前的一月份，夏文成等人又来到香港。不过，这次是应何春之邀前来的，而且专门为合伙办公司的事而来。何春喜出望外，专程到机场迎接夏文成一行，并安排他们住在香港会展中心旁边的新世界酒店，所有开支均何春签单。
经过谈判，双方确定新的公司名为香港旗胜集团有限公司。旗胜，即旗开得胜的意思。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讨个吉利。新组建的旗胜公司由南州国信公司和香港亚洲公司各出资500万港币，总投资1千万港币。董事会成员由双方各出三名，夏文成及何春均为董事会成员。双方谈妥后，何春安排夏文成等人吃饭，并专门开了房间打牌玩。
在这期间，何春也借机向夏文成展开了“进攻”。夏文成一到何春办公室，何就送上一套黛安娜纪念邮票。开了这个口子后，何春又专程去夏文成住的房间，送上一万港币。夏文成推辞了几句，何春便以“这是公司的交际费”为由头，让夏文成收得心安理得。在夏文成临走时，何春还送上一只瑞士产的劳力士手表，价值两万余元。
建立了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后，香港旗胜公司便开始寻找业务了。
这年六月，夏文成等人再次来到香港，在香港会展中心何春办公室里召开了香港旗胜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确定公司开发香港九龙城花园计划。该项目总投资预计5亿港币，由双方各出资5千万港币（折合600万美元），即总计1亿港币，占总投资额的20％，其余资金向银行贷款解决。在会议期间，何春还带夏文成等人参观了香港旧机场旁边的这块地。何春说，这里的开发项目升值潜力巨大，只是资金不足，使得夏文成的胃口被吊得老高老高的，以为这次又能“为国家做一件大好事”，同时自己也能狠捞一笔，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个庞大的“开发计划”。
当然，这个“开发计划”后来是流产的，走样的，因而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旗胜公司的注册资金双方各5千万港币打进后，又各自抽了回去。但是，为了开发九龙城花园，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打入旗胜公司后，却被何春提出来用于购买香港港运城的4套房子，剩余资金被何春用于他公司的其他开支了。
在南州看守所里特会室里，戴着黑边眼镜的何春，羊毛衫外面穿着一件带黑领子的灰白背心，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三五牌香烟，语气仍然带着一种大老板所特有的坚定和洒脱。但是，当办案人员问到这300万美元的去向时，他害怕被大陆定为“诈骗罪”，紧张得一会儿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会儿双手紧握着装有白开水的纸杯。
这位年过五旬的云籍港商，还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头发。为了开脱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烟盒，把它当作道具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努力向办案人员阐明房产与资金的进出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何春说：“当初我们的确看好九龙城花园项目，但是，我派公司地产部的经理去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这一地带的楼层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这样项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但是，因为公司要完成两千万港币的利润目标，我不仅把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挪作他用，还想方设法地让夏文成把第二笔2450万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账上来。”
但是，在程祖的追问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脚了。其实，何春急需南州国信的资金并不完全是因为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不划算。因为，那个时候的何春，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香港亚洲公司因为购置房产多，摊子铺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万港币，已经没有资金转动了。而我当时与上海华夏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又急需付钱，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调用国信公司的资金支付上海华夏公司的购房款。”
因此，当何春赶到南州争取第二笔资金时，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