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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校园里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梦想，但工作之初，我们只能从事一些与自己的专业、爱好、人生设计全不搭界的小事。这时你千万不要认为梦想已化成了泡影，在毕业八九个月之内，如果你没有做你想做的事情，这简直太正常了。我本人从北大毕业已有9年，但我现在的一切，离我大学时的梦想还早着呢！你必须耐心地怀揣你的梦想，始终不断地温润着它，即使对那些怀揣着梦想到北京打工的人，也是如此。深圳有一个打工妹成了一家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这使我相信，只要人生有梦，并把这个梦想时常记在心上，将来总有一天你会遇到转机。
20岁比30岁拥有更多的浪漫的梦想，但这并不是说30岁就会完全丧失梦想能力。我的公司里集结着一批30岁的学人，我们共同的准则是“扬民族自尊，建共同富裕，求个人发展”。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骨髓，也是我个人的梦想。当你忽然发现自己30岁了，你会由于感触岁月流失而更多地把梦想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30岁前后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30岁的人更多地把没有付诸行动的梦想在追求过程中变成现实。这时不要以为自己老了，梦想和人生平淡了。30岁无论是谁，他都百分之百地拥有至少一个梦想，只是人们的梦想不同，有的人的梦想是一个强烈的目标，有的人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而无论是宏愿还是一桩心事，只有实现了它，你的人生才会有快意可言。
不是吗？
白色的帽子
阿满君子
李宁
前面是红灯，“的士”停了下来。
“这是柠檬的香味吧？”在护城河畔上车的那位穿着体面的乘客问道。
“不，这是夏柑的味儿。”司机松井微笑着回答。
“嗬，夏柑竟有这么香啊！”“这是刚摘下来的，昨天我那乡下的老母亲用快件寄来的，大概是想连香味也给我送过来的吧。”
“噢，噢。”
“因为我太喜欢了，就把一个最大个的放在车子上了。”
信号灯变绿了。排成长龙的车子一起跑了起来。拐过一条大街后，在一条小巷子口上，那位先生下车了。
正要开车，松井顿了一下。
“咦，路边有顶白帽子，要是来阵风，不就会让车子碾坏了吗？！”在婆娑的柳树下，一顶可爱的白色的小帽子孤零零地丢在那儿。松井从车里出来，拿起了帽子，忽地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帽子底子飞走了。
啊，是只白蝴蝶。松井赶忙挥着帽子去扑，可蝴蝶飘飘摇摇，越飞越高，看着看着飞进树荫里去了。唔，原来是故意放在这里的呀。帽子里边，红丝线绣着：竹山幼儿园，竹野丈雄。松井拿着帽子，呼哧呼哧喘着气。一位胖胖的警察奇怪地看着他走过去了。
要是看到好不容易抓来的蝴蝶飞走了，这个孩子该有多失望呀。
忽然，正在踌躇的松井像是想到了什么，急忙回到车子里。
他从司机座位边拿出那只夏柑。你看它金黄金黄，真像是那温暖的阳光染成的，好漂亮的颜色哟。一阵诱人的香气，随风散了开来。
松井把夏柑用帽子盖上，怕风刮跑，又压上块石头。
刚回到车里，一个梳短发的小姑娘“咯噔”一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我迷路了。我走啊走啊，可哪里都是四四方方的房子……”。听声音就知道这孩子是累坏了。
“行啊“嗯—嗯—有没有一条路边有很多菜花的街呀？”“有，那是菜花桥。”
车子刚发动，远远的听到有一个活泼的男孩子的声音，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
“就在那个帽子下边。妈妈，真的，真的有一只蝴蝶呀！”一个男孩子拿着一只崭新的青色的捕虫网，拉着还穿着围裙的妈妈的手，一跳一蹦的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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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揭开帽子，你用这个网子去扑。哎，怎么有块石头压着？”后边座位上的女孩，因为车子刚开出一点，着急地说：“快点啊，叔叔，请您快点开吧！”松井赶忙踩下油门，路旁的柳树眼看着往身后溜去了。他扶着方向盘，心里却在想着：那位妈妈紧张地张着网，那男孩子小心翼翼地揭开帽子——该是多么吃惊。松井似乎看见了男孩张着大嘴的样子。
想不到吧，怎么会变魔术似的变出个夏柑来。不管怎么说，这是蝴蝶变的……。
他不由得“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啊？！”松井慌了一下神，反光镜里看不见那个小姑娘了。回身一看，人没了。
松井停下车，朝窗外看去。
这是一小块草坪，后边是一个不大的住宅区。数也数不清的白蝴蝶在飞来飞去。一片绿油油的三叶草，亲着开着小黄花的蒲公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其中。松井出神地看着那草坪上空翩翩起舞的蝴蝶，似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干得不错。”
“是挺不错的。”
“干得真漂亮。”
“是棒极了！”忽地一下，这声音像是碎了的肥皂泡一样，小的小的听不见了。只是车中还留着那夏柑淡淡的香味。
学话儿子：“今天，老师教我们说‘是的，先生’和‘不，先生’。”
父亲：“你学会了吗？”儿子：“不，先生。”
父亲：“将爸爸不能叫先生。”
儿子：“是的，先生。”
办刊二三事
郑元绪
一1981年初，经过紧张而短促的筹备，《读者文摘》就要面世了，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原计划3月出版的，因为抽换了一些文章，拖至4月才出版。出版前，将一页页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如何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遭到冷遇。当时的编辑就只有胡亚权同我二人。对于编杂志都是初次尝试，“雄心壮志”虽是不小，却没有经验。我问老胡：你看这样装订出来，像一本杂志吗？老胡倒似乎胸有成竹：像，装上封面，三边一裁就像了！创刊号终于出刊了。封面很漂亮！红红的颜色，向往着未来的少女，给人带来一阵喜悦。我抚摸着每一页，端详着一篇篇变成了铅字、又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的文章，心里仍旧不踏实：读者会承认她吗？会喜欢她吗？要知道，审视她的，将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要赢得他们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0年后的今天，形势已大为改观。创刊号只征订了一万五千册；而眼下已拥有200多万订户、上千万读者，简直沐浴在读者的海洋中了。但我自创刊时染上的心病竟无从“医治”，每一期杂志出刊时，总有一种不安，不知这用心编出的几十篇文字，能否有几篇得到读者的认可？不知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能否引起读者的感受和会心？每次接到工厂送来的签发样刊，都小心翼翼地浏览一遍，企图体验一次普通读者的心情。然后合上杂志，再假定自己是一名刚收到她的订户，再轻轻打开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了下去……有时在街头行走，看见邮亭、书摊摆放着新到的《读者文摘》，不禁驻足其侧，细细打量那匆匆而来的顾客。及至看到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卷起一本《读者文摘》匆匆而去的时候，心中才略觉宽慰。继而又不安起来：对于这些“忠实”、“虔诚”的读者，对于这些可爱的读者，这薄薄的48页该不会令他们失望罢！不安了10年，不安了100多期。或许要一直不安下去。
二办杂志要依靠作者供稿，而《读者文摘》的供稿者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读者文摘》创刊后，印数直线上升，来稿也骤增，每日几百件、上千件，有时用帆布袋往四楼办公室背。对于办刊初期来稿支持了刊物的人，我们是很感激的。虽未曾谋面，却是觉得十分熟悉了。
大约是1987年底，《现代妇女》杂志评选优秀稿件，总编辑小韩邀我去当评委。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一位编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发现名字竟是那么熟悉。
“您叫杨新连？”“是的。”
“您过去给《读者文摘》投过稿？”“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毫不迟疑地追问：“1982年，您译写的《自我放松20法》登在第8期上，对吗？”他吃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而笑道：“您的家好像住在东四六条，现在还住在那儿吗？”一阵畅谈之后，他又专程访问了编辑部，回去后，写成短文《薄雾中的桥》，登在《中国妇女报》上。文中写道：“我惊讶不已。要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读者，正是由于那篇文章，我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排成铅字。”
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像在这之前一样。我不知他还有没有兴趣翻翻《读者文摘》，但我知道，这次相遇，他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
办刊时间长了，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他们的情况不会一一记得那么清楚了。但心怀的敬意却始终未减。《读者文摘》10年，几乎没有约过一篇稿，采用的全部是自投稿。没有千百万读者的支持，《读者文摘》的发展及至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三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评刊的、谈论生活的、报告喜讯的、诉苦的，什么内容都有。最大的苦恼是无暇一一答复他们（又不愿找局外人代笔），恐怕已伤了许多颗心。专程拜访编辑部的读者也不断。真羞于让他们坐在这简陋而杂乱的编辑室中。好在人们并不计较，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读者，亲眼见到心仪已久的编辑们的“真身”，便心满意足。虽然发现这几位编辑个个都很平凡，也并不失望，反倒觉得亲切，拉近了距离。
柜子里有一个小花蓝，里面几朵红、白、黄｜色的绢花，很是生动。那是一位北京读者到兰州办事，亲自送到编辑部来的。花篮代表着三个人，小纸条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他们是朋友，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都喜爱《读者文摘》。来人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又怕打忧我们的工作，坐也没有坐，拍了张合影便匆匆离去了。去年9月全国期刊展览，我赴京时带着她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想抽空找找她们。无奈实在太忙，未能如愿。展览期间还有一位中年读者，听说在京举行“《读者文摘》座谈会”，执意要参加，哪怕在会场外边向里望一望也行。我劝说了近半个小时，方才作罢。
我不知道这些未能如愿的读者，写信听不到回音的读者，还有众多的热情投稿而一次也没有采用的读者心中是怎样想的。我希望他们谅解，希望他们能够从《读者文摘》月刊的一页页之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
抱着生命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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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
程武
有这样一则希腊神话，阿波罗爱上了西比尔，并且告诉她，不管多少年，只要她手里有尘土，她就能活下去。随着时光流逝，西比尔日渐憔悴，终成空躯，却依然求死不得。孩子们问吊在瓶中的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
我认为死并非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倒是命运女神钟爱人类的标志。正如我们需要睡眠一样，我们需要死亡。正是死亡的黑暗背景衬托出了生命的光彩。试想，如果生命是无限的，我们还会觉得她的可贵吗？如果生命像空气、沙粒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岂不是会像空气、沙粒一样无甚价值可言了吗？如果明天是无限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辛劳呢？一切都等到明天再说吧。假如这样等下去，我们能做成什么事呢？直到最后，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瓶中的西比尔，那时也许才觉出死的可贵，生的可怕。
正因为有死亡，我们才这么珍惜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优秀的舵手，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舟轻快地航行。优秀的舵手善于对付痛苦，而现实中的许多人却因痛苦而导致海水没顶，过早走向死亡。痛苦应成为我们生命之舟上的压舱物，正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们的船才得以稳健地前行。优秀的舵手还会摆脱魔鬼的诱惑，他们看淡尘世的物欲、烦恼，追求真理，他们一生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们惜时如金，勤勤恳恳，度过丰富而有效的人生。
本土“留学”散记
中国妇女
朱铁志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同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从异族的角度，往往容易发现本民族习焉不察的东西。
大学4年中，我有3年半的时间与留学生住在一起，颇为有趣地体味到这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认真的日本人日本人的做事认真与刻板，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与我同居一室的W君有件小事便颇能说明问题。
一天半夜，我被一阵“咔嚓、咔嚓”的按快门声吵醒，发现W君正举着相机对着纱窗上的一只蝉照个不停。
“三更半夜你干吗呢？”我不无愠恼地问。
他用食指挡住撅起的嘴唇，示意我别吵，然后小声说：“快起来看吧，蝉正脱壳呢！”我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看的！”听了这话，他倒是放下了相机，一本正经地问：“你看过蝉脱壳？”“没有。”
他便不再理我，转身又盯着那只蝉，每隔上三五分钟，就“咔嚓”一张。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蝉脱完了壳，W君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本人记录下了蝉脱壳的全过程，我很可能是记录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日本人！”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也有几分兴奋。我忽然觉得，这午夜的“儿戏”，虽然与我们学的哲学专业关系不大，倒可能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什么时候去？”在我以往的印象中，许多外国人讲究客套，惯于寒暄，而实际接触起来也不尽然。
一次，有位中国学生对法国同窗说：“有空到我家来玩！”这或许只是咱们中国人告别时随口说的一句话，不想那位已经准备走开的法国同学马上转回身来，热情地回应道：“我很高兴到你家里去，什么时候去？”中国学生显然缺乏准备，虚应了一句：“哪天再说吧。”
“哪天？明天行吗？”法国同学又问。
法国同学又问。
“明天恐怕不行。”中国同学答。
“明天到底行还是不行？”法国同学穷追不舍，脸上始终挂着诚恳的微笑。
“明天不行。”中国同学已面有难色。
“那么后天吧？”“那就后天吧。”无奈的回答。
这是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事。我们毕竟在“模模糊糊”、“模棱两可”中生活惯了，突如其来的“较真”不免让我们措手不及。我发现多数国外留学生是避免使用诸如“也许”、“大概”、“差不多”之类模糊词语的，这是否反映了一种直率、认真、诚实的处世态度呢？耐人寻味的致谢记忆中有两次接受致谢使我铭心刻骨。
一次是我在足球比赛中受伤，撕裂了大腿肌肉，疼痛难忍，夜不能寐。大约后半夜两点左右，我的房门被轻轻叩响，一位瘦削斯文的英国同学出现在门口，手中拿着一个精致的小木盒。他用还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很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搅你。我刚从外面回来，听说你受了伤，我想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这里有一盒我从英国带来的专治肌肉撕裂的药，效果不错，请你试试吧。”
尽管他的发音不准，讲的也并不流利，可在我听来，却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动人的表达。我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受，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谢谢！谢谢！”不想这位英国“绅士”在感动之上又给了我新的感动，他说：“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为什么？”我万分不解。
他似乎有些激动地说：“因为，你是第一个不问价钱接受我帮助的中国人。”
说完，便带着十足英国式的自豪与满足转身走了，留给我一个全新的“致谢观”和对人生、金钱、社会的深深思考。
另一次接受致谢则是使人尴尬和惭愧的。”“在宿舍楼门口，一位法国女同学紧随我之后进入大楼，我马上拉住门，待她进来后才放手。没想到这样一个极平常的举动却引来那位女同学十分夸张的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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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用谢吗？”我笑着问。
“当然！当然！”她强调着。
“就为拉了一下门？”我觉得她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也是也不是。”她模糊了一下。
“谁都会这么做。”我说。
“你说得不对！在商店，在食堂，在许多公共场合，我看到许多人不这样做，他们一脚把门踢开，或使劲把门推开，然后像小偷一样闪身进去，不管后面跟上的是老人，还是孩子。可你不是这样，所以我当然应该谢谢。”
我受到了真诚的感谢，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
比金子还要重的
《人物》
朱利华
自从我保卫国家财产负伤后，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称赞。但也听到了一些不同说法。有人说，你又不是国家正式职工，只是个待业青年，歹徒把钱抢走，你有啥责任？也有人说：才上13天班的临时工，为保护储蓄所差点把命送掉了，值得吗？这些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答案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我的经历和家庭谈起。
艰难的生活道路我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1958年，我出生刚刚几个月，在县银行工作的父亲就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劳改农场劳教。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被当作反革命家属下放农村，从一个村子流落到另一个村子。父亲被释放后，全家好不容易又回到城里，全靠父母亲拉板车养活全家。
为了省钱，父母亲每个月从粮站买回粮食后，留下粗粮，把细粮背到自由市场卖掉，再买回红薯干煮着吃。
为了读书，我从六七岁时，就利用中午、晚上的时间到城外割草，卖给兽医站。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起来，买铅笔、本子。
为了求学，我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我尽量抓紧一切时间帮父母亲多干活，以争取上课时间少受干扰。尽管如此，我每学期还是要请1／3时间的假去推车。
我只好抓紧在推车路上的休息时间，趴在马路边树荫下自学功课。
在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