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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的主体永远是自耕小农的汪洋大海，而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的贫富两极。
一句话，是“中和”而不是“零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身为一巨富总有“为
富不仁”的精神压力，于是“富”而求“贵”，以公益事业换得道德和政治的地
位，成了很多富人的选择。提携穷亲戚和济助穷朋友，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道德
义务，不似某些法律逻辑下的你我两清：不帮你是正常，帮你一把是额外恩德。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国家和集体也不可能完全在经济生活中退场，特别是在乡村，
几千年来的责任田以不可买卖的终极公权，承担着中国70％ 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
如此刚性资源约束之下，不是没有人想瓦解公权，是没有人可能瓦解公权：稍解
实情者，都不敢设想兼并土地以后的滚滚流民大潮！有意思的是，这种统分结合
的公私共权，可能不是加速集中农业资本和增加GDP 的最佳制度安排，但它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花开别处：如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土地为依托，便与
欧洲当年赤条条流落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大区别，一旦遭遇萧条周期，倒多出回
旋余地，从都市撤回乡村便是。一支进可工退可农的庞大劳动群体，为亚洲金融
风暴一类经济危局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整个社会抗风险的弹性机能，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非某些西方精英所能体会。
“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也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的优势或
劣势可能都在于此。当公产制的苏联在上一个世纪末叶受到重挫以后，也不过十
多年，私产制的美国也在这个世纪初陷入衰退，拉美、日本、东南亚等外围区域
先一步寒流滚滚，最后的老营本部也阴风习习。这两个分道远走的欧洲之子，这
两个欧洲文化不同门派的掌门人，都曾如愿以偿达到过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的
鼎盛，如今却面对着中国火热的崛起。在它们看来，中国崛起得有点不规不矩，
如同一大锅熬了些年头的中药，什么都有，又什么都难以分说；一会儿似危兆迭
出，一会儿又似奇迹频生；事情好了不知是哪一味药奏了效，事情糟了也不知是
哪一味药添了乱。真是让人有点为难。
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也曾师从美国，那么可以说，中国是继欧洲之后和继
苏（及东欧）美（及亚太和拉美）之后全球现代化的第三阶代表之一，虽然算不
上欧洲文化的亲子，却也可算得个养子。只是这个养子长来长去仍是黄肤黑发，
仍是一副较为陌生的容颜，不易得到准确的理论辨认。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擅西方
式的公理，自己的事没法对别人说清楚。由人家去说吧，无论“奴隶”还是“封
建”，无论“姓社”还是“姓资”，以西方公理来叙述中国现实，总是有点像用
芭蕾来跳京剧，在象棋盘上走围棋，毕竟有隔。这些不着痒处的话听多了，邓小
平干脆来一个暂时的“不争论”，给外部世界一个沉默大国的背脊。
/* 70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6 ）
四
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明朝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下西洋，航线
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以及成绩卓著几乎都远在同
时代的哥仑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
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了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
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加遥远，曾西抵非洲东海
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
人刚刚才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不过，与
欧洲航海探险家的殖民和扩张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
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
裹去热情拜会当地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包括劝说他们承认
大明中国的宗主权。他们原来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而已。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
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王道”而不能“霸道”。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历史学家们猜测，明朝财政紧张，
全球人情网的编织显得过于成本昂贵，于是中国只好撤离大海。航海技术从此一
直闲置和荒废，全世界的无边海洋便空荡荡地留给了欧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玛窦
曾对此百思不解，更十分惊讶于中国人为何不好战。纽约出版的《利玛窦日记》
中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国
里，尽管他们有装备精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
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
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
他人所享有的东西。”很多欧洲知识精英始终不大明白，一个堂堂大中国为何只
有郑和这样的公共关系舰队，只有一种不合乎时宜的笑脸外交。
没有多少人领中国的这一份情。
多情还被无情恼。这样的教训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入危机，包括绝
情无义就成了很多人的新派信念，温良恭俭让成了这些人过时的累赘。尽管中国
人说“事情”、“情况”、“情形”、“酌情处理”等等，仍有“情”字打底，
仍有“情”字贯串，但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在很多人那里已经不再有什么现实
意义。中国式的西方化潮流滚滚而来，但很难化出一份宗教与世俗的平衡：有宗
教时无世俗，于是革命革得无情，出现六十年代前后的红色恐怖；有世俗时无宗
教，于是赚钱赚得无情，出现八十年代以后的贪官、奸商以及盗匪，出现人们怨
声载道的贪赃枉法、坑蒙拐骗、杀人越货。某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宣传品上这样说
：“行骗要先易后难，首先要骗熟人、朋友、亲戚……”这与文化大革命号召大
家首先从熟人、朋友、亲戚中开始揭发举报一样，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传销
组织的人海狂热和呼声雷动，也让人恍如时光倒退，恍如又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
被金钞引爆。在这里，中国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最核心的部位，
正在政治暴力或经济暴力之下承受着高压和冲击。人们不得不问：中国还是一个
极富有人情味的民族吗？如果不是，这种人情的一次次冷却是不是让我们离现代
化更近？是不是能让我们都搭上驶向幸福和文明的快车？
或者问题是这样：这种“吃熟”和“宰熟”之风，是不是刚好从反面证明了
中国有太多的“熟”可吃和可宰？是否刚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尚有层出不穷取之
不尽的人情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一再被负面地利用，一再成为束缚和灾难，那么
正面地用之于制度建设是否也有可能？改革不是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现实，正如
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到月球上去拿一个跳高冠军，因此我们能否从现实出
发，整合本土与外来的各种文化资源，找到一种既避人情之短又能用人情之长的
新型社会组织方案？
制度是文化，制度的形成有赖文化的滋养。即便是转基因式的制度切换，也
离不开有关物种选取和适配。作为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人情
超级大国，中国的现代化肯定不是苏联或美国的重演。这是一个未来的空白。更
重要的是，这个空白还将关联到全人类的价值选择，正如爱因斯坦说的：“光有
知识与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
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佗、摩西以及耶稣这些伟
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这句话出自一个西方人，显示出全球现代化运动的及时自省。这个世界需要技术
和财富但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更多的超级大国，不需要乏味
而且注定苦涩的复制，而需要再造文明的原创性活力，需要一个更“善”而不一
定是更“真”的现代化，一个更亲和而不一定是更强盛的现代化。如果这种另类
幸福和另类文明是可能的话，如果这种现代化与中国擦肩而过，那是中国的遗憾，
也是世界的悲哀。
如果是那样，即便中国在某一天阔得金元遍地，也只是人类历史中一片乏
“善”可陈的黯淡废墟。
首次发表于2000年8 月。
/* 71 */第三部分佩索阿的圣经
身为公司小职员的佩索阿，就人生经历而言似乎乏善可陈，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他不过是一个“不动的旅行者”，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以外，连里斯本以外
的地方都很少去。他终生未娶，也拒领官方奖项，长期独身于主流社会之外。但
他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各异相悖的人
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独立的勇敢、诘究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
关切的博大关怀。
决定翻译这本书，是我一九九六年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当时很多人作家和批
评家同行都在谈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这个人，谈论这个欧
洲文学界的新发现。我没有读过此人的书，常常闲在一边插不上话，不免有些怏
怏。这样的情况遇得多了，自然生出一份好奇心，于是去书店一举买下他的三本
著作，其中就有这本《惶然录》。
《惶然录》书名英文为The Book of Disquiet，葡文为O Livro do Desassossego。
该书于1998年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时候，正好碰上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获得了
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得奖者极为崇敬佩索阿，并且毫不掩饰地说：是佩
索阿引来了人们近些年来对葡萄牙文学的关注，才使他的作品有可能获此荣耀：
“无可否认，佩索阿对今年葡萄牙文学在国外受到注目并产生了影响，并且将继
续产生影响。”“没有任何葡萄牙作家能够企及佩索阿的那种伟大。”
佩索阿于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三日出生于里斯本，五岁丧父，随母亲移居国外，
从一八九五年起居住南非德班长达十载。英文构成了他最初的文化背景，莎士比
亚、密尔顿以及其他英国文学作品充实着他少年的阅读视野。他最初的诗歌和散
文也都是直接用英文写成。回到葡萄牙之后，他进入了大学，但几乎没有认真对
待那些翻译和商业文秘课程。在一九三五年他去逝之前，他曾供职于税务机关和
广告代理公司，并且在小职员清贫卑微的生存中继续他的文学事业，除了参与Orpheu
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葡萄牙介绍和评论未来主义思潮；一九二○年还创办了Olisipo
出版社，一些葡萄牙的现代主义作家成为了他的作者和同道。他在编辑业务之余
用葡语和英语继续写作诗歌和散文，还写短篇小说、戏剧、社会研究文章，甚至
还就经济和商业话题写作评论或者制作访谈录。但这些作品的大多数直到他四十
七岁去逝之后才得以整理出版，特别是他的诗歌迅速进入了英语、法语、意大利
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诗名。
《惶然录》收集了佩索阿晚期的一些随笔作品，都是一些“仿日记”的片断
体，充分表现了作者在日常生活观察中的形而上兴趣。佩索阿为这本书杜撰了一
个名叫“伯纳多。索阿雷斯”的作者，与自己本名“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读音
相近，并在卷首写了一篇介绍这位虚拟作者的短文，似乎索阿雷斯有其人。这当
然不是先锋作家们爱玩的“间离化”小噱头，倒是切合了作者一贯的思想和感觉。
他在这本书里多次谈到自己的分裂，谈到自己不仅仅是自己，自己是一个群体的
组合，自己是自己的同者又是自己的异者，如此等等，那么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一
个“索阿雷斯”，以他者的身分和视角来检视自己的写作，在这本书里寻求一种
自我怀疑和自我对抗，就不难被人们理解了。
两个“索阿（SOA ）”之间的一次长谈就是这样展开的。他（们）广泛关注
着那个时代的生命存在问题，也是关注着人类至今无法回避也无法终结的诸多困
惑。读者也许不难看出，作者在随笔中的立场常有变化：有时候是一个精神化的
人，把世界仅仅提纯为一种美丽的梦幻；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物质化的人，连眼中
的任何情人都徒剩视觉性外表。有时候是一个个人化的人，对任何人际交往和群
体行动都满腹狐疑；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社会化的人，连一只一晃而过的衣领都向
他展示出全社会的复杂经济过程。有时候是一个贵族化的人，时常流露出对高雅
上流社会乃至显赫王宫的神往；有时候则成了一个平民化的人，任何一个小人物
的离别或死去都让他深深惊恐和悲伤。有时候是一个科学化的人，甚至梦想着要
发现有关心灵的化学反应公式；有时候则成了一个信仰化的人，一次次冒犯科学
而对上帝在当代的废弃忧心忡忡……在这里，两个“索阿”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
终极结论，只是一次次把自己逼向终极绝境，以亲证人类心灵自我粉碎和自我重
建的一个个可能性，书写自己一个并非宗教信仰者的圣经。
如果说这本书不过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当然是一种无谓的大惊小怪。优
秀的作家常常像一些高级的笨伯，一些非凡的痴人。较之于执著定规，他们的自
相矛盾常常是智者的犹疑；较之于滔滔确论，他们的不知所云常常是诚者的审慎。
其惊心动魄的自我对峙和紧张，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的内心奇观，更不是每
个人都敢于面对的精神挑战。身为公司小职员的佩索阿，就人生经历而言似乎乏
善可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一个“不动的旅行者”，除了深夜的独自
幻想以外，连里斯本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他终生未娶，也拒领官方奖项，长期
独身于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
神责任，在各异相悖的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独立的勇敢、诘究的
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关怀。这是变中有恒，异中有同，是自相矛
盾中的坚定，是不知所云中的明确。正是这一种精神气质，正是这种一个人面向
全世界的顽强突围，使佩索阿被当代评论家们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
以及“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等等。即便他也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即便
他有时也难免顾此失彼和以偏概全，但他不无苦行意味的思想风格与对世界任何
一丝动静的心血倾注，与时下商业消费主义潮流里诸多显赫而热闹的“先锋”和
“前卫”，还是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参照。
《惶然录》是佩索阿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曾经长时间散佚的作品，后
来由佩索阿的研究专家们收集整理而成。在这个中文译本里，除圆括号中的楷体
文字为译者注解之外，圆括号里的宋体文字，以及方括号里的空缺及其造成的文
理中断，均为原作的原貌。而各个章节的小标题，除一部分来自原作，其余则为
译者代拟，以便体例的统一以及读者的目录查检。考虑到原著的某些片断之间稍
有交叉和重复之处，这里所译只是精选出来的原著的主体部分而不是全部——这
是考虑到大多数读者也许同我一样，是对佩索阿感兴趣，而不是对有关他的版本
研究更有兴趣。在此一并说明。
首次发表于2000年5 月。
/* 72 */第三部分空 间
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
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
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
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
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
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
张。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
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
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
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
点点呵……”
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
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
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
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
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
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
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
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
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
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
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
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
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