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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少数认真得有点呆气的人，一般人对于形而上地穷究天理和人心，不怎么
打得起精神，没有多少兴趣。据说中国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据说中
国虽有过四大发明的伟绩，但数理逻辑思维长期处于幼稚状态，都离不开这种易
于满足于实用的特性。种种学问通常的命运是，如果没有被冷落于破败学馆，就
要被功利主义地来一番改造，其术用的一面被社会放大和争相仿冒，成为各种畅
销城乡的实用手册。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
主义或绿色思潮……差不多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着这种命运，一不小心，就只剩
下庄严光环下的一副俗相。在很多人眼里，各种主义，只是谋利或政争的工具；
各位学祖，也是些财神菩萨或送子娘娘，可以当福利总管一类角色客气对待。
时下的气功热，伴随着易经热、佛老热、特异功能热、风水命相热，正在成
为世纪末的精神潜流之一。这种现象与国外的一些寻根、原教旨、反西方化动向
是否有关系，暂时放下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蕴积极深，生力
未竭，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予以开掘和重造，以助推进社会进步，以助疗救
全球性的现代精神困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开始了的一个现实过程。但
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气功之类的这热那热，大多数止于术
的层面，还不大具有一种新人文精神的姿态和伟力，能否走上正道，导向觉悟，
前景还不大明朗。耍弄迷信骗取钱财的不法之徒且不去说它。大多数商品经济热
潮中的男女洋吃洋喝后突然对佛道高师们屏息景仰，一般的目的是为了健身，或
是为了求财求福求运求安，甚至是为了修得特异功能的神手圣眼，好操纵麻将桌
上的输赢。总之一句话，是为了习得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神通。这些人对气功的热
情，多少透出一些股票味。
神通利己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或者应该说很好，但神通一般只是科学未发明
之事，一旦生命科学能破其奥秘，神通就成为科技。这与佛道的本体没有太大关
系，将神通利己等同道行只是对文化先贤们的莫大曲解。可以肯定，无论科技发
展到何种地步，要求得人心的清静妙明，将是人类永恒的长征，不可轻言高新技
术以及候补高新技术的“神通”（假的除外），可以净除是非烦恼，把世人一劳
永逸地带入天堂。两千多年的科技发展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这也就是不
能以“术”代“道”、以“术”害“道”的理由。杨度早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
君》文中就说：“求神不必心觉，学佛不必神通”：“专尚神秘，一心求用，妄
念滋多，实足害人，陷入左道”。
这些话，可视为对当下某种时风的针砭。
四
求“术”可能堕入左道，求“道”也未见得就十分保险，不是什么激光防伪
标识。禅法是最重“道”的，主张克制人的物质欲望，净滤人的日常心绪，所谓
清心寡欲，顺乎自然，“无念为本”。一般的看法，认为这涉嫌消极而且很难操
作。人只要还活着和醒着，就会念念相续不断，如何“无”得了？人在入定时不
视不闻惺惺寂寂的状态，无异于变相睡觉，一旦出定，一切如前，还是摆不脱现
实欲念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熊十力还对“无我”的说法提出过怀疑，认为这种说法与轮回业报之论自相
矛盾：既然无我，就不必修行图报（《乾坤衍》广义）。业报的对象既然还是
“我”，还被修行者暗暗牵挂，就无异于把“我”，大张旗鼓从前门送出，又让
它蹑手蹑脚从后门返回，开除了还是留用，主人说到底还是有点割舍不下。
诘难总会是有的，禅师们并不十分在意。从理论上说，禅是弃小我得大我的
过程。虚净绝不是枯寂，随缘绝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也是念，当
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
了——何士光也是这样看。“无念”的确义当为“无住”，即随时扫除纷扰欲念
和僵固概念。六祖慧能教人以无念为宗，又说无念并非止念，且常诫人切莫断念
（《坛经》）。三祖曾璨在《信心铭》中也曾给予圆说：“舍用求体，无体可求。
去念觅心，无心可觅。”——从而给心体注入了积极用世的热能。
与这一原则相联系，佛理中至少还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一是“菩提大愿”，
佛决意普渡众生，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二是“方便多门”，从佛者并不一定
要出家，随处皆可证佛，甚至当官行商也无挂碍。三是“历劫修行”，佛法为世
间法，大乘的修习恰恰是不可离开事功和实践，治世御侮，济乱扶危，皆为菩萨
之所有事和应有义。
这样所说的禅，当然就不是古刹孤僧的形象了，倒有点像活跃凡间的革命义
士和公益事业模范，表现出英风勃发热情洋溢自由活泼的生命状态。当然，禅门
只是立了这样一个大致的路标，历来少有人对这一方面作充分的展开和推进，禅
学也就终究吸纳不了多少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及自然科学，终究保持着更多
的山林气味。积极进取这一条较难坐实。人们可以禅修身，但不容易以禅治世。
尤其是碰上末世乱世，“无念”之体不管怎么奥妙也总有让人感觉不够用，或不
合用。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鲁迅，右翼的胡适，都对佛没有太多好感并终于弃之
而去，便是自然的结局。在多艰多难的复杂人世，禅者假如在富贵荣华面前“无
念”，诚然难得和可爱。但如果“无”得什么也不干，就成了专吃救济专吃施舍
的寄生虫，没什么可心安理得的；虫害为烈时也少不了要唐武宗那样的人来一个
强制劳改运动。对压迫者、侵略者、欺诈者误用“无念”，则可能表现出对人间
疾苦一律装聋或袖手，以此为所谓超脱，其实是冷酷有疑，怯懦有疑，麻木有疑，
失了真性情，与佛最根本的悲怀和宏愿背道而驰。
这是邪术的新款，是另一种走火入魔。
佛魔只在一念，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就大体而言，密宗更多体现了佛与道
“用”的结合，习密容易失于“用”，执迷神秘之术；禅宗则更多体现了佛与道
“体”的结合，习禅容易失于“体”，误用超脱之道。人们行舟远航，当以出世
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提防心路上的暗礁和险滩。
/* 37 */第二部分佛魔一念间（3 ）
五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具有革命意义的量子论，发现对物质的微观还原已到了
尽头，亚原子层的粒子根本不能呈现运动规律，忽这忽那，忽生忽灭，如同佛法
说的“亦有亦无”。它刚才还是硬梆梆的实在，顷刻之间就消失质量，没有位置，
分身无数，成了“无”的幽灵。它是“有”的粒子又是“无”的波，可以分别观
测到，但不能同时观测到。它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观测手段，取决于人们
要看什么和怎样去看。不难看出，这些说法与佛家论“心”（包括道家论“气”）
不谋而合。人们没有理由不把它看成是一份迟到的检验报告，证实了东土经藏千
百年前的远见。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别名还有真如、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等。精神是
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
动物植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多少年来，很难把精神说清楚。
从佛者大多把精神看成是一种物质，至少是一种人们暂时还难以描述清楚的物质。
如谈阿赖耶识一类时用“流转”、“识浪”等词，似乎在描述水态或气态。这种
看法得到了大量气功现象的呼应。意念就是气，意到气到，可以明明白白在身体
上表现出来，有气脉，有经络，有温度和力度。之所以不能用X 光或电子显微镜
捕捉到它，是因为它可能存在于更高维度的世界里而已。也许只要从量子论再往
前走一步，人们就可以完全把握精神规律，像煎鸡蛋一样控制人心了。
在这一点上，很多唯物主义者确实是他们的同志，恩格斯就曾坚信，意识最
终是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证明为物质的。
这些揣度在得到实证之前，即便是一种非常益智的而且有些根据的揣度，似
乎也不宜强加于人。洞悉物质奥秘的最后防线能否突破，全新形态的“物质”能
否被发现，眼下没有十足理由一口说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精神只是一种物质
的话，那么就如同鸡蛋，是中性的、物性的、不含情感和价值观的，人人都可以
拥有和运用。这与人类的经验不大符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称所有洋洋得意之
态都是“有精神”，显然将“精神”一词用作中性。但很多时候，人们把蝇营狗
苟者的得意称为“精神堕落”，无意之间给“精神”一词又注入了褒义，为好人
们所专有。提到“精神不灭”，人们只会想起耶稣、穆罕默德、孔子、贝多芬、
哥白尼、谭嗣同、苏东坡、张志新……绝不会将其与贪佞小人联系起来。这样看，
精神又不是人人都可以或者时时都可以拥有的。它可以在人心中浮现（良心发现）
；也可以隐灭（丧失灵魂）。它是意识、思维的价值表现并内含着价值趋力——
趋近慈悲和智慧和美丽，即趋近大我，趋近佛。
佛的大我品格，与其说是人们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客观自然。与物理学家
们的还原主义路线不同，心理学和生命学家们当今更多采用整体观。他们突然领
悟：洞并不是空，而是环石的增生物。钢锯不是锯齿，而是多个锯齿组合起来的
增生物。比起单个的蚂蚁来，蚁群更像是一个形状怪异可怖的大生物体，增生了
任何单个蚂蚁都不可能有的智力和机能，足以承担浩大工程的建设（B。戴维斯：
《上帝与新物理学》）。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理，单个的人如果独居荒
岛或森林，只会退化成为完全的动物。只有组成群类之后，才会诞生精神——它
来自组合、关系，或者叫作场一类不存在于空间的东西。
这样说意味着，人类的精神或灵魂就只有一个，是整体性的大我，由众生共
有，随处显现，古今仁人智士只是它的亿万化身而已。这也意味着，灵魂确实可
以不死的。不是说每个死者都魂游天际——对于人类这一个大生物体来说，个人
的死亡就如同一个人身上每天都有的细胞陈谢，很难说一一都会留下灵魂。但只
要人类未绝，人类的大心便不会熄灭。个人可以从此大灵大魂中承借来一部分受
用，即所谓“熏习”；也可以发展创造，归还时“其影像直刻入此羯摩（即是灵
魂——引者注）总体之中，永不消灭”。这是梁启超的话，他居然早已想到要把
灵魂看成“总体”。
精神无形无相，流转于传说、书籍、博物馆、梦幻、电脑以及音乐会。假名
《命运交响曲》时，贝多芬便犹在冥冥间永生，在聆听者的泪光和热血中复活。
这就是整体论必然导致的一种图景，它可以启发我们理解精神的价值趋向性，理
解为何各种神主都有大慈大宥之貌，为何各种心学都会张扬崇高的精神而不会教
唆卑小的精神——如果那也叫“精神”的话。精神既来自整体，必然向心于整体，
向心于整体的福祉，成为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
因此，“个人”的概念之外，还应该有个“群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来
说，所谓入魔，就是个人性浮现，只执利己、乐己、安己之心，难免狭促焦躁；
所谓成佛，则是群人性浮现，利己利人、乐己乐人、安己安人，当下顿入物我一
体善恶两消通今古纳天地的妙湛圆明境界。作为这种说法的进一步联想：还原论
的精神，是分割化的微粒，是一种物料，可以被人私取，容易诱致个人的囿闭；
整体论的精神，则是合和性的关系，是一种动量，只能参汇融与，总是激发着与
天下万物感同身受的群人胸怀。
精神之谜远未破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既是还原论
的也是整体论的，是佛和魔两面一体的东西，大我与小我都交结其中的东西。汉
语中的“东西”真是一个好词。既东又西，对立统一，永远给我们具体辩证的暗
示。
/* 38 */第二部分佛魔一念间（4 ）
六
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坦山和尚与一个小和尚在路上走着，看见一个
女子过不了河。坦山把她抱过去了。小和尚后来忍不住问：你不是说出家人不能
近女色吗？怎么刚才要那样做呢？坦山说：哦，你是说那个女人吗？我早把她放
下了，你还把她一直抱着。小和尚听了以后，大愧。
事情就是这样。同是一个事物，看的角度不同，可以正邪迥异。同样一件事
情，做的心态不同，也势必佛魔殊分。求“术”和求“道”都可以成佛，也都可
以入魔，差别仅在一念，迷悟由人，自我立法，寸心所知。佛说“方便多门”，
其实迷妄亦多门。佛从来不能教给人们一定之规——绝不像傻瓜照相机的说明书
一样，越来越简单，一看便知照做就行。
世界上最精微最圆通最接近终极的哲学，往往是最缺乏操作定规且最容易用
错的哲学，一旦让它从经院走入社会，风险总是影随着公益，令有识之士感情非
常复杂。而且从根本上说，连谈一谈它都是让人踌躇的。精神几乎不应是一种什
么观念什么理论，更不是一些什么术语——不管是用佛学的符号系统还是用其他
学派的符号系统。这些充其量只是谈论精神时一些临时借口，无须固守和留恋，
无须有什么仇异和独尊，否则就必是来路不正居心不端。禅宗是明白“观念非精
神”的，所以从来慎言，在重视观念的同时，又不把观念革新观念深化之类壮举
太当回事。所谓“不立文字”，“随说随扫”，“说出来的不是禅”。《金刚经
》警示后人：谁要以为我说了法，便是谤我。《五灯会元》中的佛对阿难说：我
说的每一字都是法，我说的每一字都不是法。而药山禅师则干脆在开坛说法时一
字不说，只是沉默。他们都深明理论的局限，理智一旦想接近终点就不得不中断
和消毁，这实在使人痛苦。
但不可言的佛毕竟一直被言着，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渐渗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每一个细胞。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轮新的佛学热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倾心或倾
心过佛学的文化人，是一长串触目的名单：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
欧阳竟无、杨度……一时卷帙浩繁，同道蜂起，高论盈庭，这种鼎盛非常的景观，
直到后来“神镜（照相机）”和“自来火（电）”所代表的现代化浪潮排空而来，
直到后来内乱外侮的烽烟在地平线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一下就沉寂了将近
百年。
又一个世纪之交悄悄来临了。何士光承接先学，志在传灯，以《如是我闻》
凡三十多万字，经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英勇长旅。其中不论是明心启智的创识，
还是一些尚可补充和商讨的空间，都使我一时抓脑搔腮兴致生焉。我与何士光在
北京见过面，但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贵州人，似乎住在
遥远的一座青砖楼房里。我知道那里多石头，也多雨。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英文。
/* 39 */第二部分完美的假定（1 ）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
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
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
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
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会使现在很多人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
色三十年代”，批判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
卫队员，不会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
一般上流开明人物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
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
阿拉贡、加缪、德莱塞、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
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
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
五月”也惊天动地，小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
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
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
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
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
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每一次左向的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
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
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
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半自由化转向，中国
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