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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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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瑞丰的软弱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想到这里,他觉得即使自己的手不是那么白软,也不能去打瑞丰了;他和瑞丰原来差不多,他看不起瑞丰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更使他难过的是他现在须托人找事情作。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向来不肯托人情,拉关系。朋友们求他作事,他永远尽力而为;他可是绝不拿帮助友人作本钱,而想从中生点利。作了几年的事,他觉得这种助人而不求人的作风使他永远有朋友,永远受友人的尊敬。今天,他可是被迫的无可奈何,必须去向友人说好话了。这教他非常的难过。侵略者的罪恶,他觉得,不仅是烧杀淫掠,而且也把一切人的脸皮都揭了走!

同时,他真舍不得那群学生。教书,有它的苦恼,但也有它的乐趣。及至教惯了书,即使不提什么教育神圣的话,一个人也不愿忽然离开那些可爱的青年的面孔,那些用自己的心血灌溉过的花草!再说,虽然他自己不敢对学生们谈论国事,可是至少他还是个正直的,明白的人。有他和学生在一处,至少他可以用一两句话纠正学生的错误,教他们要忍辱而不忘了复仇。脱离学校便是放弃这一点点责任!他难过!

况且,他所要恳求的是外国朋友呢。平日,他最讨厌“洋狗”——那种歪戴帽,手插在裤袋里,口中安着金牙,从牙缝中蹦出外国字的香烟公司的推销员,和领外国人逛颐和园的翻译。因此,他自己虽然教英文,而永远不在平常谈话的时候夹上英国字。他也永不穿西装。他不是个褊狭的国家主义者,他晓得西洋文明与文化中什么地方值得钦佩。他可是极讨厌那只戴上一条领带便自居洋狗的浅薄与无聊。他以为“狗仗人势”是最卑贱的。据他看,“洋狗”比瑞丰还更讨厌,因为瑞丰的无聊是纯粹中国式的,而洋狗则是双料的——他们一点也不晓得什么是西洋文化,而把中国人的好处完全丢掉。连瑞丰还会欣赏好的竹叶青酒,而洋狗必定要把汽水加在竹叶青里,才咂一咂嘴说:有点象洋酒了!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洋狗是最可怕的人,他们平常就以为中国姓不如外国姓热闹悦耳,到投降的时候就必比外国人还厉害的来破坏自己的文化与文物。在邻居中,他最讨厌丁约翰。

可是,今天,他须往丁约翰出入的地方走。他也得去找“洋”事!

他晓得,被日本人占据了的北平,已经没有他作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不食周粟”的话。他又不能教一家老小饿死,而什么也不去作。那么,去找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的事作,实在没什么不可原谅自己的地方。可是,他到底觉得不是味儿。假若他有几亩田,或有一份手艺,他就不必为难的去奉养着老亲。可是,他是北平人。他须活下去,而唯一的生活方法是挣薪水。他几乎要恨自己为什么单单的生在北平了!

走到了西长安街,他看到一档子太狮少狮。会头打着杏黄色的三角旗,满头大汗的急走,象是很怕迟到了会场的样子。一眼,他看见了棚匠刘师傅。他的心里凉了一阵儿,刘师傅怎么也投降了呢?他晓得刘师傅的为人,不敢向前打招呼,他知道那必给刘师傅以极大的难堪。他自己反倒低下头去。他不想责备刘师傅,“凡是不肯舍了北平的,迟早都得舍了廉耻!”他和自己嘟囔。

他要去见的,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人。那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他英文的一位英国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什么事,他总有他自己的意见,除非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他决不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看法。即使他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他还要卷土重来找出稀奇古怪的话再辩论几回。他似乎拿辩论当作一种享受。他的话永远极锋利,极不客气,把人噎得出不来气。可是,人家若噎得他也出不来气,他也不发急。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时候,他会把脖子憋得紫里蒿青的,连连的摇头。而后,他请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还是不服气,但是对打胜了的敌人表示出敬重。

他极自傲,因为他是英国人。不过,有人要先说英国怎样怎样的好,他便开始严厉的批评英国,仿佛英国自有史以来就没作过一件好事。及至对方也随着他批评英国了,他便改过来,替英国辩护,而英国自有史以来又似乎没有作错过任何一件事。不论他批评英国也罢,替英国辩护也罢,他的行为,气度,以至于一举一动,没有一点不是英国人的。

他已经在北平住过三十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宜园外面!”

对北平的风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还要多一些。北平人,住惯了北平,有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平平无奇。他是外国人,他的眼睛不肯忽略任何东西。凡事他都细细的看,而后加以判断,慢慢的他变成了北平通。他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一切。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带着点怒气说。

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写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终是“还差一点点!”他是英国人,所以在没作成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肯开口宣传出去。他不肯告诉人他要写出一本《北平》来,可是在遗嘱上,他已写好——杰作《北平》的著者。

英国人的好处与坏处都与他们的守旧有很大的关系。富善先生,既是英国人,当然守旧。他不单替英国守旧,也愿意为北平保守一切旧的东西。当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时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鸟笼或手里揉着核桃的“遗民”,他就能和他一谈谈几个钟头。他,在这种时候,忘记了英国,忘记了莎士比亚,而只注意那个遗民,与遗民的鸟与核桃。从一个英国人的眼睛看,他似乎应当反对把鸟关在笼子里。但是,现在他忘了英国。他的眼睛变成了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他觉得中国有一整部特异的,独立的,文化,而养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忘了鸟的苦痛,而只看见了北平人的文化。

因此,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脱去大衫而穿上短衣,要使女子不再缠足,要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画眉与八哥。他以为这都是消灭与破坏那整套的文化,都该马上禁止。凭良心说,他没有意思教中国人停在一汪儿死水里。可是,他怕中国人因改革而丢失了已被他写下来的那个北平。他会拿出他收藏着的三十年前的木版年画,质问北平人:“你看看,是三十年前的东西好,还是现在的石印的好?看看颜色,看看眉眼,看看线条,看看纸张,你们哪样比得上三十年前的出品!你们已忘了什么叫美,什么叫文化!你们要改动,想要由老虎变成猫!”

同年画儿一样,他存着许多三十年前的东西,包括着鸦片烟具,小脚鞋,花翎,朝珠。“是的,吸鸦片是不对的,可是你看看,细看看,这烟枪作的有多么美,多么精致!”他得意的这样说。

当他初一来到北平,他便在使馆——就是丁约翰口中的英国府——作事。因为他喜爱北平,所以他想娶一个北平姑娘作太太。那时候,他知道的北平事情还不多,所以急于知道一切,而想假若和中国人联了姻,他就能一下子明白多少多少事情。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你是外交官,你得留点神!”他不肯接受那个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须辞职——把官职辞掉,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的好梦”。不幸,那位小姐得了个暴病儿,死去。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可是他到底辞了职。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死者——虽然没结婚,我可是还辞了职。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常常的嘟囔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而加上:“我想作东方人都不成功!”辞职以后,他便在中国学校里教教书,或在外国商店里临时帮帮忙。他有本事,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简单,所以收入虽不多,而很够他自己花的。他租下来东南城角一个老宅院的一所小花园和三间房。他把三间房里的墙壁挂满了中国画,中国字,和五光十色的中国的小玩艺,还求一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了一块匾——“小琉璃厂”。院里,他养着几盆金鱼,几笼小鸟,和不少花草。一进门,他盖了一间门房,找来一个曾经伺候过光绪皇帝的太监给他看门。每逢过节过年的时候,他必教太监戴上红缨帽,给他作饺子吃。他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过五月节和中秋节。“人人都象我这样,一年岂不多几次享受么?”他笑着对太监说。

他没有再恋爱,也不想结婚,朋友们每逢对他提起婚姻的事,他总是摇摇头,说:“老和尚看嫁妆,下辈子见了!”他学会许多北平的俏皮话与歇后语,而时常的用得很恰当。

当英国大使馆迁往南京的时候,他又回了使馆作事。他要求大使把他留在北平。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象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瑞宣曾帮助他搜集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杰作的材料,也帮助他翻译些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与文章。瑞宣的英文好,中文也不错。和瑞宣在一块儿工作,他感到愉快。虽然二人也时常的因意见不同而激烈的彼此驳辩,可是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而瑞宣又轻易不红脸,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受到损伤。在北平陷落的时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给瑞宣送来信。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侵袭罗马;他说他已有两三天没正经吃饭。信的末了,他告诉瑞宣:“有什么困难,都请找我来,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帮助你。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我学会了一点东方人怎样交友与相助!”瑞宣回答了一封极客气的信,可是没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责难中国人。他想象得到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会责备中国人的不能保卫北平。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的发一顿牢骚,使他难堪。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无论怎么说,吃老人的闲话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钱要好受的多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富善先生劈头就责备了中国人一刻钟。不错,他没有骂瑞宣个人,可是瑞宣不能因为自己没挨骂而不给中国人辩护。同时,他是来求老人帮忙,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驳老人。

富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长脸,尖鼻子,灰蓝色的眼珠深深的藏在眼窝里。他的腰背还都很直,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长,而且有点毛病——每逢话说多了,便似堵住了气的伸一伸脖子,很象公鸡要打鸣儿似的。

瑞宣看出来,老人的确是为北平动了心,他的白发比去年又增加了许多根,而且说话的时候不住的伸脖子。虽然如此,他可是不便在意见上故意的退让。他不能为挣钱吃饭,而先接受了老人的斥责。他必须告诉明白了老人:中国还没有亡,中日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请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断语。辩论了有半个多钟头,老人才想起来:“糟糕!只顾了说话儿,忘了中国规矩!”他赶紧按铃叫人拿茶来。送茶来的是丁约翰。看瑞宣平起平坐和富善先生谈话,约翰的惊异是难以形容的。

喝了一口茶,老人自动的停了战。他没法儿驳倒瑞宣,也不能随便的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只好等有机会另开一次舌战。他知道瑞宣必定有别的事来找他,他不应当专说闲话。他笑了笑,用他的稍微有点结巴,而不算不顺利的中国话说:“怎样?找我有事吧?先说正经事吧!”

瑞宣说明了来意。

老人伸了好几下脖子,告诉瑞宣:“你上这里来吧,我找不到个好助手;你来,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定彼此都能满意!你看,那些老派的中国人,英文不行啊,可是中文总靠得住。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你老为新中国人辩护,我说的这一点,连你也没法反对吧?”“当一个国家由旧变新的时候,自然不能一步就迈到天堂去!”瑞宣笑着说。

“哦?”老人急忙吞了一口茶。“你又来了!北平可已经丢了,你们还变?变什么?”

“丢了再夺回来!”

“算了!算了!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可是我佩服你的信念坚定!好啦,今天不再谈,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开辩论会。下星期一,你来办公,把你的履历给我写下来,中文的和英文的。”

瑞宣写完,老人收在衣袋里。“好不好喝一杯去?今天是五月节呀!” 

  

39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他在西单牌楼一家饽饽铺买了二十块五毒饼。

这是一家老铺子,门外还悬着“满汉饽饽”,“进贡细点”等等的金字红牌子。铺子里面,极干净,极雅致的,只有几口大朱红木箱,装着各色点心。墙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已经黄暗了的大幅壁画,画的是《三国》与《红楼梦》中的故事。瑞宣爱这种铺子,屋中充满了温柔的糖与蛋糕,还有微微的一点奶油的气味,使人闻着心里舒服安静。屋中的光线相当的暗,可是刚一走近柜台,就有头永远剃的顶光,脸永远洗得极亮的店伙,安静的,含笑的,迎了上来,用极温和的低声问:“您买什么?”

这里没有油饰得花花绿绿的玻璃柜,没有颜色刺目的罐头与纸盒,没有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作生意的店伙,没有五光十色的“大减价”与“二周年纪念”的纸条子。这里有的是字号,规矩,雅洁,与货真价实。这是真正北平的铺店,充分和北平的文化相配备。可是,这种铺子已慢慢的灭绝,全城只剩了四五家,而这四五家也将要改成“稻香村”,把点心,火腿,与茶叶放在一处出售;否则自取灭亡。随着它灭亡的是规矩,诚实,那群有真正手艺的匠人,与最有礼貌的店伙。瑞宣问了好几种点心,店伙都抱歉的回答“没有”。店伙的理由是,材料买不到,而且预备了也没有人买。应时的点心只有五毒饼,因为它卖不出去还可以揉碎了作“缸炉”——一种最易消化的,给产妇吃的点心。瑞宣明知五毒饼并不好吃,可只好买了二十块,他知道明年也许连五毒饼这个名词都要随着北平的灭亡而消灭的!

出了店门,他跟自己说:“明年端阳也许必须吃日本点心了!连我不也作了洋事吗?礼貌,规矩,诚实,文雅,都须灭亡,假若我们不敢拚命去保卫它们的话!”

快到家了,他遇见了棚匠刘师傅。刘师傅的脸忽然的红起来。瑞宣倒觉得怪难为情的,说什么也不好,不说什么也不好。刘师傅本已低下头去,可又赶紧抬起来,决定把话说明白,他是心中藏不住话的人。“祁先生,我到北海去了,可是没有给他们耍玩艺,我本来连去也不肯去,可是会头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我要不去,就得惹点是非!你说我怎么办?我只好应了个卯,可没耍玩艺儿!我……”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也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他也知道,这次他到了场而没有表演,大概下一次他就非下场不可了,他怎么办呢?他晓得“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道理,可是他豪横了一生,难道,就真把以前的光荣一笔抹去,而甘心向敌人低头吗?不低头吧,日本人也许会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只有一点武艺,而日本人有机关枪!

瑞宣想象得到刘师傅心中的难过与忧虑,可是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来说。他曾经问过刘师傅,凭他的武艺,为什么不离开北平。刘师傅那时候既没能走开,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讲呢?他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可是,这又太不象安慰邻居——而且是位好邻居——的话。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他虽没被日本人捉去拷打,可是他已感到自己的心是上了刑。

这会儿,程长顺由门里跑出来,他楞头磕脑的,不管好歹的,开口就是一句:“刘师傅!听说你也耍狮子去啦?”

刘师傅没还出话来,憋得眼睛里冒了火。他不能计较一个小孩子,可是又没法不动怒,他瞪着长顺,象要一眼把他瞪死似的。

长顺害了怕,他晓得自己说错了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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