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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君子”是做官的，“小人”是老百姓，学道的“道”指《诗经》里包含的做人处事的道理。子游（注：子游姓言名偃，比孔子小四十五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的佼佼者，“文学”科高材生。）作为孔门弟子，当然从老师那里学过《诗经》，然后自己在武城（今山东平邑南魏庄乡，曲阜附近的小邑）当县长的时候，就把它拿来教化老百姓，教百姓唱唱诗，学习古代的艺术修养。而孔子认为《诗经》是治国的一种方法，子游学会之后拿来治理一个县，有点小题大做的样子。子游觉得老师在批评他，就反驳了一通。孔子听了，有点不太好意思，只好说各位同学，子游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呢，是跟他开玩笑。这段话有两个特色，第一孔子“莞尔而笑”，笑得很可爱；第二孔子说“前言戏之耳”，代表孔子也喜欢开玩笑。因为他看到学生学习之后，能够把所学用在实际工作上，他这个当老师的当然很开心。
子游这个学生是很特别的。《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大段描写人类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话，就是孔子参加完祭典之后，出来告诉子游的，子游把它记了下来，而且学以致用，表现出来孔子学生应该有的水平。
第二段体现孔子幽默感的话是在一次大难之后。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
孔子被匡城（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的群众所围困，颜渊后来才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遇害了呢？”颜渊说：“老师活着，回怎么敢死呢？”
孔子有个弟子，曾为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货驾车，现在也为孔子驾车。阳货曾经欺负过匡人，所以匡城老百姓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团团围住。围住之后准备动手，孔子看情势危险，就拿出琴来唱诗。匡人听到里面传来弹琴唱诗的声音，就想会不会是搞错了，阳虎这个大老粗大概不会有这么好的修养吧。结果一打听，果然认错人了，这才跟孔子的学生们道歉。危机解除之后，颜渊才赶过来。兵荒马乱之下，劫后余生的孔子看到自己最喜爱的学生，心情大好，喜出望外。他说，颜渊啊，我还以为你遇害了呢。颜渊也很幽默，回答说，老师您还活着呢，我怎么敢死。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深厚情感。
孔子在匡城事件中也说过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天如果不想让我们的文化传统消失，匡人又能对我怎么呢？这是孔子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把文化传统传承下来，方法之一就是透过不断的教育学生。在生命遇到危险时，他把自己内心最深的信念表达出来，同时也跟学生开开玩笑，自我解嘲。
7。孔子知不知“死”？
我一个朋友在高校担任校长二十多年，退休后有一天碰到我，说你是学哲学的，能不能我给一点建议。我问什么建议。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很怕死，怎么办？我说你千万不要怕死，你要是不死才要害怕，怎么别人都死了就你没死呢？这当然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事实上死与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偏偏对“死”有点忌讳，楼房没有四楼，门牌号码没有四号，跟“死”相似的发音都不想听到。最近几年“生死学”很热门，很多学校开设了这样的课程，市面上也出版很多书。有一本《西藏生死书》，我看了之后发现整本书并没有讲生，而是专门谈死亡的，原文应是《西藏死者书》，但是死人的书谁敢买呢？所以写成《西藏生死书》，让人觉得对于生也可以了解。
孔子很少谈生死的问题，《论语》里一段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只不过不太凑巧，也不太理想。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孔子说：“没有办法服侍活人，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子路又问：“胆敢请教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没有了解生的道理，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
鬼神包括天神、地袛、人鬼等超自然的存在或力量。子路问，人应如何和他们保持适当的关系？孔子的回答很清楚：先懂得如何与人交往，然后自然知道如何与鬼神交往。在此请注意：孔子从来不曾怀疑或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希望我们善尽人事，再以合宜的态度对待鬼神。子路再问死亡是什么？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个人只有知道如何生与为何生，才能明白死的意义；若不认清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肯能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离生而言死，只是诞妄；离死而言生，只是愚蒙。但是许多人根据这句话判断孔子连“生”都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谈“死”了。因为死亡这个题材是所有宗教都谈的话题，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不能谈死亡，一比就比下去了；宗教界的人会说儒家只谈活着的道理，短短几十年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宗教谈死后有轮回，有审判，很多东西可谈。但这么说是很冤枉的，为什么？因为孔子并不是没有搞清楚生死，只是因材施教这样告诉子路罢了。如果提这个问题的是颜渊或者子贡，孔子肯定会有不同的说法，但偏偏提问的人是子路。子路这种行动派的学生喜欢实际的政事、军事，不喜欢去做一种比较思辨的、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思考，所以孔子才会这样回答他。（注：子路刚强又好勇，在乱世中恐怕难以免祸，孔子为他担心，所以提醒他要懂得如何与人相处，以及明白“生”的道理。子路后来卷入卫国父子争位的乱局，不幸死于非命，时孔子七十二岁，非常伤心。）
根据我的简单统计，《论语》这本薄薄的书里，“生”一共出现过十六次，“死”出现三十八次，有谁敢说孔子不知死的道理？一个不了解死亡的人会说“杀身成仁”吗？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吗？我以为“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论语》里最深刻的一句话。早上明白了人生正道，懂得为何而生为何而死，那么晚上即使要为此而牺牲生命，也是无所遗憾的。朱熹的学生问，孔子难道不希望一个人闻道之后有实践道的机会吗？譬如听懂了道，给半年时间实践，之后再死不是比较好吗？朱熹说，当然是希望如此。但朱熹这样讲也不太对。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生命的转向，生命转向“道”，转向光明，就发生了“质变”，一切都值得；生命如果没有转向，做再多的好事，只是“量”，不是“质”，很可能进一步退两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左右两边各钉了一个强盗。左边的强盗嘲笑耶稣；右边的强盗跟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就请你原谅我吧。耶稣回答，你今天晚上就能上天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强盗觉悟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悔改，虽然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不及做什么好事，但只要悔改了，就会上天堂。另一个例子大家更熟悉，是佛教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与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类似的意思吗？
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包涵着一种深刻的宗教情怀，而孔子所坚持的“道”就是“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行仁即是人生的目的所在。人有自然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演进，走过生老病死的过程；但是没有人会以死亡为人生目的，却总是设定一些值得奋斗的价值理想，譬如个人的人格修养、事业成就、嘉言懿行或者家族的生命绵延、声名美誉，以及国家社会的繁荣安定，由小康走向大同等。这些价值理想的范围很广，但是可以用一个字“仁”来概括，其要点则是：每一个人活在世间，都有重要的使命，因此应该珍惜生命，好自为之。
8。孔子有无信仰？
常常有人问我，孔子到底有没有信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当然有。但是孔子从来不谈他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信仰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刻的关怀，不能随便去说，孔子也不是宗教家。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最谨慎的三件事看出他对信仰的态度。
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
孔子以慎重的态度对待的三件事是：斋戒、战争、疾病。
这三件事是有顺序的。排第三的是疾病。孔子对于什么食物不吃，什么食物不多吃，非常谨慎。他生病时，会小心不乱吃药，因为古代医药卫生不太发达，人一生病，一不小心就很难治好了，因此岂能不慎？排第二的是战争。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很谨慎，因为战争是一种群体性的作战，决定国家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生死存亡。孔子认为战争不到绝对必要时，根本毫不考虑。譬如他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但其中五位的遭遇都相当悲惨，只有一位管仲得享荣华富贵。孔子为什么称赞他？因为管仲利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让春秋初期各国之间透过外交合约而维持和平。“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说，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可能已经沦为夷狄，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襟了。“被发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管仲辅佐齐桓公运用外交政策抵御当时某些北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保护了周王室与诸侯国，使中原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不至于消亡，所以孔子称赞他。
但孔子最谨慎的事是“斋戒”，这恐怕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孔子对于斋戒的谨慎超过对个人疾病和群体战争的担忧。为什么？因为古人斋戒只有一个目的：祭祀。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与神明，合称鬼神。斋戒在顺序上排第一，表明孔子对于鬼神的诚敬态度。他尊重人的理性与职责，但并未因此怀疑和否定鬼神的存在。他对于祭祀的表现，论语中有一段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前两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弟子对他祭祀时的描述，形容他的虔诚。“如”是在弟子看来“好像”，在孔子则真心相信祖先成为鬼神，祭祀时庄重虔诚，好像祖先站在面前一样。学生问他，老师祭祀时这么庄重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了一句话：“吾不与祭如不祭”。一般的解释，连朱熹注解的《论语》在内，都断句成“吾不与祭，如不祭”，翻译成“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祭祀一样。”这根本不成话，难道别人没有参加祭祀，可以像是祭祀过一样吗？合理的断句应是“吾不与，祭如不祭”，我不赞成那些祭祀时好像不在祭祀的人，亦即心不在焉、马马虎虎的人。唐朝韩愈提到这句话，说孔子“讥祭如不祭者”，祭祀时态度散慢、随便，好像不在祭祀的人，孔子是予以讥讽和批判的。为什么？因为祭祀是何等重要的事，一个人如果对祖先也心意不诚，他又怎能对别人讲求信义呢？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然。当时渐入乱世，人心浮动不安，信仰也趋于俗化，祭祀是为了现实功利，缺乏虔诚态度。孔子除了以身作则外，还能多说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公然反对“祭如不祭”的人，也算表达了一番苦心。
从孔子对待祭祀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孔子当然是有信仰的。其实，古人有宗教信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诗经》说：“天生烝民”，天是老百姓生命的最后根源。但是老百姓不是父母生的吗？当然，不过父母再由父母所生，往上推溯，推到最后还是要有个最后根源，古人称它做“天”，亦即相信“天生烝民”。这是中国传统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影响非常深远。譬如帝王作为人间的统治者，被称作“天子”，天的儿子，代表他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全民信仰的“天”。“天”是老百姓的父母，天子替天行道，所以天子有义务照顾老百姓，这是他的“天命”。孔子也信“天”，但他有一个转变叫“五十而知天命”。以前很少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天命是神圣的符号，只有帝王可以得到天命，但孔子说他五十岁时了解了自己的天命，亦即讲明人性自觉的潜能与使命，像“木铎”一样，教化百姓，唤醒苍生。换句话说，从孔子开始，每一个人都可以觉悟到自己的天命。以儒家来讲，这个天命就是肯定人性向善，这一生要择善固执，最后止于至善。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有的天命。
第三章 人性向善
1。人性向善？
人性是什么？一般提及这个问题，多会想起《三字经》开头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许多人认为“人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而是宋代以来的学者概括出来的。这个“本”字是后代的解释，并非孔孟的原意。根据我个人多年研究体验儒家思想的心得，我要把这个“本”改成“向”，我觉得儒家并不主张人性本善，而是强调人性向善，1980年我到耶鲁大学念书时，初到的第一星期就去拜访了一位神学院教授，与他谈及人性的问题。我问他：“基督教主张人有原罪，岂不是言人性本恶，是否太消极了些？中国人主张人是本善的，较积极，也较为正面。”我还将“人之初，性本善……”背给他听。结果这位教授不跟我讨论经典，只问我：“中国社会中有没有坏人？中国人会不会做坏事？”“会”“人性若是本善，恶从何来？”一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当然可以反问：“西方人会不会做好事？人若是本恶，善从何来？”但我也料及他定会说：“善从上帝来，你信上帝吧！”如此一来，不但辩论输了，也让中国儒家思想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
“人性本善论”过于幼稚、天真，且不顾现实，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脱节。人性若本善？那么人为何要受教育？所做的善行又值得称赞吗？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人性本善”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经验及初步反省。
自从和那位神学院教授谈论后，我始终在思索儒家思想的真正精神所在。何谓人性？在《论语》中，孔子很少直接谈这个问题，虽然他说了“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但没有进一步阐释人性，因为当时没这理论的要求。换句话说，孔子的学生中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子贡曾提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跟他说人性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子贡的资质不适合跟他谈人性，只有颜渊可以谈，但颜渊对孔子心悦诚服，且不幸早死，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但孔子不谈，并不代表他对人性没有清晰的主张；相反，他对人性的观察是十分深刻的。他从经验界看到人有各种弱点。譬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不曾见过任何人爱好美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美色是生物性的本能，爱好美德呢？如果后者也是天性，那么它的力量显然不是绝对的或全面的，因此不宜说“人性本善”。顺着这一思路，孔子提醒人在每个阶段都要警惕：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人不能没有血气，血气有各种毛病，如此一来，怎能说“人性本善”？没有说“人性本恶”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所以，孔子根本不曾说过人性本善，他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代表后天环境、习染造成的结果，人人有别；“性”代表先天本来面目。但是，既然是人所共具的先天本性，孔子为何不说“相同”，而说“相近”呢？答案一：如果人性原本具有某种可以称之为“善”的东西，则应该说“性相同”。换言之，如果有人主张“人性本善”，同时又宣称“性相近”，那么我们可以追问：“善”是“质”，还是“量”？是“量”才有程度多寡，才可说是相近。但是，善怎能以“量”来计呢？若是“质”，则非有即无，如何相近？答案二：人性并无善恶，只有“善的倾向”。就“倾向”而论，可以说人人皆具，但是敏锐程度各不相同。换言之，只要是人，就是向善的，他的内心“必然”会对某种状况感到“不安”或“不忍”。有些人见了落花就流泪，有些人不到亲自受苦不觉得难过，程度相去甚远，但是必定都有“不安”“不忍”的可能性。
事实上，“心安不安，忍不忍”是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也是理解孔孟思想的入门关键。这个关键在孔子和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中体现得很明显。宰我质疑“三年之丧”，认为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人文世界不行礼乐，礼乐随之瓦解；自然世界一年为循环之期，守丧何不也以一年为期？孔子听了，只问他：如果守丧一年，你就恢复平日的生活享受，吃好的，穿好的，“于女安乎？”你心里安不安呢？很多人讲中国禅宗“直指人心”，事实上孔子早就“直指人心”了。他没有跟宰我讨论“守丧三年”的人文与自然这些外缘条件，却把焦点指向人心，要看你内心安不安？结果宰我回答：“安。”孔子只好说：“女安则为之。”你心安的话，就那么做吧。
换句话说，孔子对人性的理解在于人心有“安”与“不安”的能力。人性不是静止的，人性是动态的、活泼的。因为做一个人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他有自由，他可以选择。离开自由选择的能力，就没有人的问题。正因为人的可以自由选择，所以人心是“活的”，它有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受到阻碍时，就会产生反作用让内心觉得安与不安。那么，孔子为何认为守丧三年才会心安呢？宰我离开后，孔子谈了理由：“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