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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后,在弱水的上游黑河修建了许多水库,将河水拦截。由于水资源上的问题以及大量流失和损耗,结果使额济纳河中下游的水量迅速减少,1985年额济纳河中下游开始断流。目前,绿洲上的大小河流、湖泊已完全干涸。位于弱水尾端的大湖嘎顺淖尔已完全干涸,较小的苏古淖尔也时有时无,近20多年来已干涸了5次,目前湖面仅残存一二十平方公里。干涸的湖底上鱼骨累累,有在地方已经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
据景爱介绍,绿洲上的树木因干旱缺水而大面积死亡。近30年来,森林减少了85万亩,其中包括最耐碱的胡杨减少了40余万亩,成片枯死的胡杨林在弱水两岸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绿洲上的草场因缺水而退化枯萎,原先可食的牧草有130种,而现在只剩下10余种。由于饲料不足,羊的个体重量,从解放初的25公斤下降到现在的10公斤。目前,额河中游的水库仅每年入秋以后向下游放水一次,放水后不久即结成冰。来年就靠这些冰雪化水后维持一年的人畜生活与生存。
额济纳旗与蒙古接壤的边界长达300多公里,居延海地区与“弱水走廊”是河西走廊连接内蒙古与蒙古的唯一通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即在额旗境内的弱水之滨。专家认为,如果弱水完全断流,居延海地区成为我国的第二个罗布泊,不仅会造成西北地区生态的严重变化,还有大批生态难民需要重新安置。从经济地理与军事上来说,如果11。6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不毛之地,河西走廊失去北部的屏障和军事支撑点,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记者朱幼棣)
其实,这个内参的起缘,是与居延海干涸和生态恶化问题无关考古发现。
一个电话打来,我听出了国家文物局考古学家景爱的声音。他不久前从额济纳旗野外考察归来。他说写了一篇论文,看看能不能编发一条新闻。其要点是,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这两个湖泊并不是古延海,现在称它为居延海是不对的。他考察了绿洲的东部地区,那里有个干涸了的湖盆,那是古居延泽的遗址。在古湖泊南部戈壁滩上,还有古城及水渠的遗迹。
这纯学术的发现属于地史范围,可以编成一条新闻。但考证的现实意义有限——居延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如果把黑河—弱水的终点湖命名为居延海的话,不管是古居延泽、汉唐时期的居延海,还是明清以后形成的新湖泊苏古诺尔和嘎顺诺尔,都可称为居延海。
我最感兴趣的这个西北大湖今天的命运。
景爱来到了新华社我的办公室,带来了写出初稿的论文。我详细地向他了解额济纳绿洲,和现在称为东、西居延海的苏古诺尔、嘎顺诺尔,及古居延泽的情况。因为明朝政府放弃了居延绿洲,退缩到嘉峪关以内,那里重又成了牧场,居延海因此有了蒙古的名字,就像青海湖又称为“库库诺尔”一样。景爱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居延海的“游移”画出了轨迹,特别是绿洲汉、唐时期古垦区的遗址范围。
他在稿纸上画出了三个湖泊,和旗政府所在地达莱呼波镇的方位草图。我问他这几个湖的情况,他说西居延海前些年已经无水了,东居延海还有一小片水面,大约还有一二十平方公里。他去年秋天到了东居海湖边。
辽远干涸的湖盆和最后一片小小的水面,在我的脑际画出了巨大的问号。
当时我还未到过居延海地区。责任、正义和良心,竟使我不能成眠,如芒在背,不能不呼喊。我自己找了大量相关资料,细细研读分析,写出了这篇内参,由新华社内参编辑室副主任陈实签发,报送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文中历史和背景交代得很多。领导日常工作繁忙,未必了解这个偏远地区的实情。我于是想尽量写得浅显一些,强调其地理区位的重要和生态问题的严峻。
额济纳在历史上地名多变,居延海与黑河亦如此。因清代这一片地方由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居住,解放后行政区域也几经变动,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通用蒙族的称词,比如阿拉善盟的首府清代叫定远营,现名为巴彦浩特。居延海、居延绿洲、弱水等名称已经完全从地图上消失。我在这篇内参上用汉地名称,也是为了强调历史演变与沿革。
文中的“专家”就是本人。新闻要强调出处,记者不便站出来直接说话,只好借用一个第三人,这是新闻写作的“规矩”,于是就含糊其词地用了个“专家呼吁”。这最先关于黑河断流和生态恶化问题的报道,实际上开启了黑河流域生态治理的大门。
至今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黑河水被层层拦截,下游的断流,居延海的干涸,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应该是水利部门。他们既没有采取补救行动,也未向社会披露,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如同今天干涸的罗布泊,好像与他们无关——不仅仅是额济纳旗,黑河也是阿拉善盟唯一一条河流,也许,“水利”到河湖彻底无水,也就没有工程师们什么事了。
四、半个世纪后中国西北科考团之路,谁毁灭了梭梭林?
既不是采风探险,也不是“酷驴”或暴走。我在撰写内参的同时,一直筹划着如何去居延海,实地调查黑河断流后引起的生态问题。
次年春天,国家环保局组织第二次“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拟组建华东与西北各一个团,让我担任一个团的团长。西北采访团是去采访全球环境500佳宁夏沙坡头治沙站。国家环保局新闻处处长孟凡例是我大学校友,比我低两个年级,好说话。我和他设计了一套“声东击西”的方案。即采访完宁夏后,翻过贺兰山,到西套蒙古的阿拉善,沿中蒙边境公路到额济纳旗,考察居延海干涸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孟过去未听说过居延海,我带了本地图册到环保局,用铅笔在上面画出路线,安排行程线路日期,我初步计算,要10多天。由他给当地人大与政府有关部门发传真,安排接待。
1994年7月,宁夏采访活动告一段落后,我们翻越贺兰山,到达内蒙古阿拉善盟首府巴彦浩特。盟上接待空前“隆重”,几大班子的领导尽出。他们说,这是第一次有北京记者到阿拉善盟,采访有关居延绿洲的生态问题。
从巴彦浩特,到内蒙古最西边的城镇达莱呼波,600多公里全是沙石土路。我们的队伍扩大了,加上阿盟有关领导同行,越野车增加到六七辆。扬尘滚滚,像荒原上一条游弋的黄龙。
公路在巴丹吉林和乌兰布两大沙漠之间逶迤。远远望去,大地表面仿佛横亘着一条条不同颜色的土布。浅黄色的,是延绵的沙丘带;紫灰色的,是砾石滩;汽车驰过一个个缓坡,两边的地势高起来,一条条曲线极富变化,像随手拉出的速写。不断冒出星星点点的草丛,使色带闪现出淡淡的绿影。大地的基调不断重复变幻着,愈发朦朦胧胧,直至地平线的尽头消逝在苍茫之中。这时,天边出现了一抹迷人的蔚蓝,像高原上飘动的湖流,我们有些兴奋。这抹蓝色渐渐迫近,又远去。接着,显现出无边飘飘渺渺的大海的幻象——这是大漠中的蜃气。汽车颠簸着。随着太阳的升高,湖蓝色的蜃气消失了。大地显示出洪荒单调的本色。
在地图上,格斯泰、浩乌阻力、沙尔布尔德、阿姆乌苏、公古赖、库列以祖、阿拉毛台山丹、卜勒其尔、雅干……密密麻麻的地名,以内地人的眼光看,全是城镇,人烟还挺稠密的。上了路途后,才知道这些地图上的村镇,大多有名无实。从巴彦浩特到额济纳,要经过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带。难得见上几间低矮的土坯房,更无内地模样的村镇。
这条路历史上曾很热闹,商旅不绝,驼铃叮咚。但明代以后,随着草原丝路的衰落,也冷落了。在此后几百年间,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无人知晓的砂碛与荒漠。直到本世纪初许多中外探险家的闯入。瑞典的斯文·赫定1927年9月从阿拉善荒原上走过,前往新疆,开始了他的长达八年的亚洲腹地探险。
斯文·赫定在《越过阿拉善荒原》中写道:原野总在变化着,忽而,我们又置身在长满茂密的、深绿色的梭梭树丛的丘顶上。蒙古人管这类时常长得像橡树一样的高大的灌木叫甲格或扎格,它还被赋予了另一个高贵的名字,莫多涅昆,即树王。与其他树木不一样,由于梭梭生长在干旱荒漠地区,生长期长,树的枝干在火的燃烧时不会出爆裂声;称其为“树王”的另一条原因,是它在燃烧时几乎不冒烟。
梭梭被称为最能抗干旱的树木之一。从地中海、撒哈拉沙漠,到波斯湾和中亚腹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都可见到成片的梭梭林。梭梭可长到四米多高,根深可达九米。阿拉善高原上广布梭梭林,从黄河边开始,延绵七八百公里。四十年前这里的梭梭林还有二十多万亩。斯文·赫定一行在进入阿拉善高原后第一个休息的地方叫“梭梭井”。井是在沙土地上掘出来的,水清凉甘甜。他们的驼队还在丛生的高大的梭梭林中迷了路。
令人震惊的是,现在成片的梭梭林竟荡然无存。
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一株梭梭!
探险家笔下高贵“树王”哪里去了,是谁毁灭了梭梭林?
路上不断的追问,了解到,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搞工业化,大规模开发资源,修通往吉兰泰盐池的公路铁路,梭梭林被大面积的砍伐,施工队伍用作燃料——这是梭梭林在阿拉善消失的主要原因,≮我们备用网址:≯
我想象着荒原上的一堆堆煹火。火焰在噼噼啪啪的声音中蹿动着。烤火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筑路工人。对他们来说,夜晚的煹火是绝对需要的。可以吃一口热饭,喝一杯热水。
工业化、发展与生存总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论及荒原上的梭梭林被砍伐的时候,可能会误入一些人设置的“伏击圈”:“如果只有一杯水,是人喝还是用来浇花?”——这是“某专家”在阐述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合理时用的“惊人之语”——国家要盐,国家要修公路铁路,你总不能让筑路工人不吃饭吧?
不是说构建和谐社会吗?令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某些人,包括学者专家,都要把这些问题尖锐地对立起来,弄到有你无我的地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似乎这样才算本事。
沙漠的植被,一旦被破坏,就难以恢复,梭梭林更是如此。途中,听说有些地方还有小片残林,我提出看看梭梭林,结果谁没有找到一株。大片梭梭林被毁,无疑加剧了荒漠化的发展。好了,没有了梭梭林,没有了植被,草、水,你还在哪里立足?
五、月球般荒凉冷寂,养不起马的牧人才骑摩托车放牧
原先预计的一天行程,走了足足两天。
夜晚,四周荒凉冷寂,如同月球一般。
在地学上,人们将没有植被覆盖的裸地,称作荒漠,即人们常说的不毛之地。这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的“深入不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森林广布,只是人烟稀少、没有开发或开化罢了。戈壁为蒙古语,意为草木难生的土地,主要是沙质荒漠的砾质荒漠。去居延海途中,满目皆是的沙漠和砾石滩。
斯文·赫定比较关注自然环境的考察,而与他同行的中国考古字家和地史学家黄文弼似乎更注意西北的历史变迁。差不多在同一地点,黄文弼在阿拉善高原上的乌托海发现了石斧、石刀、鱼叉、石锥等大量旧石器。黄文弼为这一发现兴奋异常,他认为,四五千年以前,这儿有大片的湖面——原始居民很会选择地方,往往生活在水草丰美的水边,远比现在都市里的家园“亲水”。
阿拉善高原在几万年前存在过大湖,而且还是大淡水湖。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水面逐渐缩小。吉兰泰盐湖古代也是个大湖,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有记载。汉代,湖面还很宽广。现在吉兰泰等几个盐池,就是湖泊最后的浓缩。在腾格里、乌兰布和与巴丹吉林大沙漠中,近年发现了丰富的地下水,一些人又兴奋异常,认为可以大大开发,比如用来垦荒,发展种养殖业。要知道,这些深层地下水,是地质年代湖泊渗漏形成的,用一点就少一点,不可能得到补充。
现在人们说得最多的发展。发展其实是进步的另一种表述。
但一些人始终没有弄懂过发展的本质。在自然界也是如此,进步的近义词是进化,退步的近义词是退化。沙漠化本质上是一种退化。如果沙漠化扩大,还有发展吗?
首先提出“沙漠化”一词的,是法国生态学家阿·奥波利维尔。奥氏在法国政府中,任殖民部水利森林局局长,此人经常到法属西非殖民地国家考察。他发现年降雨量700~1500毫米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由于不加节制的砍伐、焚烧和耕垦,使森林退化为疏林草原,疏林草原进一步退化,就会出现土壤侵蚀、旱生植物侵入等一系列现象,然后出现类似沙漠的景观。奥氏将森林不断退化的过程和结果,称之为沙漠化,或作荒漠化。
阿拉善高原的年降雨量要少得多。
我到过科尔沁、乌兰布的草原与沙地,也到过阴山下,考察过毛乌素沙漠,与这些地方比,阿拉善高原稀疏的灰绿色,简直就没有可称得上草场的地方。几十年间,荒漠化的扩展,速度实在惊人。
对于那位法国生态学家你不能不怀敬意,他提出这一论点是在19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年。
在去居延绿洲途中,我们看了几个牧点。
只有一户牧民,在公路边,离巴彦浩特也不足百里,草场的条件在阿盟算是好的。有顶帐房,也有间房子,一眼深井,但井水不能喝。主人说,这里草场退化严重,20多亩草场才养一只羊子。地上看去还稀稀拉拉地长了些草,很多草牲畜不吃,是毒草。
这家牧人也没有马,帐房外停着辆红色摩托车,非常扎眼。
和主人交谈后,我想起了过去宣传上的偏颇可笑——牧人骑着摩托放牧,好像现代生活进入牧区,是幸福的象征,那篇骑摩托车放牧的消息,还被评为好新闻。在草原上纵马驰骋,要比骑摩托方便和潇洒。至少在西套蒙古,因为草场的退化,牧人养不起马,而改骑摩托车。
中午12点多钟,我们到了苏海图村。
在中国地图上都赫然标有地名的村子,只有几间土坯房散落在公路边。据说,村子和附近的牧点,加起来有300来人,这就是一个苏木(乡)。但常年在苏海图居住的,只有二三十人。有时,村里几天也见不到一个人。
公路边有一家“迎宾旅店”,三间矮矮的房子,两间可以住宿,一间是吃饭的地方,只有一张破旧的方桌和几张条凳。一条黄狗围着转来转去,主人把它轰了出去。同行的盟领导说,能吃饭的也就这个地方了,大家只好凑合着点儿。
“迎宾旅店”的老板姓甘,老家在甘肃民勤。他到阿拉善已30年了。在这里开店也有10来年了。我们十几个人一来,可把他们忙坏了。有时一天小店也没那么多客人。尽管出发前,盟里的有关部门已给苏海图村通了电话,小店里作了准备,有羊肉汤,几个西红柿和茄子。沙漠里,当然不好有过分的要求,一人可以吃上一碗面条。
端着海碗和老板娘聊天。老板娘姓魏,她引以自豪的是她的3个女儿,大女儿20岁了,在店里帮忙。二女儿18岁了,在离这里几百里的吉兰泰盐场技校。三女儿在巴彦浩特的左旗中学上初二。她说,我们都是不识字的人,到苏海图后,生活也不容易。但孩子再也不能耽误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了。
我问,这面条多少钱一碗。她说,八角钱一碗,去年,一碗六角。西红柿、笳子、葱,都是托人从左旗捎来的。这地方啥都不长。
六、一排枯树从关了门的乡邮政所院子里伸出来
不知是因为路况恶劣,还是天气炎热,离开苏海图没多远,汽车一歪,轮胎就爆了。车胎爆了的还不至一辆。其中一辆是被铁钉扎的。这沙石路上哪来铁钉?有人说,是不是修车补胎的使的坏。这路上一天没见几辆车,修车的生意很清谈。不使点小名堂,混不了吃的。后来,又有辆越野车的轮子被弯曲的铁钉扎了,对这种猜测也更坚信了。但我始终将信将疑。路况不好是事实。在这地方生活不易。挪一个地方,也比这里日子要活络得多,用不着使这么坏的主意。真的车抛在路上,几天几夜,前不着村,后不挨店,也很危险。
在烈日的爆晒下,换胎十分辛苦。如果路上再坏一只胎,就跑不到额济纳旗了。
从缓坡下冒出几间土房子,乌力吉到了。乌力吉也叫巴音毛道,这里有另一条路,向东通向杭锦后旗和五原。这里是老归绥——新疆公路上的一个“大站”。镇上也是一片残破,是乡政府的所在地。现在这条公路只通到额济纳旗,原先延往新疆境内的巴里坤——即历史上有名的蒲类海,现在巴里坤湖消失了,公路已经废弃。
到处是断墙败屋。零零落落的十几间房子。有补胎的。司机忙乎开了。我就进了小旅店,跟主人聊天。女老板姓陈,不到30岁,长得很水灵。她就是在这里长大的。3间客房,每间房子里都有三四张木板床,放着被褥,挺洁净的,只是被褥上落了层薄薄的土。这房屋的结构也挺特别,还有内走廊,也许是风沙大,冬天冷之故。她问我们去哪。我说去额旗。她说去额旗晚上赶不到了,住不住店?我说不住吧,有州上的领导安排。她叹了口气。她问我们从哪搭来,我说从北京。女子的眼睛放出光来:“北京,我小时就想去北京,看天安门。可一直没去过。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银川。”我说,这旅店是你家的吧,开个旅馆也不错啊,当老板,有了钱,哪儿不能去?她说,再过几年,是得要走了。我是生在这里的,过去这里的草好得很。骆驼进去,看不见身子,只听到沙沙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