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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陌红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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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琴心说:“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山东来的,现在傍一大款住在亚运村。她的实力
不可估量,一上台魅力四溢。那穿裙子的是杭州人。杭州姑娘腿的比例不太理想。只能
穿裙装。哦——”吴琴心叩叩脑门。想起了什么,招手让杭州姑娘过来。
    杭州姑娘迈着猫步过来了。
    吴琴心撩起她的裙子,在一条侧缝找到了商标,翻出来给我看。商标上三个绣金字,
果然是“念奴娇”。
    我端详远去的模特儿告诉吴琴心心里话:“这裙子可真是不怎么样。完全没个模样。”
    “对了!”吴琴心把玩着酒杯,教导我,“大师级的东西就是没有规范。它超越了
线条色彩形式的模式,呈现一种自由状态。一条裙子穿在女人身上,要能勾起人的无穷
想象——这就是念奴娇的广告词。”
    我说:“这裙子的成本最多三十块钱。”
    “小姐,真正的名牌是无价之宝。”
    “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值罗。”
    一朵芬芳的玫瑰在我和吴琴心之间颤动。我们透过玫瑰挖了对方一眼然后大笑起来。
    我没吃饱,但吃好了。吴琴心没有吃好,但吃饱了。
    在饭店门口,我执意要为吴琴心叫一辆出租车。吴琴心反对。我说:“我们武汉有
一首新民谣,说共产党是爹,银行是娘,等等。”
    吴琴心明白了:“你有爹娘报销?”
    “差不多吧。”我说。我朝一辆奔驰车招手,吴琴心小声提醒我:“奔驰每公里三
块六。”
    我点头表示知道也表示一种阔气。吴琴心暧昧地笑了。说:“看来你也不正派。下
次来北京咱俩深入聊聊生意。”
    “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
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
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
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
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
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
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
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
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
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
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
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
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
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
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
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
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
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
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
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
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
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
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
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
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
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
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
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
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
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
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
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
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
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
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
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
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
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
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
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
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
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
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
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
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
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
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
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
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
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
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
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
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
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
抄进口袋,转身走了。
    我寄存了行李。在电话亭给毛同志打了一个简洁的电话。跳上一辆出租车,转眼到
了西苑饭店。
    我在西苑饭店的酒吧里一边吃水果盅一边等电话。
    我在温暖如春的暖气环境中脱掉了大衣,穿着羊毛衣裙,漫不经心吃着,手里翻着
武侠小说《碧血剑》,注意力始终跟随着吧台上的小姐,因为吧台上的电话由她接。
    电话铃响了,小姐拿起话筒听了听。在她问“哪一位是眉红小姐”的同时我已经站
了起来。
    “成功了!”毛同志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她说:“你的票到手之后我马上找到了招
待所经理。我装出沉痛的模样告诉他:我同房间的旅客不辞而别了。经理大叫:什么?
我说:不过她留下了一些钱和一张三百元的收据,可能是交的房费。经理立刻让我和他
一起下楼到总服务台,一结算房费一分不少当然也不多。服务员急红脸了,说经理这三
百元钱是老赵的。经理说什么老赵的!就是房费嘛!哦,太有趣了!”
    毛同志像个喜欢讲故事的小女孩不厌其详,我静静地听着,觉得这故事非常好听。
    “还有吗?”
    “有!”毛同志快活地咯咯笑。“大概是服务员通知了老赵。老赵很快就赶来了。
在大厅里暴跳如雷,冲我发恼。我说:“你这个人有意思。我与这事有什么关系呢?我
说:你要是懂事,对我客气一点,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老赵的脸变得好快,
当场就陪上笑脸给我说好话。我就装出同情他的样子悄悄告诉他了电话号码。他肯定会
给你打
    电话的,现在他和经理在争吵。”
    “毛同志,让你做了一次特务,好玩吧?”
    “你这个女讶子呀!要当心罗,当心聪明误聪明罗。”
    “谢谢!”我真心地顺从他说,“我记住了你的话。”
    我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就响了。我让小姐接电话。但我站着没动。小姐一听又笑盈盈
将话筒递给了我。
    果然是老赵。
    他怒气冲冲地说:“你应该给我订票费,这是规矩!”
    我自然是和颜悦色。我说:“我当然给。我是因为急事换了住所。”
    “你什么时候给我?”
    “现在就给。我在西苑饭店酒吧等你。”
    “我又得出车马费!”
    “这一趟的我报销。”
    老赵直喘粗气。“喂,我马上就到。我告诉你放明白一点,咱是北京人,在北京你
甭给咱玩猫腻!”
    我说:“我在北京什么都没玩。”
    一只细颈瓷花瓶里头插着一支粉红色的月季。我把一张百元钞一张伍拾元钞放在一
块,用花瓶压在桌布上。
    老赵进门了。他的衣冠不整被把门的门卫狠狠蔑视了一眼。老赵的步子小心翼翼,
好像怕在光可鉴人的地上摔倒。
    待酒吧小姐将老赵引导到我的桌旁,他的气焰已经在表面熄灭了。我请他喝咖啡。
    “给我!”他低声说。
    我指了指花瓶。
    “应该是三百元。”
    “应该是一百五十元。你给我买的是三天之后的票。”我轻声细语说,“做生意,
规矩和信誉是最重要的。骗人也要看看对方是谁。”
    “我操——”
    “小姐。”
    酒吧小姐应声而来。我给了老赵几秒时间,他紧闭嘴巴。我说:“我也要杯热咖啡。”
    “好的。”小姐应声而去。
    老赵抓起钱塞进了衣服口袋。一脸霉气。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大厅。
    这是我在北京最惬意的一刻。
    西苑饭店流光溢彩一尘不染简直与我那招待所有着天渊之别。因此我特别想在这里
和王先生见一面。我设想他大吃一惊然后无可奈何地为我在酒吧的消费付款。用这个节
目向王先生作别吧,不在我们一同出门旅行了一次。尽管他厌恶我或者说对我没兴趣。
不知道年过半百阅历丰富的王先生明白不明白,男人对女人表示没兴趣是对女人多么大
的侮慢。
    我往王先生房间打了一下午电话,他始终不在。
    我在西苑饭店门口东张西望,踱来踱去,兀然心生一念,便伸手打了一辆面的。
    司机问:“上哪儿?”
    “兜风。”我说,“走三里河路过木握地上复兴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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