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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深地陷入沉思，过去的，刚刚过去的一切，折磨着他，那些变得比眼前的事物更真实。
他又生活在其中了，生活在他被驱逐出法国以后的几个周内。
他记得，他又回到了纽约，回到兰德尔集团公司的办公室里，回到了忠诚的秘书万达身边，回到了助手乔·霍金斯和律师萨德·克劳福德身边，回到了其他人身边，开始为公司的事务忙碌。但因为他对一切已经不感兴趣，因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因为他没有了信仰和奋斗的目标，因而显得萎靡不振。
他想逃走。5个半月中他3次企图逃走。萨德·克劳福德在弗蒙特有一处世外桃源似的农庄，他曾是一个农场主。那里有牲畜，有一条小溪环绕而过，此外还有一间舒适的没有人住的别墅，兰德尔想到那儿去放置“幽灵”，这些“幽灵”像恶梦般的拼贴画，它们有阿姆斯特丹的、巴黎的、奥斯蒂亚·安蒂卡的、惠勒的、弗鲁米的、莱布朗的、还有詹姆斯福音的。他便带着他的磁带、他的笔记、他最近的备忘录，还有一台小型的打字机到了那儿。他用电话与外界联系，与公司职员联系，与他在洛杉矶的女儿联系，与他在奥克城的父母联系。但是，他把大部分清醒的时刻用来写书，用来写那本《第二次复活内幕》的书。
那几个月的日于并不好过，他感到困惑，愤怒，自我怜悯，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感觉困惑。他一面写文章，一面借酒浇愁，他试着用笔和酒把他内脏里的怨气发泄出来。他写了几令纸，把“第二次复活”的全部内幕都揭露、曝光出来，把他过去的前后经过都写了出来，关于莱布朗和他在罗马的见面，关于阴险狡诈的弗鲁米的卑鄙行径，关于他被法国驱逐出境的过程，还有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除了安杰拉。他放过了她。
把这些写出来的时候，他有时觉得自己在写一本最伟大的侦探故事。有时，他相信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揭露过宗教的虚伪、欺诈和对世人愚弄。又有一些日子，他又非常肯定地认为自己写出了一部病态、玩世不恭的妄想狂，最露骨的自传。
他一边喝酒一边写书，可以说那一页页的稿纸都是从威士忌的河流中飘流出来的。
书写完时，他体内最后一滴毒液已被排出。剩下的只是他孤独的空壳和丝毫没有减少的困惑。
当葱绿的青草在萧瑟的秋风中变黄时，他离开了弗蒙特的农屋，回到了纽约，并带回了他的手稿。他把手稿放在办公室保险柜里，只有万达和他自己知道。他不知道是否该出版这些。如果写这部作品只是为了驱除体内的撒旦的话，这部稿件就可放置起来。但他还想出版它，用它来和惠勒他们制造出的怪物作斗争，尽管这怪物的影响已遍及全国，以至半个世界。
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他相信，绝对没有一部作品比《国际新约》更为成功。无论你读这本书的哪一部分，它都会将你吸引住。它会努力使你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使你陷入它的陷阱中，然后吞没你。电台、电视台不分昼夜地充斥着这一切。报纸和杂志没有一天不登有它的故事、图片和广告。如果你去商店买东西，去酒吧玩乐，去餐馆就餐，去参加舞会，你随时都会听到人们在讨论这事儿的。
锣鼓在敲，上帝恩赐给凡人的耶稣在不限制名额地召集人们虔诚的灵魂。暴力事件的减少被一些人归因于心灵转向基督。经济的发展被另一些人认为是因为耶稣重返人问。服毒人数的下降也归因于基督。战争的结束、和平谈判的开始、普遍的富裕和舒适、全球友爱互助的气氛成风，这一切都被刚刚觉悟的信仰者视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
兰德尔从最新的报道中得知，《国际新约》的精装本在美国卖到了300万册，估计全世界已卖到了4亿册。所有这些只不过在3个或4个月中。
他觉得应该出版这部暴露“第二次复活”内幕的书。虽然那可能是以卵击石，但通过自己的公司全力以赴的宣传，以实击虚，说不定还可以出奇制胜。
正在他考虑这个行动的时候，兰德尔接到了他已等候多时的电话，那是奥丹·布勒打来的。奥丹·布勒是全球集团企业的头。兰德尔集团企业被全球集团企业接管的合同早已准备好。在兰德尔参与“第二次复活”宣传事宜之前，他委托律师萨德·克劳福德代表自己将这事办妥，但却一直拖到现在。克劳福德曾试图想同布勒的代理人解决这个问题，但却失败了。他不知其中的奥妙何在，可兰德尔是知道的。他知道，惠勒是布勒的好朋友，而惠勒在巴黎曾警告过他：要与“第二次复活”保持一致，否则后果自负。
终于，布勒的电话打来了，是打给他本人的。谈话非常简短，几乎没有废话，直切主题，语气很不友好。
“兰德尔，我从乔治·L·惠勒那听说了，他现在是成绩卓越。他告诉我他这一切一点都不是因为你。他说你为了阻止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说你阴谋破坏这个计划。你想对此说些什么？”
“我努力去阻止它的发生，因为我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骗局。”
“我也已经听他这么说了。是什么使你这么干的？你是个无神论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我不能为我不信仰的事物作宣传。”
“听着，兰德尔，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把它留给惠勒他们去管好了，你做你自己的事。现在合同就在我的桌子上，我吸收你进全球集团企业之前必须知道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我站在哪边？”
“你以后怎样处理《国际新约》？你还要阴谋破坏它，找些麻烦，做一些颠覆工作或者别的什么吗？我的意思是，像做些演讲，写写书或出版一些垃圾一样的东西来和这本新的《圣经》做对吗？我想知道，而且惠勒也想知道。如果你还有这样一些动机的话，我不想和你打交道。如果你聪明地做一位体面、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认为你会这样——这样的话会让你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么我就会签合同。但是，我需要把这些写成书面的，作为合同的补充，这样我就签字。这个合同的补充条款，就是不允许你散布或出版反对《国际新约》的颠覆性言论。如果我有了这条保证，我就能保证你进入全球集团企业。你是什么意思——答应还是不答应？”
“也许。”
“达到底是什么意思？”
“布勒先生，可能是同意，也可能是不同意。我的意思是在仔细考虑之前我从来都不做重大的决定。”
“好，你快点思考，年轻人。我希望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听到你的回信。”
他挂上了电话以后，兰德尔惊呆了。他被“第二次复活”开除是一回事，而和全球集团企业打交道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同他们闹翻，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他将来的一切都系于这次交易的成败上。这是他在激烈的竞争中的最后一条退路。不过，布勒附加的条件也太无法令人接受了。想着想着，他就觉得不是滋味，直想呕吐。他反复权衡着布勒桌上的合同和自己放在保险柜里的手稿，但还是不知道哪个更为重要。
几周以后，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使他比以前更感到困惑。几个月来，兰德尔一直想和麦克洛克林联系上，想告诉他自己由于某种不能透露的原因而不得不违背最初的协商。麦克洛克林一直在继续他的秘密活动，很长时间都与他联系不上。
“这会儿他的电话打来了，正等你接电话。”万达告诉他，“他从DC区打来的，说他回来是想看萨德·克劳福德和你的信件，他很抱歉自己一去这么长时间。现在他正焦急地等着和你谈话，想同你制定下步计划。我把他电话接过来，好吗？”
兰德尔想到要告诉麦克洛克林他必须要告诉的事情，就犹豫了。“不，今天不行，万达。我还没有想好。万达，你告诉他我因公去了欧洲。告诉他等我下个月回来后给他打电话，最迟不过年底。”
那天他已经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那就是不管它。如果你不管它，不想它，不面对它，它就会自动走开。如果他走开了，就不存在什么问题。至少在年底以前，可以不想它。
对，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管它并且尽情地喝酒。
所以，他就喝酒，从10月下旬到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时间，他像过去那样喝个不停，不掺别的，喝纯粹的白酒，他把白酒当作良心和事业问题的解药，当作解除困惑的良医，当作排除孤独的伴侣。唯一的麻烦是，你不得不清醒过来。那时候他变得更清醒，然后，他重归寂寞。
他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孤独过，不管是床上还是床下。
于是，他又记起了治疗这种疾病的古老药方，和喝酒一样，他大剂量地服用。
女孩们、妇女们，那些高雅的，裸露的，到处都有。她们很容易走到那些成功的、花钱大方的显要人物身边，于是他去找她们。乳房丰满的女演员、神经过敏的刚接触社会的小女孩，——那些来他办公室谈生意的人们，那些他在酒吧间或在迪斯科舞厅找到的人们，或者通过介绍（问她有没有朋友）认识的人们——她们都和他喝酒喝得烂醉，和他一起脱衣睡觉，和他做爱。但是当他在云雨之后将要睡觉之时，他知道他仍旧孤独。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绝望中，他寻找出路。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有意义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性。
一天晚上，非常劳累，他决定给旧金山的巴巴拉打个电话，看那样会不会好些，也许它能使自己暂时休息一下。但是当管家在电话里说，“这是伯克家”时，兰德尔迷迷糊糊地记起几个月前巴巴拉已嫁给了混蛋伯克，他马上把烫手的电话挂上了。
还有一天晚上，也是难以入睡的时刻，感到悲伤又孤独。他忽然想打电话给他的最后一个女朋友，那个极其性感的达丽娜——尼科尔森——她到底他妈的在哪儿？——对，在堪萨斯城。请求她的原谅，把她拉回到自己的床上。他相信她肯定会抛弃那个男朋友，那个小孩罗伊·英格拉姆，跑着到他的身边。但是当他拿电话时，他突然记起了达丽娜要与他结婚，正是这个，他们才在阿姆斯特丹分手的。他的手没拿起电话，倒是抓到了酒瓶。
在他最孤独的时刻，他曾冒着失去一位最为能干的女秘书的危险，把手伸向了万达。在离开办公室之前，他向万达提出非分的要求。他的感情热烈而痛苦。万达聪明能干，胸部丰满，臀部圆滚，是个十分性感的黑人女孩儿，撩得他心里火辣辣的，他要她，要同她一起睡觉，要同她做爱。而她则说：“好的，老板，我一直在想，不知你什么时候才会找我。”
她曾经每晚和他一起睡。她那黑亮诱人的身体扑向他，长长的臂膀向他伸去，红红的乳头顶着他，丰满的大腿为他分开，她迎合着他，顺从他，对他无微不至。她曾和他在一起度过了30个夜晚，——没别的想法。一次一次地——并不是为了保全现在的职位，也不是对他的崇拜和爱慕，而是一种深深的，对他的需要和处境的了解和关怀，所以她的爱只是一种怜悯。一个月以后，他感觉到了这些，带着感激和羞愧，他不再和她做爱，而是把她当作了办公桌前的朋友和秘书。
终于，在上周，他接到了来自罗马的信，里面是一张节日贺卡——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在卡片的空白页上有几行字。发信人只简单注名：安杰拉。
她经常想到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她还为他的平安和健康祈祷。她父亲还是老样子，半死半活地，全不知他的铲子挖出的奇迹。她的姐姐很好，孩子们也很好。至于她自己，她非常忙，《国际新约》出版后忙着替他父亲写回信，忙着以她父亲的名义写文章和接受采访。不管怎样，最近惠勒接她到纽约拍一周的电视。她将在圣诞节的早晨到达。她将住在普拉扎饭店。
“如果你感觉有必要和有用处的话，史蒂夫，我很高兴见到你。”然后，简单地签上：安杰拉。
他还不知道怎样给她回信，所以就没写，甚至没有解释他要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离开纽约去看他女儿他父母亲。女儿要从加利福尼亚来威斯康星州和他见面，所以就不可能在纽约见安杰拉——即使他想见她——或者说敢见她的话。
安杰拉的来信是5个半月来第一件使他清醒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他昨晚回到奥克城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围在圣诞树旁，喝传统的蛋奶，交换、拆解包裹着的令人惊喜的礼物，在门前雪地上和朱迪一起听圣歌。
第三件使他清醒的事情发生在教堂的前排板凳那儿。
突然，兰德尔意识到自己现在坐在教堂前排的板凳上。汤姆·凯里的讲道已经结束，他身边的人们，他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正在从板凳上站起来。
在这片刻之间，他看到了他们闪亮的眼睛，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因为充满了希望而闪耀着光芒——他的母亲，满含感激和幸福，他的父亲，心旷神怡。他父母亲看上去都比过去年轻了许多，他们都因为能听到这伟大的声音而感到极其激动。他妹妹克莱尔现在要比以前更加坚定而自信，使她更下定了决心不再去找那位已经结婚的情人、雇主，不再继续那份工作，她要走自己的路，找另一个人重新开始生活。他女儿朱迪在听了讲道之后表现得沉静，有一种兰德尔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成熟。
他回头一望，800多位教区居民，正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带着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温馨、样和、自信走出教堂。
为达到目的，任何一种手段都可以。安杰拉在他们最后一次的相聚时曾这么告诉他。
手段不重要。目的才是一切。
她是这么说的。
对于这话，他否定过。
然而，现在，在这一时刻——因为它是圣诞节，因为它是家，因为它是几个月中最使人清醒的时刻，他亲自看到了成百双眼睛闪耀出来的对神仰望的光辉——这一时刻，他可能会对安杰拉说，——也许目的是最重要的。
他将永远，永远不再像当时那么坚决。
他往前倾了一点去吻母亲。“太妙了，是不是？”他说道。
“想想，孩子，我活到能看到这一天真是太好了。”她说，“即使将来不再有这样的日子，我和你父亲也满足了，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的，妈妈。”他说，“再说一句圣诞快乐。妈，您和克莱尔、赫尔曼舅舅，还有埃德·约翰逊和朱迪回家去吧。我租了一辆车，爸和我要一起坐车回去。我们要走那条远路，就像我小时候那样，那时候爸常开着车，还记得吗？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妈，饭还未热时我们就到了。”
他转向父亲，父亲正拄着拐杖。他把胳膊放进父亲腋窝搀扶父亲，领他到红地毯的走廊来。
父亲对他微微一笑，“我们欠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没有全心全意地敬畏他、信仰他。可他仍然赐福于我们，使我们健康、精神地在一起听他的好信息。”
“是的，爸，”兰德尔柔声地说。父亲现在说话又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他感到轻松了一些。
“好，孩子，现在，”令人尊敬的内森·兰德尔和从前一样诚恳，“我想我们今天在教堂听讲道的时间很长了。和你一块儿回家实在是一件快事，只要和以前一样。”
他们一路上的确又和往日一样了，但是兰德尔的感觉又与往昔不同。
他们回家的路要走很远，这是一条碎石和土铺成的小路。路上，已被刚刚下的雪掩盖了，路旁有一个小池塘，四周都是白雪，像是给池塘穿上的裙子。从这条路回家比那条通过奥克城商业区的道路远10或15分钟。
兰德尔慢慢开着车，仔细回味着令人怀旧的插曲。
兰德尔觉得他们两人都有点滑稽，因为那堆在身上的厚厚的衣服使他看上去像圆圆的大胖娃娃。还在教堂时意识到气温下降了，太阳的光也没有多少热度，他们在教堂的门厅里便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围巾和手套。现在，坐在这辆租来的汽车上（暖气坏了），他们倒也觉得很舒适、温暖。
一会儿后，父亲开始说话，有时因为生病的原因显得说不清楚，但是他的能量似乎又被煽动了起来。兰德尔非常高兴地保持沉默，静静地听父亲说话。
“看那边的池塘，”他父亲用手一指说，“世界上还有比这个自然景象更美更宁静的吗？我总是对埃德·约翰逊说，如果索罗当初见到了这地方，肯定就不会喜欢沃尔登了。很高兴他没见到这地方，否则，经他一渲染，这里肯定被游客挤满了。那乱丢的烂纸和啤酒瓶一定会使我们受不了的。你看，现在还是你小时候的那样子，你还记得吗？史蒂夫？”
“我还记得，爸爸，”兰德尔静静地说。他盯着湖面，湖的四周是密密的树林，水已经看不见了。“湖结冰了。”
“结冰了。”父亲重复说。“湖面一结冰，冰层就有大约6英寸厚，很坚硬，我们过去常来这儿钓鱼。还记得咱们破冰钓鱼吗，孩子？”他不等回答，接着说，“我们俩都要凿几个冰洞，一直凿透冰面，然后我们放好网和钓鱼杆。根据规定，一个人只允许捉5条。我置好一个需要很长时间，你呢？拿起一根棍，在尖上刻一个槽，把金属鱼杆放进槽内固定紧，鱼杆的线钧一头放有鲸鱼，另一头有你的小红旗。我们把那棍放进洞边插紧，把带有诱饵的钓鱼线放进水里。然后，我们都到我们停车的地方或者回到岸上，我们拍打自己，或者相互拍拍，那时带着那种连指手套，拍打拍打为的是促进血液循环。我们燃起一堆火，围坐在火旁，我们一边开玩笑、唱歌，一边看着那些小旗子。突然，池塘边上有鱼上钩了，一个小旗子会立即竖起来，我们像印第安人一样欢呼着连滚带爬地跑到冰上，看谁先拽上一条黑鲈鱼或者一条小梭鱼。你开始长个后，腿就挺长了，那时通常是你第一。”
兰德尔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切，不由得一阵心酸，他说，“爸，什么时候你再来一次。”
“不行了，至少冬天不行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