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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150英里。其长、宽、高是相等的’。如果一个人到天堂之后，他所要的立锥之地是10方英尺的话，那么天堂能容多少人，你一算便知道了。但自从约翰给我们这个资料后，所死亡的要进入天堂的人不知要超过天堂容量的多少倍了。也就是说，天堂绝对容不下他们。事实上，天堂早已人满为患了，你说是吗？”
兰德尔笑了出来。“太妙了。非常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到最后我被弄得焦头烂额。当我的科学道理受到别人的钦慕之时，我的圣经知识变得越来越差了。在接下去的那期校友期刊上，刊登了巴黎天主教协会的一位神学教授写的一封讽刺信。他批评了我，说我没有仔细看《新约》。约翰所描绘的天堂并不在天上，而是在地球上——‘我看到了一个新天堂和一个新地狱’——这个想象中的天堂，新耶路撒冷，真正的以色列，有12座城门，有河流，只给‘以色列12支族的孩子’提供住宿。简单一点说，足够宽敞，可以满足需求了。而且不会造成人口爆炸。嗯，这给了我一个教训，要避免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圣经。可我仍然不相信有天堂这样的地方存在。”
“我想，我怀疑还有许多人不相信它存在，”兰德尔说道，“毕竟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原教旨主义的信徒。有一大部分人，包括一些信仰宗教的人，不可能完全地理解圣经。”
“仍然有太多的人相信天堂，相信来世，相信上帝，相信迷信。他们不是经由理性的信仰，而是出于害怕而信仰这些东西。他们担心不相信宗教会导致灾难的降临。他们不敢提出疑问。兰德尔先生，我总是追根究底。我不会相信那些用科学和理性无法解释的东西。这种怀疑态度给我的婚姻和整个婚后生活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困扰。”
“您结婚多少年了，奥伯特教授？”
“到上个月为止刚好9年。我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来自一个极为正统的、严格的、敬畏上帝的天主教家庭，就像她仍健在的父母一样，我的妻子也是一个毫不怀疑的宗教信仰者。她的父母，尤其是她父亲，支配着她。她父亲是法国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是罗马天主教堂在欧洲的宗教组织的成员。事实上，加布里埃尔的父亲是宗教界的著名领导者之一。他领导的这个宗教组织叫奥帕斯·德。”说到这儿，他看了兰德尔一眼，“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奥帕斯·德（Opus Del）？”
“我——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我简单地向你说一下。1928年，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一名律师皈依宗教，他的名字叫琼斯·玛丽亚·埃斯克里瓦，他创立了奥帕斯·德这个宗教组织，这个组织在天主教的授意下，开始印刷早期的宗教书籍，并半公开地宣传要用宗教重新统治西方世界。这个组织要求它的成员遵照天主教的生活来严格要求自己，并严格遵循它的清规戒律。这种宗教思想从西班牙开始，传到世界各地，法国、美国，大约世界上70多个国家。直到梵蒂冈不得不承认它，并开始领导这个组织。谁也不知道奥帕斯·德有多少成员？也许有1万多，也许是2万多，他们试图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商业、经济、政府部门和政治领域、教育领域，尤其是对年青人进行教育的学校。他们所崇尚的此种教义安慰穷人要安于现状，遵循或遵从主的博大胸怀的领导。教义中还说富有的人必须信仰贫穷的美德，而且应保持简朴，这样才可以永远富有。成员们都必须遵从主的意志，只有当万分危急时才可以做出非上帝意志的行动。他们还必须有纯洁的精神世界，即使当他们结婚，或有了孩子都必须保守纯洁。因为他们认为，纯洁并不意味着要独身，保守贞节并不是就不结婚。现在你可以略微闻出我的岳父和我妻子加布里埃尔的宗教气息了，你明白我上面所说的吗？”
“不错，我明白了。”兰德尔回答。他真不明白他的这位主人为什么对客人把这一切都抖了出来。
“我的信仰奥帕斯·德的妻子住在里昂。”奥伯特教授接着说道，“我们互相适应了对方，除了存在一些小矛盾外，我和加布里埃尔基本上还是和谐的。但在最近几年中，我们之间渐渐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因为孩子。罗马教堂说需要繁殖孩子，奥帕斯·德也说需要有孩子，我岳父也赞成我们有个孩子。《创世纪》上说：‘为了地球的生存，繁荣与发展要有孩子’，因此我的妻子需要生孩子，不是一个两个孩子，而是许许多多的孩子。相反的，我是一个科学家，在核威胁方面有深入研究的科学家。我知道人口过多会带来的实际问题，我一直赞同要尽力控制地球上人口的增长，而且我也赞同为控制人口增长而采取惩罚措施的组织。因此，我拒绝生养许多孩子，甚至一个孩子也不想要。在一年前，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在她父母的强大压力下，我可怜的妻子坚持说我们应有孩子。我拒绝这样做，于是我的老岳父让加布里埃尔到梵蒂冈去解除我们俩的婚姻。我的妻子不愿意这样做，但她确实想要孩子，我也不想解除我们俩的婚姻，但又不希望有孩子。坦率地讲，我非常讨厌孩子，不过又没办法。如果我不要孩子，就要解除婚姻。我一直拖着，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希望有一种妥善的办法，既能解决矛盾又能挽救我的婚姻。”
兰德尔想听下文的结局，于是便不说话，继续扮演一名被动的、聆听者的角色。
几秒钟后，奥伯特教授继续说：
“10个月前，一位《国际新约》的法国出版商到我这儿来，他名叫方丹。我们俩是挚友。他对我说，‘你想知道我们那个羊皮稿纸和纸草纸鉴定的结果吗？’说完后，他同我一起离开。后来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聚会。我们见到了法文译本的羊皮纸文稿和詹姆斯的福音书的重要章节。当然，兰德尔先生，你应该理解当我用各种先进的设备来鉴定羊皮纸文稿和纸草纸文稿时的辛苦。而且我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去阅读这其中的内容，甚至有机会时也没有去读。直到10个月前，我读到了，第一次读到这些文稿的含义。”他笑了笑，“你能感到它们对我的震动有多大吗？尤其是詹姆斯的福音。”
“我想我可以想象得到。”兰德尔回答。
“没有人能够想象到，我这样一个客观的科学家，多年来寻觅的东西竟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个科学家，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待一些事物。我承认，在我冷清清的实验室里，我发现了这条真理。现在，我再也不否认这一点了，我们的主真的存在于世上。我首先的反应就是，我将如何改变自己？就好像自已被送到了另一个世界。对我来说，上帝之子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上帝的存在自然也是真的了。这是第一次，就像哈姆雷特，我发现这其中有我们在科学领域中永远无法寻觅到的真理，一种信仰。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是毫无根据地在信仰上帝，但那只是一种盲目的信仰，而现在，他们的信仰将被事实所证实，人们不再毫无根据地去信仰自己的宗教，去相信、去信仰一个真实存在的领袖。人的信仰中自然有许多是抽象的东西，有些不为人所知的动机，但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信教呢？”
奥伯特用富有挑衅性的眼光看着兰德尔。而兰德尔只好意地耸了一下眉，说：“为什么不呢，真的？”
“因此，亲爱的先生，第一次，完全是第一次，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先辈们和同事们为什么常常把宗教信仰和科学结合在一起。布雷塞·帕斯卡尔，17世纪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当他皈依基督教时曾说：‘心跳动也是有原因的，只是不知道是何原因。’”
“我想帕斯卡尔是个心理学家。”兰德尔打断他的话。
“开始时他肯定是个科学家，”奥伯特教授说，“他绝对是一个科学家。在他16岁时曾写过一篇文章。他最早发现了模糊数学，而且第一个发明计算机，并把这台计算机送到瑞典王后克里斯蒂娜那里。他还阐明并制作了一个温度表。然而，他相信奇迹，因为他经历过一次。他相信自然界中存在超越于人类的一种冥冥之力。帕斯卡尔写道：‘男人们鄙视宗教，因为他们害怕宗教是真实存在的。为了治愈这种心理，首先就要知道宗教并不是和推理相冲突！其实要知道宗教是令人崇敬的，是值得人崇拜的；最后再承认它是真实的。’帕斯卡尔认为——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不宁可信其有呢？‘如果你赢得了一切；如果你输了，你什么都没有失去。那么，就毫不迟疑地把赌押在上帝存在上吧。’那就是帕斯卡尔。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人。”
“其他人？”
“科学家们是可以生活在推理和超自然之间的。我们所敬爱的巴斯德，承认他对自然界的神秘观察思考得越多，就越像一个目不识丁的农人似的信仰上帝。还有爱因斯坦——他认为宗教和科学之间没有冲突。他说，科学致力于‘是什么’，而宗教致力于‘应该是什么’。爱因斯坦认为，‘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丽的事情也是最神秘难解的。要知道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确实存在，而我们这些愚钝的脑子无法理解最高智慧和最光辉灿烂的美丽——这种知识，这种感觉，是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中心。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属于对宗教虔诚的人’。”
奥伯特教授很想知道自己给兰德尔的印象是什么，他好像是害羞似的对兰德尔笑了一笑，“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也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他继续说道，“第一次我觉得佛洛德说的‘用对科学的迷信来嘲笑宗教的迷信’很好笑。一夜之间，我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即使不是在实验室里，也是在家里。我对待我妻子和她的想法与要求的态度，我对家庭意义的态度都变了。甚至于生儿育女的观念——这是我至少应该考虑的。”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奥伯特马上站了起来，高兴地微笑着，兰德尔也跟着站了起来。一个年轻女人大概35岁左右，发式精美，举止优雅，脸上精致地化了妆，戴着昂贵的首饰，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奥伯特拥抱了她，并分别在两颊上给了她一个吻。
“加布里埃尔，我的宝贝，”奥伯特说道，“快来见见我的美国客人，史蒂夫·兰德尔先生。”
“Enchantec”，加布里埃尔·奥伯特说道。
兰德尔和她握了手，当他的眼光往下移时，发现她已经很明显地怀孕了。
18
加布里埃尔·奥伯特注意到了他的眼光，她很高兴地证实了兰德尔未说出口的想法，“是的，”她几乎是唱着说道，“不用过一个月，亨利和我将有第一个孩子了。”
兰德尔在晚上11点搭车离开了巴黎，登上了去法兰克福的晚班火车。他的私人小室里，床铺已经整理好了。他脱衣服上床后，很快就入睡了。早晨7点15分，一阵蜂音器的嗡嗡声过后，接着又是响亮的敲门声吵醒了他。卧车列车员给他送来了一杯热茶。面包和黄油，还有一张两法郎的帐单。同时还把护照和火车票也归还给了他。
兰德尔穿上衣服后，便把窗帘拉开了。在接下去的15分钟内，在他眼前飞过一幕幕多彩的活动画面——绿色的森林。宽阔的高速公路、高耸的建筑物，然后，铁路轨道越来越密。一列列红色的火车正启动待发，原来是法兰克福火车站已经到了。
兰德尔在火车站的一个柜台上把旅行支票兑换成德国马克后，坐进了一辆出租车，朝法兰克福饭店驶去。到饭店登记后，又询问了一下柜台后的服务员，看是否有他的信件，然后又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接着，服务员领他到了早就为他预订好的套房。兰德尔顾不得休息，先打量了一下住所——一个带阳台的卧室，石栏杆上摆着漂亮的花盆，旁边的客厅有一扇很高的法式窗。凭窗眺望，可以看到许多商店的名字。
眼下，他到了德国，不错，50多个小时的奔波从阿姆斯特丹到了米兰，又到巴黎，然后再来到了法兰克福，这个旅行实在是令人有点晕眩。
现在是8点15分，再过40分钟，赫尔·卡尔·亨宁派来接他去美因茨的汽车就要到了。兰德尔向饭店要了一份丰盛的早餐，又让人把他的衣服熨平整了，看完报纸后，又把关于赫尔·卡尔·亨宁的宣传文件重新看了一遍，然后给阿姆斯特丹的洛丽·库克打了电话，让她帮安杰拉·蒙蒂准备好一个安全通行证和办公的地方。接着，又弄确实了奈特博士和杰弗里斯博士是否已经从伦敦到了阿姆斯特丹。做完这些事后，出发的时间就到了。
从喧闹的法兰克福开车到比较安静的美因茨花了50分钟。那个抽着雪茄烟的年龄较大的德国司机，按照路标所指示的方向进入了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只见高速公路的两旁站着许多背着重重的背囊，想搭便车的人。偶尔还能看见盖着帆布的卡车和载着戴着银色头盔的警察的摩托车急驶而过。兰德尔从车窗外还看到了青葱的森林，涂成天蓝色的加油站。桔黄色的路牌上面画着黑色的箭头指向乡间小村。经过几个飞机场、农庄、冒烟的工厂，终于看到了上面写着“美因茨”的路标。他们把汽车开下斜坡，经过了铁路轨道上的砖桥，又经过了莱茵河河上的一座长桥，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因茨。
5分钟后，他们的车停在了一幢6层高、相当现代化的有两个旋转门的办公大楼前面。
最后总算到了，兰德尔如是想。现在，他将看到《国际新约》正式和观众见面前的最后一次彩排。他多么希望蒙蒂教授或安杰拉——其实是安杰拉——在这儿和他一起看到奥斯蒂亚·安蒂卡古迹里的美梦是怎样在现代的德国美因茨变为现实的。
兰德尔谢过了亨宁的司机，打开后车门，刚要出来时，他看到远处的旋转门里走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家伙油头粉面，瘦高个，停下吸了一口空气，从一个金色的烟盒中拿出了一支香烟。兰德尔仍然保持着一半身体在车内，一半身体在车外的姿势。他努力想记起这张脸，白皙的皮肤，雪貂般的眼睛。当那人把香烟拿到唇边时，露出了他那突出的牙齿，兰德尔立即记起他是谁了。他马上退回车里，躲到后座上。
这个人是普卢默——《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
兰德尔似乎像被冻住了似地等在那儿。普卢默呼出了一口烟后，目不斜视，趾高气扬地上了人行道。红灯亮了，他等了一会儿后，穿过街道，不久就从兰德尔的视野中消失了。
普卢默到了美因茨，刚刚走出了这本天书的防护堡垒，走出了它的印刷及制作的总司令部。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兰德尔一点也没有耽误，匆匆忙忙走入亨宁的办公大厦，向两位穿着蓝色长裙的接待小姐出示了证件。其中一位领着他上了电梯，穿过一条宽阔的大理石走廊，来到亨宁的私人办公室。
办公室内空气清新，倒像是从斯堪得纳维亚山上完好无损地运过来似的。赫尔·卡尔·亨宁用几乎把他骨头挤碎的握手热情欢迎了他。
“先用德语！willkommen！Schon dass Sie da sind！”亨宁用刺耳的声音说道，“现在用英语！欢迎！很高兴你能来这儿——这个改变了地球面目的城市，不久，赫尔·卡尔·亨宁将再次改变它。”他的声音低沉刺耳，把听者的鼓膜震得直响。
亨宁的相貌就像一个肌肉发达的角斗士，他的头特别大，和身体比例不协调，剪着短短的普鲁士人的头发，红红的脸，好像是被一个大拳头重击后变凹了似的。眼窝深陷，蒜头鼻子，黑黄的牙齿，因干燥而裂了口的嘴唇，脖子短得几乎看不见。他确实像一个覆盖了华贵的灰色丝质套装的矮胖的角斗士。他欢迎兰德尔的到来，并不仅仅因为兰德尔和他是这项秘密计划的同事，而且也因为兰德尔是美国人。他对美国人有种偏爱，尤其是那些聪明的美国商人。他为自己能说一口不带德国口音的美国式英语而非英国式英语感到十分自豪，只是最近他很少有机会使用他那标准的美国英语。
“请坐，”他先用德语后又用英语说，一边粗鲁地把兰德尔推到他的办公桌和墙壁之间的一张舒适的皮革椅子上。整个办公室的墙壁都被一张巨大的美因茨地图覆盖了，地图周围的银色框架上有一行字：Anno Domini 1933betMeriar．他用粗厉的发音说完一句德语后，走到一个橡木做的五斗橱前。打开门后，露出了一个酒柜和一个微型冰箱。他倒了一杯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给兰德尔，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坐到办公桌后面的那张巨型的办公椅上。兰德尔也连忙打开录音机。
“我父亲之所以创建这个公司，是因为德国印刷商的愚蠢行为惹恼了他，”亨宁说道，“一个印刷商光为商店制作纸张，而另一个印刷商则只印信封，而且和另一家的信封还配不上，所以我父亲便兼制纸张和信封，赚了不少钱。他去世以后——那时他刚刚开始印刷书籍——我便继承了他的事业。我再也不印纸张和信封了，我把所有的机器都用来印刷书本。今天，我已拥有500个工人。嘿，我可以说，赫尔·卡尔·亨宁干得不错，干得相当不错。”
兰德尔努力显出钦佩的样子。
“幸运得很，我想这也是戴克哈德博士坚持要我承担这项任务的原因，我过去对《圣经》印刷工作是很认真的，”亨宁继续说道，“德国大部分《圣经》是在斯图加特附近印刷的。我远离那儿，住在美因茨。美国茨是个好地方，从美因茨到汉堡和慕尼黑都十分方便，所以用船把货物运输到各地又快又便宜。还有，我的印刷工人都是老手，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的祖先就是搞印刷的，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印刷。我们有印刷《圣经》的经验，我们印刷过几本手工制作的《圣经》，只是没赚钱，便放弃了。因此，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将《国际新约》印好。”
“印刷这部《国际新约》，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亨宁咂着唇。“让我想一想。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