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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34。6 日军“一号作战”的检讨与其造成之后果
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事实上，当时的共军若是全力出（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它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持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局也会有决定性的不同。假如史迪威能认真执行其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责，面对这场大决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全局作战部署的策略，其实他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国战区面临决战的警告，要求美国迅速大量增加对中国作战物资的援助，增调美国空军支持中国战区，放手由陈纳德指挥空军，以及全力支持蒋介石将精锐的远征军回防湖南，参与衡阳决战，那么整个战局的结果必然完全不一样。日军若在衡阳遭到惨败的打击，整个中国战区的局势必成为日军的梦魇，日本很可能会提早考虑投降与和谈。不但不必苏联参战，美国也不必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了。
以整个战局分析，假如当时盟国的领袖，能够把长衡会战当成盟国在亚洲大陆的主力决战，看成是同盟国可以利用的历史机会，以击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主力，那么盟国可以提前展开亚洲大陆战的攻击矛头，直接击溃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行动。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盟军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日后也无需接受苏联参战的勒索，甚至会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减少双方军民的伤亡。所以面对衡阳会战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会战，盟国应该在接到情报之后，就拟定一个跨战区的紧急军力动员计划，全力优先支持陈纳德指挥中国战区所有的美国空军作战；同时至少能够增派二百架最新的P…51野马式战机，与一百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给陈纳德全权指挥。盟军飞机必然可以彻底的炸平日军在汉口、岳阳、到长沙的军需补给中心，以及完全封锁长江、洞庭湖与湘江的日军补给航道＇14＇。在此状况之下，不但日军从武汉到衡阳的补给线将会被盟国空军炸到柔肠寸断，造成前方部队根本动弹不得（当时进攻衡阳的日军，就在陈纳德有限的空军攻击下，部队的口粮、军火曾经几度遭切断的危机状况），而且盟国空军拥有的绝对空优，将使得日本集中在湖南四十万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战机的炸射之下，任何大部队的运动都必须要付上极大的伤亡代价。同时蒋介石若能够调回八个装备与战力齐全的驻印军与远征军，参加衡阳会战（试想假如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参加衡阳解围，结果会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横山勇不但无法得逞，日军反而会在衡阳，遭到彻底的挫败。综观这场事关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假如八路军不坐视重庆军的受到猛攻，能够全面在华北发动攻势，以及中国的远征军能被调回参战，美国空军又能不受到人为的制肘并得到大量的支持，那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必定会在衡阳以惨败收场。影响所及的是，美国将会大幅增加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与信心，中国军队可以乘势打通华南的出海口，而直接得到大量的援助。同时罗斯福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可以有力量痛击日军，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签订雅尔达密约，将苏联的力量引进东北亚。而事实上是，日军能够取得一号作战的胜利，让中国陷入抗日信心危机的大混乱之中，主要的功劳应归给马歇尔与史迪威。因为他们长期从基本上破坏中国战区的战力，同时在战况最为危急时，没有大幅增加美国空军的攻击，也不准中国调回远征军驰援受困的部队，反而急着在中国战区进行夺取军权的逼宫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华军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在绝对劣势当中还让日军几度受挫，中国军队所作的甚至是超过血肉之躯的绝对极限了。这种悲壮卓绝的战力，证明了华军是败在盟国里企图压制中国的一撮人手中，而横山勇与冈村宁次的勇敢善战，只是中国战败的次要因素而已。史迪威与马歇尔才是决定中国在这场会战失败的真正关键人物。
但是日军也因此犯下了全局战略的大错误。如此一来，日本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回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附注：
＇1＇ 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
＇2＇ 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3＇ 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他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4＇ 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5＇ 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
＇6＇ 这种完全疯狂与违背常理的行为，也只有史迪威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7＇ 如果没有史迪威的阻挠，美空军给与这种程度的支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日军在华作战，一向是一个师团攻华军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兵力配置，用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因此横山勇认为，据守衡阳的华军，应该一触即溃。
＇9＇ 当时美军驻成都第二十航空队，有自己独立的油弹供应，负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对于华军在湖南的紧急作战需要，却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观。
＇10＇当时华军野战部队几乎是没有医药补给的。第十军的伤兵与病患，不但完全没法得到照顾，还要在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天气，与发炎的伤口下，继续作战。
＇11＇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
＇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
＇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他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援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
＇14＇这对盟军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美军在欧洲拥有五千架第一线战机，在太平洋也有二千架一线战机，随时可以调动三、五百架，前往印度与中国的基地，对日军进攻湖南的补给线，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以全力支援华军在湖南衡阳的决战，而在此一举击败日军主力。
第三十五章、从重创中复原与反攻的计划
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溃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根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日军在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之后＇1＇，其精锐的军力，却陷在离本土遥远的中国华南，这正是日军战略布局上致命的失误。不过这时候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极为需要一些“胜利”的消息，来维持已经露出崩溃的作战意志。特别是刚刚组成的小矶国昭与米内光政联合内阁，已经奉命开始设法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从一九四四年的八月起，日本已经不再追求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希望能够求得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日本政府一直认为，设法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更是其第一优先之政略目标，所以希望能够软硬兼施的要求蒋介石，能够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小矶国昭政府对蒋介石，提出相当低姿态的和谈条件：只要国民政府肯接受和谈，日将放弃所有长城以南，满洲国之外的所有占领地区，并且将香港交给中国。这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日本姿态最低的条件了。但是蒋介石仍然拒绝接受。蒋介石这种抗日到底的决定，迫使日军大本营在面临生死存亡选择的关键时刻，继续将其有限、也是最后的军力，进一步推进到远离日本国防核心的中国战区。因此日军就算成功地攻占华南，也不能弥补它在本土核心四周主要战略据点的损失。如果日本决策核心真有智能与勇气的话，既然它已决定寻求停战和谈，就应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在北太平洋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全力加强防务，才能使得盟国无法顺利打击到日本的核心；日本又同时公开宣布接受停战，这样盟国才可能考虑，为避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愿意与日本进行投降条件的商议。但是日军大本营这时却反其道而行，造成其核心防卫出现战力空虚的问题。盟国因而得以乘虚进击，将日军主力隔绝在中国战区，而能以较少的代价，就打击到日本的本土了。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停战要求。
35。1 日军决定发动广西会战
日军为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中国华南的战果，以迫使中国屈服，特别在武汉组成了第六方面军，统帅日本的十一军、二十三军与三十四军，准备在华南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作战。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出任第六方面军的司令官，准备完成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三阶段作战任务，就是打通大陆走廊，消灭华南美国空军基地。日大本营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特别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前往衡阳前线视察。他坦白地向第六方面军的日军将领表示，日军目前唯一的作战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国派遣军的表现上了。因此大本营正把最后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都将投入中国派遣军，而第六方面军的胜利表现，已经成为日本所有希望的寄托。日本军部再度展现出这种轻重难分的拙劣战略观，当然注定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大军全数战败缴械的命运。这时，日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更是把日本兴亡与十一军的表现，完全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横山动用战场的独断指挥权，下令部队尽量扩张其战力的延伸，并决定不顾日军战力的疲惫，更不理会中国派遣军的限制命令，强行将十一军的追击线，从衡阳四周扩张到广西。日军在九月十四日攻占了全县，掌控了进入广西省的战略隘道，为进攻桂林做好地缘战略的准备。盟国在全县建有极大的军需供应基地，在华军仓皇退却之时，只有忍痛加以爆破，大火连烧数日，让中国部队的战力受到不小的影响。而横山勇的独断作战之所以成功，当然又要拜史迪威的内应“帮忙”。正当前线全面军情告急之时，中国战区的决策阶层，却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进行全面的权力斗争。因此中国战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后勤与兵力补充完全各自为政，各个战区指挥官都已失去作战的信心。横山勇于是捡到了便宜，虽然中国派遣军司令佃俊六严重不满横山作战的独断与不顾命令，但是他既然获胜，连司令也是无可奈何。横山勇的大胆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