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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神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之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版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那时他出于家庭的利益形式上接受了一家工厂的部分管理工作，后来不得不至少有时候抽时间关心一下这家企业。就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他那种语调急剧强化。这事情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他感觉到巨大的创作力在体内膨胀，却又为这种义务而压下去。他的抱怨与莫扎特答复父亲催促他接受“攻读学位”而从巴黎写给父亲的那封信非常相像，莫扎特写道：“您别以为这是懒惰——不！——而是因为它与我的天才、我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您知道，我可以说是钻在音乐里了——我一天到晚同它打交道——所以我乐于思索——研究——考虑。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即阅读）妨碍我这么做——我当然需要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一个人——这短暂的时间用来休息比工作更重要。”——可惜永远会有那么些庸人，认为天才有那么“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就够了；他们不懂，白昼黑夜所有时间统统加起来才刚够使灵感和休息的交替来往保持宽阔的“振幅”，中途不受干扰。有些人认为卡夫卡出自真心地认为自己的文学工作是差劲的、微不足道的，并出于这个原因什么也不想发表；这些人会感到一定的惊讶：他居然像莫扎特在信中自封“天才”一样，以同样的自信在日记中谈到他的“能力”以及由可恶的日常办公室杂务造成的能力紊乱，这是我们接下去要摘引的。假如认为一个天才，一个目光敏锐、善于塑造的天才恰恰对他自己固有的独特力量看不清楚，那真是可笑之至。从外表看卡夫卡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低估；在他与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教彻悟（说到底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的）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渺小；但这些根本不能阻止他正确地估价上帝对他的仁慈程度及这种仁慈在人间受到的阻碍的扭曲表达。他写道：
1911…11…15。昨天晚上怀着一种预感摊开被子躺了下去，这时重新意识到了我的全部能力，仿佛都抓在我手心里似的；它们胀满了我的胸膛，点燃在我的脑海中，为了不起床工作安慰自己，有一阵我反复念叨着：“那样不利于健康，那样不利于健康”，显而易见地故意强迫脑袋钻入睡意中去。我老是想着一顶有沿的帽子，为了保护我自己，我使劲用手把它按紧在头上。昨天我失去了多少东西！血液是怎样在窄小的脑袋里挤涌着啊！有能力于一切，却被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阻止住了，这些力量应该说是浪费掉了。可以肯定，事先我即使在很好的感觉中逐字逐句或仅仅是顺便地、却是以明确的句子形式想出来的一切，一到伏案把它写下来时，读上去却总是这般枯燥、颠倒、呆板，妨碍整个氛围，畏畏缩缩的，尤其是漏洞百出，尽管想出来的东西丝毫不曾忘记。大部分原因当然是，我只有在振作的时候（虽然我十分盼望这种时候，但对它的畏惧心更甚）才能脱离书面构想出好的思路来。可是这时候文思如潮，过于充足，迫使我作出取舍。于是我盲目地、完全根据偶然机遇从思潮中抽取，抓到什么是什么。这么一来，经过考虑而写下的成品与它存在于其中的思潮的充足相比简直不足挂齿。没有能力反映这种充足的思潮，这样自然显得很糟糕，因为它毫无吸引力。
1911…12…28。工厂给我家带来的折磨。当他们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时，我为什么会容忍呢？其实没有人强迫我，可是父亲以他的责备，卡尔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负疚意识给我造成压力。我对这家工厂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视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如同遭受鞭挞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业的琐碎事实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过所有参与者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纠缠使我终于这么去做，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了这么点认识，我知道能干点什么实际事情。我仅仅适于干一些虚事，我的头头以他正直的思维给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绩卓著。通过这种为工厂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我将在另一方面剥夺了自己将下午的几个小时为我所用的可能性，这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业已在不断缩小了。
1913．621。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让它撕裂，也
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点我
十分清楚。
“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日记中充满了计划、草稿、开头部分，于细微处见全貌。莫扎特反抗顶撞父亲。卡夫卡沉默不语。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将他卷入赚钱职业的不幸表达得非常清楚。依我看，这里（而不是受父亲的束缚）是他进一步踏入苦难世界的根源之所在。这种进展最终导致疾病和死亡。夸张的父亲约束力把他接在职业的枷锁中不能动弹，只不过起到了助长不幸的作用；这个不幸从根本上说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怀着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强烈的创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发展的时期被迫回复一日地从事着与内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给我的这封信中是这么写的：
我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这个夜晚写得很好——我恨不得写它个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终飞逝而去——今天肯定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页，本来只是昨天那十页的一气呵成——然后我由于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搁笔。X先生——那位企业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务旅行的途程，将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于心不在焉而未注意到这个动向。于是这段时间里工厂真的由那位车间主任一个人管了。没有任何投资者（只要他不像我父亲那么神经质）会对厂里那完全是骗人的经济形势产生怀疑。我也有同感，尽管并不是像父亲那样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心单调乏味、良心不安。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会怎么怀疑又亲的担忧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记，说穿了我也琢磨不透，为什么一个比X先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都高明千万倍的车间主任，在X先生不在时就不能将一切处置得像以往一样井井有条，因为，归根结蒂，我们是人，而不是贼。……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体声称，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我的写作（当然这不是吹嘘，而是自我安慰），那时我老想着，母亲几乎每天晚上对我唠叨，说我为了使父亲安心应该什么时候到厂里去看看，而父亲则用目光及拐弯抹角地对我说出了更严厉的话。这些请求和责备虽然就其绝大部分内容来说与荒唐不相干，可是我却（这里便表现出这番话的无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状态中也无力承担那种监察使命。但今后十四天中的问题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两只眼睛在工厂中穿梭巡视，当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对于这个要求偏偏冲着我来，说不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对这家工厂的建立负有主要责任——我感到，这种罪责我一半是在梦中接受下来的；再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厂去，父母本来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现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节（新酒馆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说，今天中午母亲根本就没有回来吃午饭。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说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过错使父亲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离开和工厂的完全无人照管作为新的依据，我只感到一种苦水（不知是否只不过是胆汁而已）在全身流动，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像通常那样去卧室就寝后从窗口跳出去，另一条是在今后十四天内每天到工厂去，到X的办公室去。第一种办法赋予我以可能性，抛开一切责任，包括对受干扰的写作和漠不关心的工厂的责任；第二种办法肯定将打断我的写作。十四个夜晚的睡意总不见得轻轻一抹便能从眼皮底下消逝，使我在十四天后或许还能接着今天中断之处继续下去，假如我的意志和希望有着足够的力量的话。我没有跳下去，把这封信当作告别信来写的诱惑力也并非十分强烈（我对此的灵感是朝着别的方向的）。我在窗边伫立许久，贴着玻璃，很多次我有那么一阵冲动，用我的纵身一跳来叫桥上的关税征收员们吓一跳。然而我从头到尾强烈地感觉到，一旦下了决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我将真正无可挽回地坠入深渊。同时我感到，继续活下去要比死亡对我的写作打断得少一些（假如只不过说到“打断”的话），而十四天后，我在长篇小说的开头与其继续之间，将在工厂里（正好面对我那满足的父母）活动并生活在我的长篇的最深处。我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向你和盘托出这些并不是为了让你作出评价，你对此是拿不出什么评价来的。但是，由于我决定不写诀别信而跳下去（到头来总会疲乏的），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房间里去（扮演居民的角色），并给你写一封后会有期的长信，便是这封。现在再给你一个吻，道一声晚安，这样我明天就可以像所要求的那样当上工厂负责人了。
读着这封信，我脊背发凉。我直言不讳地给弗兰茨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提请她注意儿子头上一线轻悬的自杀危险。当然我请求她不要将我的干预告诉弗兰茨。1912年10月8日我收到的回信充满了感人的母爱。她开头写着：“我刚收到您的来信，您从我颤抖的字迹上看得出来，我和您一样激动。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他们，而在此我却束手无策了。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接着，这位母亲设计了一个应急谎言。由于父亲有病，经不起任何激动，她想给他以弗兰茨每天去工厂的假相，同时找另一个合伙经营人。“我今天就对弗兰茨说，明天他不必到工厂去了，但我不会提到您的信的。但愿他能赞成，从而平静下来。我也请求您，尊敬的博士先生，给他以安抚，非常感谢您对弗兰茨的爱……”
弗兰茨的写作具有什么性质，对他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这要看怎么判断了。
上面已经说到过，“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是日记中最富启发性的一句话。从可惜只留下片断的弗兰茨对他与人本哲学家鲁道夫…斯泰钢博士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弗兰茨在其工作中经历的状况与斯泰钢博士描写的“慧眼卓识状况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创作与一种“新的秘密学说、一种卡巴拉”相比。文学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职业”，这是他在给可能的未来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中说的话。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表达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义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缩，不可遏止地萎缩。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可是我进行那种表达的力量是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一去不复返，也许它有朝一日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状况总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飞向山巅，却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驻足。“——我有一个使命”，他在另一处宣称。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这是指一个纯文学的使命。人们不曾发现，实际上宗教的因素从一开始就立于文学因素的后面——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观的独特形式出现的宗教因素，是一种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义地充实了生活的像样的工作的宗教，是适应与大众团体共处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带来惩罚。”这句话是一个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儿不断再现，在他最后写成的短篇小说《约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积极。1914年1月6日，他在读完笛尔塞的《经历和创作》后写道：“对人类的爱，对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缄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观察位置上。”在给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与其咬舌头，宁可咬生活”）已经反复出现主动介入这个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这么一段话：“人类的一致性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顺的人）所怀疑，哪怕仅仅在感觉上；可是它却以全体人类或个别人的发展的完美的、不断再现的共同性显示在每一个人眼前，或似乎在显示。即使在个人最内在的感觉中也不例外。”——说这话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现最极端的人类隔阂和寂寞，比如所有动物故事（动物的灵魂无法与人沟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记载的那个以下述句子开头的残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在俄国内地一条小铁路旁任职，”小说后来写道。“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爱吗？”——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斗；对孤独的渴望和追求团体生活的意愿。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认识到，他原则上否定向往孤独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须认识到，生活在集体中和有意义的工作中（长篇《城堡》主人公K．徒劳地试着闯入这种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标和理想。同样，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许多关于单身汉生活的描述，也完全应该作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对应图像、对应象征来理解。——卡夫卡为了他的创作劳动而需要孤寂，即一种高度的聚精会神，这种状态有时由于一次谈话便会受到干扰，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记中可以读到这类例子。但是他仔细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对自己作出判断：“在过渡时期，比如最近这一周或至少目前对于我来说便是，我经常感受到一种悲伤的、然而泰然的对我的感情冷漠的惊讶。我与一切事物之间隔着一个空间，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达其边缘。”再看1912年3月：“文学是我唯一的天职，除此以外我一概毫无兴趣，因而是冷酷无情的，——谁来证实这一真实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认真了！文学工作本身对于你来说仅仅是真正充实的生活的象征，当然它同时还具备更多的意义：它便是事业本身，是你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力量的正确利用。这正是你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滥用现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败，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职”中去，并以这种方式走进“法”的大门，将企图阻止你的凶恶的守门人推开。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存在着许多诱惑。“听信了一次夜铃的误响声——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还在那时候，印度的大门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国王的宝剑指明。今天那些个大门移到别处去了，更远，更高；没有人指明方向；许多人持着宝剑；他们持着只是为了挥动，而那追随其挥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说集145页）尽管如此这般，“不可摧毁的”因素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我们寻找着它，在“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地方”阅读，翻着“我们的旧书的书页”，等待着“皇帝的圣旨”下达。正如塔尔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完全一样的弹性关系所教导的一样：“没有交给你完成这个功业的使命，然而你却不能束手退隐。”
尽管日记中许多可逐字逐句引证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学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事业与福楼拜略有不同，对于福楼拜来说，艺术确实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福楼拜几乎总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敌视地观察着存在。卡夫卡则相反：“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弄得眼花绦乱的存在，那照在畏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艺术乃是宗教认识的反照。但是并非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边的道路（退缩者也看到了这条道路，只是他退缩了），而且也在上面陈述过的意义上：作为力量的生育者，作为根据自然状况充实生活的导师。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断言：“我写了几天了，希望持续下去。今天我并不像两年前哪样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无论如何获得了一种意义，我有规律的、空虚的、不可理喻的单身汉特点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辩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对话，而不再凝视全然无物的虚无了。只有这条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转。”
于是，艺术在此服务于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宗教原则。它作为劳动，作为上帝给予的优秀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发挥而与人类进行的其他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劳动并驾齐驱，引导写作者脱离无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为的集体中来。根据卡夫卡的观点，光写得出色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为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公民。我永远不能忘怀，卡夫卡怀着多么深沉的激动给我朗读福楼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维的《往事录》结尾那一节。这一节中叙说的是，福楼拜如何为他的偶像“文学”而奉献了他的一切——爱情、温柔，一切；女作者问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对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楼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时，有一次激动地对她说了几句话，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们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爱的孩子们中间见到了她。在沿赛纳河回家的路上，他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这个正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