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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托玛的画，一种《艺术守护者》的复制品证明了在我认识卡夫卡的那个阶段中他的中学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对他的影响之强烈。波拉克为《艺术守护者》杂志中的理论所迷住，这个杂志发表了阿韦纳里乌斯的著作，后来丢勒联合会便是从中脱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学里注册的是化学专业；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学课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这显然也是为了波拉克的缘故。对他特殊的领导个性可以弗兰茨给他的信和中略见一斑。波拉克后来作为艺术史家前往维也纳和罗马（可在书信集中找到他的小传），巴罗克和现代艺术、布拉格和罗马的建筑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特别科学的精确性，通过对来源细致入微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从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讲师于1915年作为奥地利志愿兵亡于伊松佐前线。在他丰富的遗作中有二卷本《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已完成手稿，该著作在发现后便交付出版；此外还有关于英诺森二世和亚历山大七世的任职史手稿、为编纂罗马导游书目录做的前期工作、为写关于彼得罗…达…科托纳斯的专题著作开了头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这是对战争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一个将毕生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对意大利艺术之爱的学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弹下结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苏黎世报》上，J．A．F．奥尔班（日内瓦）高度评价了为“科学的光环”所笼罩的死者。他先是赞扬了死者的若干杂文，比如他那些“尖锐批判性的建筑学童话”。然后接着说：“毫不奇怪，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那关于巴罗克来源的著作，他为此作了恢宏的构思，并准备自己动手写关于罗马艺术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后让巴格利奥尼夹叙夹议的艺术家生平介绍集在此不久之后相继出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杰出的同事与艺术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罗马及其附近，这个优势不是所有艺术史家都拥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吸引了文学史家们的全部精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每天与他的交往中认识到的，清晨我们会在梵蒂冈看到他那善良的、晒黑的脸，而在前一天他从拉提乌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带回了大量关于巴尔贝利尼的行宫和教堂的笔记与底片，收获颇丰。他会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坐在一大堆法希里卡…笛…山…彼得罗的教会管理文献集前，坐在巴尔贝利尼的藏书前，坐在教皇的总会计署档案前，坐在赛岑托那些孤本书前，他精通远古的生意经，有能力辨认去世很久的砖瓦匠和画家的拼错的词句及专业口语。同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波拉克就巴罗克的古文字学这一边缘题目进行一番博学的交谈总会给人以收益。他在解释在管理文献中出现的、往往可随时提供有关贝尔尼尼的重要情况的几乎是速记体的记录中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波拉克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困难的、日复一日以定额累计的工作，研究手写的材料和有关文献，他从来不摆出那种多余的、总是慢条斯理的学者架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事业，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给了他的工作，然而学习并没有剥夺他享受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兴奋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的婚姻便给他带来了这样的幸福和兴奋，她对他的奋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也一起参加同一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这便是那个在年轻时给了卡夫卡以重大影响的人——为使这个形象更充实些，我再摘录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词（载《波希米亚》1915年7月4日）：“他广泛的兴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只要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带走了他，他便献给其全部身心，从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马上便成为崇拜者和宣传人。他就是这样研读了《奥义书》、《圣经》、路德、阿西西的芳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他将《十日谈》朗读得多么纯洁！），他就是这样从事于琉特琴的弹奏和某些体育运动的。”我听说他是在波希米亚最早从事滑雪运动的人之一。
我记忆中的奥斯卡…波拉克是个善于发表厉的评论意见的坚决果敢的年轻人。十九岁时便已胡子满腮。我通过后来的调查获悉，他在以后刮掉了络腮胡子，而且也抛弃了他那使人难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个“厅”里碰到他的。他热心地向我推荐“伦勃朗的德国人”。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再严肃不过的犹太智慧那时已经显示轮廓，这种学说发现了与一种追溯纯洁的源头的德国文化相似的一些现象，并试图向这种德国文化学习。据我所知，奥斯卡…波拉克从未探索过真正犹太文化的问题，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进入我们这个家乡领域的。对德意志文化的爱有时也会导致对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尽管出发点是真诚的，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所在在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读到下面这么一段话，它会使卡夫卡后来风格的识者深感奇怪：在正对着坡形葡萄园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里有一座小房子，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没什么价值。对兄弟们来说顶多只值一百个可怜的古尔登。更糟糕的是，就连舒尔彻——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来 吓唬吓唬人而已。可能把我这个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对象之一了，我是唯一爱着这幢房子并为之梦魂牵绕的人。房子小又低矮。甚至还不旧呢。恰恰相反，最多不过五到十年。瓦屋顶。一扇小门，显然只能供爬进爬出，旁边有两扇窗。一切都是对称的，仿佛是从一本教科书中爬出来的。但是——门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叶也漆成了棕色，总是关着，无论晴天雨日。可是这房子却是住着人的。门前有一条沉重的、宽宽的石头条凳，看上去几乎已有年头了。假如现在走来三个做手艺的小伙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轻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额头的汗，然后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可以从上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便如同一篇可爱的、古老的、宁静的德国童话了。
《艺术守护者》宣传的艺术品和艺术价值的影响在这段话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现了出来。对于一个像卡夫卡这样的很早便发展了自己完全有个性的，几乎看不出影响痕迹的作家来说，认识其不独立的开始阶段时感到怪诞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觉便是这样的。
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写于1902至1904年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这第一个强大的精神关系中，即与我的友谊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与我的友谊关系中仅仅通过他的宁静和审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尽管双方都愉快地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基础。——我惊讶地在卡夫卡青年时期给波拉克的信中读到，他自己提出给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读给他听。以后不再有这种事发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么东西，必须费劲地强求硬讨。——这种态度的基础不是骄傲，而是过分的自我批判。这很早就开始了，在给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后跟着的是一封未发表的信，我从中摘取以下几行（这么做也只是由于这几行略略谈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我给你的那几千行中，也许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强听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没有必要，不是启示而是孩童的乱涂乱抹……绝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讳（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无法卒读，假如你能跳阅一遍，我就满足了。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人们‘创造作品’的浮夸时期；没有比开始的那个时期更糟的了。我对那些豪言壮语如痴如醉。在那叠稿子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从日历中找来的不寻常的、特别庄严的姓名。我需要为我的长篇小说选择两个人的名字，最终选定划了杠杠的：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环。这是怪有意思的。”
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马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胸口。“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子对他发出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道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性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种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部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
我在此摘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卡夫卡向我提到的第一批书的一段（以免重复）。除了已经说过的福楼拜，还有：施蒂凡…盖奥尔格，卡夫卡在我们两个生日时各送了一本他的书，由海尔曼以绝妙的散文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后那些押韵的译本和其他作家掺了水分的译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外还有罗伯特…瓦尔瑟。关于卡夫卡毫不强加于人地向朋友（小说中叫克里斯朵夫）推荐心爱的作家的方式、关于我们相识的头几年的整个气氛、关于马克斯…鲍埃姆尔死后我们关系的加强，我找不到比《爱的魔力王国》中的这段话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了：“戈尔塔不说服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发展什么体系，系统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不断地朗读他心爱的作家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