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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示出弗兰茨决心这次要为婚事做准备的严肃精神。果然，在下一年夏天，为这年轻的一对租了一套住房，置了家具，弗兰茨已同F．一起进行对亲友的例行介绍性拜访，也同F．一起到匈牙利去拜访她的姐姐，到阿拉德。弗兰茨居然办起例行的事来！真有点儿惨不忍睹，但他竭尽全力去适应被公认正确的惯例习俗。当然，倘若换一个女伴，那女伴也许会哈哈大笑一阵而将他解脱出这种具有强迫性的事来。但弗兰茨对这种自由是否接受、是否需要却同样是要打问号的。这两个人叫人哭笑不得地对我也进行了一次礼节性访问（1917年7月9日）。看着这两个相当尴尬的人，尤其是看到弗兰茨脖子旁不同以往竖着高领，我心中产生了感动之情，同时也产生了惊惧。（7月23日有更多的一群人聚到我这里来，除卡夫卡外，还有音乐家阿道夫…史荣伯、韦尔弗、奥托…格罗斯和他的妻子参加这次聚会。格罗斯有个办杂志的计划，卡夫卡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在那灾难降临前我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他。）
下面便是那封给F．的关于住处和婚姻问题的信（信的开端谈及的是在朗根街的住房，——慕尼黑之行是做一次朗诵，在那朗诵会上卡夫卡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外，还念了我的《迦南》中的一些诗。出于他的认真精神，他坚持要把报酬中的一部分给我）：
最亲爱的，谈谈我的住房故事吧。一个巨大的题目。它使我惊恐，我不能胜任。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只有描述其千分之一的能力，只有其千分之一在我写作时存在于我周围，也只有其千分之一我可以让你弄明白，等等。尽管如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得听听你的意见。望能仔细地读，提出好见解：你知道我两年来的苦难，与同时的世界之苦难相比是小的，但于我却足够了。一问舒适亲切的位于角上的房间，两扇窗，一扇通往阳台的门。视野可及许多屋顶和教堂。可以令人容忍的人们因为我完全没有必要看到他们一些行动。嘈杂的街道，清晨沉重地行驶着的车辆，但我差不多已不惯于这些声音了。可是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却是不可居住的。尽管它位于一条很长的走廊的尽头，特别与世隔绝，但这是一幢混凝土房子，我听得见或曾听见邻居的叹息，楼下住户的聊天，这里或那里传来某个厨房里的碰撞声，持续至十点以后。此外，屋顶上就是薄薄的木板，说不上在哪个下午晚些时候，当我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会有某个捧着洗涤物的女佣人全然无意地仿佛就用她的靴跟踩着我的脑壳。某处会有人奏钢琴，夏天从其他邻近的房子的扇面中传来歌声，一把小提琴的演奏或一个留声机的声音。只有在半夜十一点以后才基本上静寂下来。所以不可能获得平静，彻头彻尾的无家可归、产生一切狂思的温床，越益强烈的虚弱和前景虚无。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是谈谈别的吧。夏天，有一次我同奥特拉去寻找住房，我已经不相信会有获得彻底的宁静的可能性了，但我总还在找。我们小市民住宅还看了一些，我总在想，假如在一个老宫殿里能有那么一个地板角落下的安静的洞穴，在那里终于可以充分享受宁静的话该多好。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符合要求的。在那小弄堂里我们开玩笑地询问了一下。是的，11月有个小房子可出租。同样也喜欢清静、只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喜欢清静的奥特拉迷上了租这个房子的念头。处于天生的孱弱状况的我不同意。我几乎不能设想会到那里去。这么小，这么脏，这么不宜居住，缺陷应有尽有。但她坚持己见，在住在那里的大家庭腾出来后，她请人粉刷了一番，买了几件钢管家具（我没见过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了），对家里其他人一直守口如瓶。那时，我好像刚从慕尼黑带着勇气回来，走入一家房管所，他们几乎跑上来就向我提到位于一个美丽的宫殿中的一套住房。二室一厅，厅的一半被改建成了浴室。年租六百克朗。简直像一个梦的实现。我去看了看。房间高大美丽、红色和金色，就像在凡尔赛宫。四扇窗对着一个深深沉落的寂静的庭院，一扇窗对着花园。这花园！走上宫殿的大门通道，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通过女像柱环抱着的第二扇大门高高的圆穹，可以看见美丽地分布着的、断断续续分岔的石级沿着颇大的花园像个广阔的靠背似的缓缓地、恢宏地上升，直到坡顶观景廊。但这个住处有个小毛病。前房客、一个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佣人，在这个住房里只过了几个月，然后出乎意外地调走了（他是个官员），必须离开布拉格，但他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已经为这个住处花了很大一笔开支，所以他不愿就此空手离去。他为此而保留了租赁权，想要找个人至少能付出这笔钱的一部分（电灯的安装、浴室的装修、壁橱的安装、一架电话的安装、一条铺开的大地毯）。我不是他的意中人。他开的价（当然是够少的了）是六百五十克朗。这对于我太多了，而且这过高的冷冰冰的房间也过于豪华，再说我也没有家具，此外还有些较小的顾虑。但在这同一个宫殿中还有另一套住房，可直接向管理部门科，在三楼，房间内低一点，窗外是街道，不远处便是霍拉津。更亲切些、人情味浓些，设施简单。一位到此作客的伯爵小姐（也许生活要求不高）在这里住过，由旧家具构成的姑娘味的陈设依然如故。至于这套房间是否出租是有疑问的。这使我当时陷入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奥特拉的住房去。那里正好刚装修完毕。开始时有许多缺陷，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发展过程。今天它完全地适合于我了。包括：门前那美丽的上坡路，那里的寂静，虽说只有一道很薄的墙把我和一个邻居隔开，但这个邻居是很安静的；我把晚饭端上去，在那里多半待到午夜；再便是回家的道路的优越性：我必须下决心停止工作，于是有那条路可使我清醒。那里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房子是件特别的事情，在世界的身后不是关上房间的门、不是关上套房的门，而是直接关上一幢房子的门；步出住处的门，便踏上了寂静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这一切的月租是二十克朗，妹妹提供一件必需品，小卖花姑娘（奥特拉的学生）进行些必要的打扫，一切正常美好。而恰恰在这时，人们决定宫殿里的住房可以让我用了。那个我给过一点好处的房管人员对我印象很好。我付六百获得那个朝着街道的住房，当然这不包括我当初以为可以沿用的家具。那套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厅。有电灯，却没有浴室，没有浴缸，但我也不需要。现在简单归纳一下当前往处与宫殿住处相比的优越性：1．一切照旧的优越性；2．我现在是满意的，为什么要造成可能发生的后悔呢？3．失去了自己的房子；4．失去了改善睡眠的夜间那段路；5．我必须向现在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妹妹借家具，用来装点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巨大的，而我实际上只有一张床。搬迁的费用；6．我现在的住处离办公室的路近十分钟。宫殿住房好像是朝西的，而我的房间早上有阳光照人。反过来再看宫殿住房的优越性：1．换环境本身和特殊意义上的换环境的优越性；2拥有一套自己的安静的住处的优越性；3．在当前的工作房内我其实并非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是从奥特拉手里拿来的；尽管她对我那么好、那么肯为我牺牲，在心情不佳时她却有时也流露出一点违心情绪。当然她会为我不再到那小房子去感到遗憾，不过实际上她时而到那里去一次，中午或星期天六点以前在那儿也就够了；4．回家那段路我不会再走了，夜里走出去也将是难事，因为大门从外面开不开，但作为替代我可在夜间在那平时只有房主可以涉足的花园里散一会步，我很愿意去那儿散步，这也是很美的；5．战争结束后我想试着申请一年休假，假如
不至于根本不可能，那么这至少现在马上做不到。好吧，现在我们俩为你弄了一套在布拉格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住房，当然只是用于相对的一段短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厨房，甚至放弃洗澡间。尽管如此，它符合我的思想，而你可以美美地休息两三个月。还有那难以形容的花园在春天、夏天（房主离开了）或者秋天。假如我现在不把这套住房定下来，不管是搬过去还是仅仅付房租（荒谬的、超越一切官吏概念的浪费！）一个季度一百五十克朗，——那我也许就得不到它了。虽说我已接收了下来，但那管理人员满可以用一句话解除我，尤其因为这件事对我的重要性比起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重要性连一个角都及不上。我说的是多么少啊。现在做出决断吧，要快。
八月份第一次发生的咳血被弗兰茨称为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我在我的日记中找到一段毫无疑问是他说过的话：“1917年8月24日。为卡夫卡的病采取措施。他把它描述为心理上的，似乎是结婚前的解救。他称之为：他最终的失败！此后他却睡得很香。解脱了？——受折磨的心灵！”（参阅日记第529页）。有可能是美泉宫中的住房无法取暖加速了疾病的爆发。他父亲曾警告他不要过这样“无节制”的生活，始终不隐瞒对这种无节制的厌恶心情，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父亲似乎有道理了。卡夫卡显然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一篇小说中发现，但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更深的角度看，这疾病是由长年为克服职业和结婚计划的障碍，为使文学才干得以充分发挥而做出的努力、伴随的激动，由对这一切不能胜任的虚弱的体格及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受的“健身”措施引起的。
持续到9月4日，我才终于说服弗兰茨请个医生来诊断。在这类事情上，他犟得令人难以置信，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韧性来正确地对待他。我关于这决定性的倒霉日子的记载是这样的：“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去弗利德尔…皮克教授处。花了很多时间才办到此事。确诊为肺尖炎。必须休假三个月。有形成肺结核的危险。我的上帝！不至于发生这么可怕的事吧。——然后是索菲亚岛。游泳场，同弗兰茨一起。他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同时又是被战胜了。他心中反抗的一部分把婚姻看成绝对地扭转目光所朝着的一个方向。而另一部分则将婚姻视为自然而然的事并去追求它。这场斗争将他消耗殆尽。他把这场病看成是对他经常希望获得一种强有力的解决办法的惩罚。他引用了一句对上帝不敬的话（出自工匠诗人之作）：我曾以为他要更好些。”
然后是：“9月10日。下午与卡夫卡再次造访皮克教授。——他的开场白，说他学了希伯莱语，读了拉特的教科书中的四十五课，没对我露过口风。这么看来，他最近仿佛一无所知地问我怎么用希伯莱语数数，是在考我了。这寂寞的故弄玄虚。这里面有伟大的因素，但也有坏的。”
到一家肺病疗养院去遭到弗兰茨的全力反对。在后来的年头中他才不得不这么办。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在他应该去疗养院他不愿去，但若干年前他却去一些疗养院休憩过，如苏黎世附近的艾伦巴赫、哈尔茨山中的容波伦、利瓦的哈同根。可那是些自然疗法场所，在那里，弗兰茨一连数天或数月沉湎于“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既为他所爱又遭他讪笑，但在内心深处他对之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以现代医疗学为指导的疗养机构则全然不同地构成了一种威胁；从弗兰茨的观点出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长期地拒不采纳这种难以采纳的建议。一个偶然情况这回冒出来帮助了他。弗兰茨的小妹妹在屈劳（在弗略奥后面，萨茨那儿）接管了她丈夫的一处小庄园。决定做出了，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弗兰茨到那里去休养度假。这个假期多次延长，弗兰茨时而还试着重新投入职业工作，但每次只干了一段短暂的时间。转入安静的生活状态终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那里，弗兰茨第一次亲身接触了农村生活、农业和德国农民，从屈劳的环境中后来便孕育出长篇小说《城堡》来。
9月12日我记载道：“与卡夫卡告别。很难过。多年来我不曾这么长时间不同他在一起。他认为他现在由于疾病的缘故不能与F．结婚了。她寄来绝望的信，尽管她还一无所知。——店里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取他的行李。他说：他们来搬棺材。”
从这时起我收到他的许多来信；它们太珍贵了，不应该只摘录其片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全部发表。关于卡夫卡强化了的基克加德研究、关于他宗教上、伦理上观念的发展，这些信是有启发的。其他从屈劳发出寄给鲍姆和威尔奇的信勾画出这个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表明他在最简朴的农村环境中感觉舒适，再也不想回到城市中来了。日记中能够反映他的情绪及城堡长篇核心内容的特征的有这么一段：“在农民吕夫特纳家。宽敞的过道。整个具有戏剧性：他神经质地嘻嘻哈哈笑，敲打桌面、举手、耸肩、举起啤酒杯，像个华伦斯坦家族的人。一边是个女人，老太太，他曾是她的雇工，十年前与她结了婚。热衷于狩猎，怠于经营管理。马厩中两匹巨大的马（荷马史诗中的形象）在通过马厩窗户射入的一线阳光照射之下。”弗兰茨慢慢地恢复着。只有当F．来信时，他半天不进饮食，也不拆信。
我那时同样处于激烈的心灵斗争中，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可惜从未到屈劳去看望弗兰茨。只有当我在那地方附近作报告时，他赶到米歇罗普火车站来与我见面。此外，他隔一段时间到布拉格来一次，来做些不可拖延的事。奥斯卡…鲍姆到他那里作了八天客。“那时村子里积雪很深，”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们通宵达旦聊天的那些长夜中，我对他的了解要超过前十年和后五年。”9月，即重病确诊后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记中报道着：“F．来过了，为了来看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车，我本该劝阻她的。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完全由于我的过错，她极度难过。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全无感觉，同样完全无可救助，想着我的一些舒适受到了打扰，作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么点喜剧。在一些小事上没有道理，没道理维护她所谓的或也许是真正的权利。从整体上说，她是无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为非作歹，她为此而受刑，此外我还操纵着刑具。随着她的离开（她和奥特拉的车绕着池塘行驶，我取笔直的捷径又一次来到她身边）和一阵头疼（喜剧演员的演出后残余影响），一天告终。”
11月初我记下了与弗兰茨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我自己的内心冲突，但也可窥见他的心理：
他：总是这样的。罪过恰恰在于，人们考虑问题。
我：那么应该不动脑子吗？
他：这当然不成法规。但这意味着：你应该不能够考虑。——这是无法逼迫的。思虑是蚌的建议。但即便如此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没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兰茨来到布拉格，在这里与F．会晤。她身为柏林一家大企业的女经理（审慎、能于、宽怀大度是她杰出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她利用圣诞节假期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这场悲剧进入了尾声。12月25日晚上，弗兰茨和F．作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12月26日我记道：“卡夫卡一早七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馆。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坚定。只为了度过时光。他昨天对F．非常明白地谈了一切。我们谈天说地，就是不涉及这个题目。卡夫卡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脱是无法写的，只能经历。’下午与鲍姆、威尔奇一起出游。也就是一对夫妇与卡夫卡和F。西普卡关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对我说：‘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兰茨到我的办公室来，进来休息一会儿，他说，他刚送F．去了火车站。他面色苍白，绷紧着脸，一副严厉相。但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他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紧挨着我的写字台是一个同事的写字台，我们在邮政总局的法律部工作——这个部位于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层，不在总局的主要办公楼里。总局成功地将一套亲切的、有厨房和洗澡间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尘堆，面目可增毫无人情味的官方场所，这么一种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来找我的私人来访者，我多半（内心总是歉疚不安）在那变成了废旧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设施的厨房里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办公室里来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头工作的人中间，坐在我写字台旁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这张椅子本来是为请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责任者准备的。而他就在这里哭泣，就在这里抽抽噎噎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怕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除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这么失去自制。
几天后他回屈劳去了。他还给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场非常坚定，他不仅放弃了她，而且放弃了获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内心自然的软弱而不让步，因为他曾经在让步中尝到过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终决定的苦果。
大约一年三个月后我听到了F．结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了弗兰茨。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结合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有些难以解开的疙瘩似乎被解开了，实在是好事，”我私下总结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兰茨那儿，这阴影笼罩的问题的消除还远远木等于说已经铺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无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