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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卡夫卡”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其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Kavka）是“寒鸦”。在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个长着漂亮尾巴的大头鸟作为标志，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经常使用这种信封。
在捷克地区的犹太人中，也就是说，在由约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时期在捷克地区定居下来的犹太人中，卡夫卡这个姓氏并不罕见。这里并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虑在内。不过弗兰茨的父亲对旧奥地利的捷克民族诸党派倒颇有好感，尽管并非旗帜鲜明。他这种好感也可能与他对捷克乡土的怀念有关。弗兰茨却只上德语学校，受的是德语的教育，只是后来他才自发地掌握了准确的捷克语知识，获得了对捷克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此同时，他并未放松与德语文化的联系（在适当的地方我们还将谈到以后为他意识到的与犹太民族的联系的根本意义）。弗兰茨有个远房堂兄，跟他长得很像，比他壮实一点，除此以外，简直可以说是与弗兰茨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弗兰茨对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坚强的组织才能十分钦佩，这位堂兄从学生时代到后来作为大学教授和议员（在捷克议院中）一直都在德语自由党派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就是布鲁诺…卡夫卡教授，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作为法律草案的批评者和有创见的撰写者，作为政治家，作为克拉诺波尔斯基学术遗著的编纂者，并以他自己的法学著述证明，他有能力开辟美好的生活天地。弗兰茨的父亲和布鲁诺的父亲是堂兄弟。
关于卡夫卡的家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如下记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是Amschcl（阿姆谢尔），正如 母系中母亲的祖父．我母亲，他是个非常虔诚和搏学 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去世时，我母亲六岁。她还记得，人们让她抓住死尸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失。此外、她也记得祖父那塞满四壁的许多许多书。他每天在河里洗澡，入冬后，他就在冰上凿个窟窿照洗不误。我母亲的母亲很早就死于伤寒。从这次丧事之后， 母亲的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想吃饭，不同任何人说话。有一次，在她的女儿去世一年后，她出去散步，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从易北河中捞起了她的尸体。还有个比母亲的祖父更搏学的人，那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灾中，他的虔诚创造了奇迹， 大火将周围的房舍夷为平地，却越过了他的房子。他有四 个儿子，有一个改信了基督教，成了医生。除了母亲的祖父外，那三个部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个儿子，母亲称他为疯叔叔纳坦，还有个女儿，便是母亲的母亲。
弗兰茨的母亲死于1934年，比她的儿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时我常与她见面，她是位安详、善良、聪明异常、可以说智慧横溢的女人，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弗兰茨家世记述的补充材料。据她说，卡夫卡的父亲来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区（南波希米亚）的沃赛克。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是屠户。赫尔曼的青年时代是艰苦的、劳碌的，他的干劲和坚韧精神显然是无穷的。他的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照弗兰茨的母亲尤莉…卡夫卡的话说，也是“巨人”。弗兰茨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兰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著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译者）依然存在的批发公司（位于旧城环城路）后，他还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层的出租楼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在弗兰茨的想象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这样不曾直接处于该家庭磁场内的，可以较冷静地旁观的人看来，这种崇敬有其符合实际之处，亦有某些夸张的因素。对于卡夫卡感情的培养来说，这种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心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从我下面摘录的（批判性的）日记片断中看出来，这段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当初的父亲形象。弗兰茨写道：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今天他当着来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切父系亲戚所特有的那么一张大脸蛋。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那么点不对劲儿。她十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子结冰了，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现在我继续记述弗兰茨母亲的话。父系方面的祖母生于普拉妥夫斯基家，人们都说她心地非常善良，由于懂医，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此外，在父系的祖先那儿代代相传的特点首先是战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尔曼当过三年兵，步入老年后他也乐意回顾他的戎马生涯，一旦情绪较好（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他会唱起军歌来。他的父亲，即弗兰茨的祖父，能够用脚趾将一麻袋面粉从地面提起。有一次，一伙吉普赛人闯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栈，吓得战战兢兢的客栈老板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来。他将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们掉过头来看看母系的先人，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这里面有博学多识的人，往往是些有奇异的癖好的爱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则被这种癖好引入冒险的、异国色彩的或离奇的、隐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过的弗兰茨的日记记述中提到过母亲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诚和（犹太教经师式的）博学声誉。在冰封的河里洗澡也是特别虔诚的人的一种宗教仪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这种健身法当时还不存在，犹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刚才提到的这些男人出生于波利亚斯家，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总是将宗教法则规定佩带的信教线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里面。孩子门跟在他后面，嘲笑他，但他们过后便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受到训诫。老师教导他们，不可取笑如此虔诚的人。祖父（应为曾祖父——译音）唯一的孩子死得过早，并因此而可能导致了祖母的自杀，这个孩子叫艾斯特…波里亚斯，她嫁给了雅各布…略维。这个结合产生了六个孩子，老二（尤丽叶…略维）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老大（阿尔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国，获得了许多勋章，后来当上了西班牙铁路总经理。他终身未娶，常到布拉格来，给弗兰茨的青年时代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首先是由于弗兰茨期待着由他引入现实生活之途。弗兰茨向往遥远的国度，母亲有一个弟弟（约瑟夫）也在国外生活，他在刚果领导着一家殖民公司，拥有一支商队，这支商队有时达到一百五十人之众。后来他在巴黎生活，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创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计划中展现的许多异国景象。住在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应该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蔼可亲的，家庭意识强烈（我认识他，但未给我留下轮廓鲜明的印象）。从给青年时期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他是多么失望。弗兰茨问他，“他是否有法子将我从这些事物中解脱出来，能否带我前往何处，使我终于得以着手新鲜的事业”。——弗兰茨始终视其法律职业为权宜之计，渴望能从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愿望告诉这位舅舅，尽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这位舅舅的关系在亲戚关系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说是不好的。母亲的另一个弟弟（鲁道夫）生活在科希热尔啤酒厂的会计岗位上，孤僻寂寞，由于信仰的转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里德）在特里什当乡村医生，也是单身汉，后迁入布拉格卡夫卡家的房子，在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中对卡夫卡进行一些医治，从而对卡夫卡的命运有所参与。
据弗兰茨的母亲说，弗兰茨是在麦瑟街和卡普芬街（现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里出世的。他度过童年的其他地方是：盖斯特街（杜斯尼）上的来黑申慈善楼，“米努塔”楼，温策广场——斯梅茨基街拐角处房子。当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家住在台恩教堂旁，蔡特纳街（现在是切雷特那三号）上一套狭小、不规则的老掉牙的房间里，这些房间还算舒适。父亲的公司也位于蔡特纳街上，以后才迁入旧城环形路上的金斯基宫内的商店群里。在卡夫卡的《观察》和早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这家商店的场面和形势的踪影，日记中自然也不乏此类描述。不妨读一下《商人）（小说集35页）。谁是那些“难以打交道的乡下入”呢？——“商人”必须预测他们需要什么流行样式的商品，“与我的圈子里人们所需的流行样式不同”。赫尔曼…卡夫卡的批发商店经营保质商品，是卖给村庄里和小镇上的商贩的。在店里看见的东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许多厚实暖和的便鞋。有时弗兰茨在我陪伴厂到店里去，再次试着减轻在沉重的工作负担下呻吟的父亲的压力，至少试着表明自己的诚意，企望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赞扬的话、然而总是徒劳一场。母亲不知疲倦地在父亲的店里当助手，她的作用显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在那里看到弗兰茨的一个妹妹。然而父亲远远不满意这种局面，从他的家长制出发，他恨不得全家人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转。不过我不认为，我陪弗兰茨到他父亲店里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准确无误的。由于年代远，回忆已经十分苍白。我倒是对他家另外两个住处记忆犹新，那是我常去找弗兰茨的地方，尼克拉路三十六号（现在是帕利茨卡），从那里可以看见码头、莫尔岛河、游泳场、桥、百乐宫的绿色斜坡，还有奥培彻楼、尼克拉路与旧城环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向尼克拉路这边，他的窗子位于最高一层的最左边。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俄罗斯教堂上一座大于常人的巴罗克雕塑。
弗兰茨是最大的孩子。两个弟弟（亨利希和格奥格）亡于幼年（一个死于两岁，另一个一岁半）。六年之后，三个妹妹相继出世，她们三人始终形影相随，与她们的哥哥却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离。后来，弗兰茨得病后，小妹妹与哥哥的隔阂被极坚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兰茨最信赖最亲近的人之一。——根据所有的报道，我们可以想象弗兰茨的童年过得是多么不可言喻的寂寞。由于母亲从早到晚在商店里忙碌，晚上也是父亲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扑克）．弗兰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师和人情淡漠的学校进行的。——对一个法语女教师或法国女人的回忆表明了性的觉醒。
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少年时代的忧郁和迟钝的记叙（有一次卡夫卡在谈另一个问题时用“拖泥带水”形容过这个时期的特征），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记，这是事隔很久的回顾了：“有时我相信，我在整个中学时期和这以前的日子里思想特别敏锐，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结论只是由于记性变坏了，然而有时我又发现，我的坏记性只是想恭维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后果严重的事情上，我是懒得动脑筋的。我自然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同贝格曼以一种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犹太教法典方式讨论上帝及其能力范围，这种讨论不很详尽深刻（也许我那时已十分易于疲倦）。我当时乐于联系一份基督教杂志（记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该论题将钟表与世界、钟表匠和上帝相对照，并以钟表匠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见，我完全有把握在贝格曼面前驳倒这个论点，尽管这种反驳在我心中并无坚实的依据，反驳时我必须耐心地将各种依据收集拢来。有一次这种反驳进行了，那时我们围着市府塔楼散步。我之所以对此事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共同回顾了这件事。”
“当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时（然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思维能力的发挥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产生这种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够多，我走到哪里总是穿着蹩脚的服装，这些服装是父母让不同的顾客裁制的，最长一段时间是让努斯勒的一个裁缝给做的。我自然发现，穿得不像样走在街上是很轻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阔绰，不过我多少年下来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服装上寻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于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卑的趋势（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觉中而不是在事实上），我坚信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与这种先是洗衣板一样僵直，而后又变得皱褶繁多的身体相配。我根本不想获得新衣服，因为既然我长得难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说，既然世界已经看惯了旧服装，又何必向它展现新服装的丑陋呢？我老是拒绝母亲的意图，她总是让人给我做这种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总能发现新旧服式间的区别。我的这种不断的拒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为父母亲的行动业已证明，我的长相实在是不值一谈。
“长此以往，我渐渐习惯于我的姿势来适应这些蹩脚的服装，走到哪里我都曲背斜肩，手足无措，害怕照镜子，因为我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我的丑相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丑相不可能如实地映现。假如我真像镜子中照出的那样，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骚动，星期天散步时我就得忍受母亲在我背上轻轻的敲击，接受与我当时现实的忧虑格格不久的告诫与预言。我主要完全缺乏为真实的未来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预作准备的能力。我只能对当前的事物及其当前的状况加以思考。这可不是出于考虑问题的彻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关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贫弱）出于悲哀和畏惧，说出于悲哀，是因为我的当前处境是如此可悲，我认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无法脱离它；说出于畏惧，因为正如我当前每跨出极小的一步亦心惊胆颤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来严肃负责地评价作为伟大的成年男人的未来，这种未来在我心目中多半时间被看成痴人说梦，以致我觉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虚假的，而下一步则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进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却过于冷静，以致不能在奇迹的范围内考虑奇迹，在真正的进步的范围内考虑真正的进步。入睡前，我能长时间地沉湎于梦幻中：我身为富翁，乘坐四驾马车驶入犹太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鞭挞的美丽的姑娘，以我的车载着她扬长而去。这种自娱的信念也许是从一种已经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来的，它丝毫不能使我克服这种坚定的想法：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晕脑涨地又过了这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然而我的文学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临不穿一件黑色的礼服无法出门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须作出是否参加一个舞会的决断。努斯勒那个裁缝被召了来，协商裁这么一件衣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如此优柔寡断，我总是害怕通过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仅被扯入下一个不愉快的局面，而且会进一步被扯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况。一开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们在这陌生人面前以我没有任何礼服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们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议。但我感到人们提出的燕尾服将给我的生活面貌带来可怕的转折，于是我们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同意做晚礼服，这种服装与普通西服上装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当我听说礼服背心必须开领，里面还得穿一件挺括的衬衫时，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坚决性表示反对。我不要这么一件晚礼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话，那么我宁要一件虽有绸料衬里坦领口却开得较高的。这个裁缝没见过这么一件晚礼服，他说，我怎么设想都罢，但这么一种上装不可能穿到舞会上去。好吧，就让它不是舞会服装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这事本来就没有定，你只要把我说的衣服做出来就行了。这个裁缝简直想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