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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革党”的关系方面，他格外小心，表现得恭顺随和，让人以为他已经是“革党”的同路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新政权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为解燃眉之急，打算拿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当南京临时政府代表把这件事转告了在日本的盛宣怀，想让他帮忙。盛宣怀表面上表示“义不容辞”，实际上并没有诚心相助。后来黄兴不得不以十分严厉的口吻责斥盛宣怀说：“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孙中山倒是对盛宣怀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对于盛宜怀要求将其私产及公司产业“已充公者一律发还”的要求，孙中山承诺“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
然而盛宣怀对孙中山和民国政府依然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他恭维“孙、黄皆英雄，谅不肯食言”，“公以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只不过是为了争回已被“充公”的财产。1912年3月，上海义赈会函请盛宣怀参加捐款办振，盛宣怀当即表示，被民国政府没收的“典当一日不还，捐款一日难付”，并函告当时在上海的心腹李维格，派人“往谒孙、黄，运动先还典当、花园，即可抵押放赈”，要挟民国政府发还他的财产。
盛宣怀在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前夕，再次致函孙中山，意思很明确，他担心孙中山离职后，发还财产一事可能会被搁浅，他要孙中山有个交代。其实，民国政府在处理盛宜怀财产一事上的做法，并无大错。以盛宣怀在清末所作所为及他对待革命的态度，革命政权没收他的财产本无可非议，当然后来依照民国法律发还他的财产也是对的。
只是盛宣怀心里有两本账，他表面上诚心拥护国民政府，频频同孙中山、黄兴通信，实际上是处处在经费问题上给革命党添绊，同时《〃文〃》还在处心《〃人〃》积虑地恢复《〃书〃》自己被没收《〃屋〃》的财产。而当后来他的全部产业终被发还之时，盛宣怀非但没有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临时政府有丝毫谢意，反而将其归功于袁世凯。特别是对于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这两个企业，盛宣怀对袁世凯的保护感激涕零：“民政府摧实业公司，汉冶萍、招商局几乎不能深全。幸赖项城之力”，得以维持招商局。“孙、黄将欲强夺抵押一千万元，幸蒙袁总统大力保全，天下称颂。”
由此可见，盛宣怀与“革党”的交往，不过是虚与委蛇、暂避风头，而同“袁党”的关系倒称得上是以诚相待、心心相印了。盛宣怀和袁世凯最终还是重新回到了当初在李鸿章麾下的时候那种同心协力的关系。这两个清末最具权势的人物，历经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最终又走到了一起。但是，经过他们的这一番折腾，中国，尤其是辛亥年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盛宣怀的生命还没有结束，但他对于中国的使命已经基本结束了。1911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却在这一年中发挥出了改变整个中国的影响。
如果一定要把辛亥年的鼎革归因于一个人的话，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这个人不是孙文，不是黎元洪，也不是武昌工兵营的士兵们，说他是盛宣怀，可能更合适一些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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