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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番
【，】
编辑推荐
辛亥百年最具颠覆性压轴之作
是谁奠定了清政府全面崩溃的基础？
是谁为革命制造了最关键的形势？
是谁为清政府物色了掘墓人？
是谁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
如果做这些事的是同一个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他一个人的革命。
内容推荐
盛宣怀是个朝廷的忠臣，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推翻清政府的第一功臣。
1910年，因为他的查账导致了全国性的金融风暴，为革命制造了经济动因；1911年，身为邮传部大臣的他又强推“铁路国有化政策”，直接导致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的火药桶；同时，为了终结革命，他把袁世凯推上了台，结果袁世凯却倒打一耙，直接把清政府送进了历史的尘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历史演绎，本书认为，与其说革命党或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制造者，不如说盛宣怀才是革命的催生者。
同时，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深刻地反思了盛宣怀之所以会扮演这个角色的原因：
盛宣怀是一心搞经济的，结果却一手摧毁了清朝的经济支柱。
盛宣怀是一心为国家修铁路的，结果却因为铁路断送了清政府的前途。
盛宣怀是一心要为国家推荐人才的，结果是他推荐的这个人结束了清廷的统治。
盛宣怀是个自信而又充满了活力的人，他不断在追求个人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却使得两者都遭到了最大的打击。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吗？
作者简介
生番，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曾前往爱尔兰、英国等地交流多次。文笔辛辣，一针见血，以历史散文著称。
第一篇 金钱与英雄
第一个故事
光绪九年（1883）。杭州。初夏。傍晚。闹市。
一个醉醺醺的壮汉，上好绸缎制的袍子前襟敞开着，肥硕的胸脯如女人的乳房一般一抖一抖地挂在外面。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家水果摊前，拿起一个苹果，一口咬了下去。
水果摊主低头装作没看见。
那壮汉继续朝前走着，在卖扇子的摊前拿起一把折扇，打开后边走边扇。扇子摊老板把视线转往了别处。
壮汉再次停了下来，他前方有一家打着“新店开张买十赠一”的幌子、挂着“聚丰包子铺”的招牌的店铺前。
他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道：“什么时候开的？我怎么不晓得？”说着，他走上前去。
卖包子的小二以为生意来了，忙不迭地招呼道：“大爷，来个什么包子啊？肉的？素的？还是烧卖？小店……”
他话还没有说完，那壮汉就从蒸笼里抓出一只包子，直往嘴里塞去。
那小二未曾见过如此猴急的顾客，一时看得目瞪口呆。
那壮汉是何等胃口，那拳头大的包子没几下就从他手里消失了。他抹了抹油腻腻的嘴，说道：“这肉骚气太猛了。”说完，转身就要走。
“大爷，你还没给钱呢！”那小二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饥饿的客人根本没有想到要付账，急忙大喊道。
街上的人顿时都停下了脚步和手中的活计，似乎在期待某种刺激无比的状况发生。
那壮汉停下脚步，狞笑着转过身来。
小二还没来得及责问，只觉得喉咙一紧，眼前一黑，身子如同风筝一样飞到了空中，紧接着背上一阵剧痛，原来他的身子已经飞进了那还冒着热腾腾蒸汽的包子蒸笼里了。
“记住喽，不要再乱说话！”壮汉丢下一句话，正欲离开，突然感到肩上搭着一只手。他是觉得一股邪火直冲脑门：“老子还在火头上，谁他妈要找不痛快！”
他一转头，见到一个白面书生样、手持绸扇、腰裹绫罗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浑身一哆嗦，急忙道：“萧……萧公子，您怎么来了？”
“何豹，”那男子冷笑道，“你可威风啊。”
那壮汉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萧公子，这……这个……我……”
那男子抬手止住了他：“不用多说了，你自己说怎么办吧。”
那壮汉如同听到了赦令一般，急忙满身翻兜，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两银子，递给那还在揉着屁股、对眼前发生的事不敢相信的小二。
萧公子左右看了看，又说道：“刚才你还拿了哪几家的东西，赶紧补还给人家吧。”
“是，是……”何豹捣蒜般点头应道，说着就又翻起兜来掏银子。
“等——等——”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怪声怪气的断喝。
一街人的目光眨眼间就投向了那声音的来处，一个穿着黑色礼服，戴着礼帽的洋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的身后站着几个蛮肉如山的壮汉。
见到来人，何豹如同蚂蚁见了蜜糖般迎了上去：“密斯特马多老爷！”
萧公子见了那马多也是后撤一步，脸色阴沉不少。
马多用着古怪的中文笑眯眯地对萧公子说道：“萧先生，不知你为什么要同我的这位助手过不去？”
“这何豹本是我家的家丁，只不过是见了你们洋人的钱眼开，卖主求荣。今天他在集市恃强凌弱，我自当对他略行惩戒。”萧公子说道。
马多继续笑道：“萧先生，你刚才也说了，他以前是你的家丁，但现在不是了，他的事，我想你不应该管吧？”
“何豹横行霸道，我只是路见不平，替天行道而已。”
“好！”马多一拍手道，“好一个替天行道。不过，萧先生，何豹先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你惩罚他就会让我受到损失；我受到损失，我们银行就会受到损失；太古银行受到损失，就难免向各家借款商家催要已经到期的贷款，这其中，萧先生，你们萧家‘四明号’的贷款恐怕也在其中啊。”
萧公子胸膛剧烈起伏着。
马多依然笑嘻嘻地望着他。
萧公子拂袖转身要走。
“萧公子，请留步。”马多却在身后叫住了他。
萧公子低声道：“你还有什么事？”
“萧公子，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马多说道，“你刚才对何豹先生有所侮辱，我想，你总要给他道个歉才对吧？”
何豹这时也想大事化小，在一旁说道：“密斯特马多先生，算了吧，我没事……”
马多回头瞪了他一眼，何豹顿时没了声音。马多继续说道：“萧先生，只要你向何豹道歉，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们欠太古银行的贷款可以慢慢还。这样吧，你换个角度想想，要是断了太古银行的支持，我想令尊一定不会高兴吧？”
萧公子低着头，一声不吭，他的喉结剧烈地颤抖着。
“怎么样，萧先生？”马多笑着问道，“想好没有？只不过道个歉，有这么困难吗？做错了事就要道歉，你们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吗？这点总明白吧。”
萧公子抬起头，双目无神。
马多知道自己赢了，抬起手，示意周围的人安静，他要听清楚萧公子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萧公子开口了，但他的嗓音已经沙哑，“我……萧家骥，对何豹……”
“萧贤侄何故如此吞吞吐吐啊！”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人们再次整齐地回头观望。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虽然已经鬓须斑白，但面貌却依然如同中年人一般给人庄严之感的清隽老人。
老人如炬的目光，射穿芜杂的人群，直取笑容逐渐僵硬的马多：“马多理事，半年不见，别来无恙啊。”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另外还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家丁。
“胡、胡先生，您、您好……”声音颤抖的马多，中文愈发不标准了。
那胡姓老人没有再搭理他，而是转向了萧公子：“萧贤侄，这些日子可好？”
萧公子终于看清楚了来人，激动道：“胡伯伯！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那老人止住了他过分的激情，说道：“贤侄，今天可是我回杭州的第一天，你就这么欢迎我啊？”
“胡伯伯……我……”
“好了好了，”老人拍拍他的肩，“胡伯伯在一旁都听明白了。”
老人总算回过头来，对尴尬多时的马多说道：“马多理事，你说这事怎么办？”
“这……”马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利害，思量片刻后，他说道：“胡先生，您刚回杭州，我们在这里拦路打扰大驾，实在是抱歉，我们这就走，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
“马多理事请留步。”那老人不紧不慢道。
马多捏紧了拳头，但还是不得不停下了脚步：“胡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只是——以后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找中国人的麻烦，这里的人都很听不得坏话，万一他们要是一哄而上不讲理地朝你挥拳头，恐怕我胡某人也保不了你。”
马多望了望四下的人群，他这才发觉一种异样的氛围从自己出场开始就环绕着自己。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多谢胡先生指点，我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多谢胡伯伯仗义执言，以免小侄被肖小戏侮。”萧家骥对那老人毕恭毕敬地谢道。
“贤侄，这没什么，我没做什么。我还有要务在身，不便久留，贤侄有空时，请来寒舍一叙，半载未见，你我叔侄之间，可有的聊啊！哈哈哈……”
“一切听胡伯伯的，胡伯伯请——”萧公子给他让出道来。
“替我向令尊大人问好，我改日也要登门来拜访的。”
“一定一定。欢迎之至。”
在家丁护卫下，那老人走出了人群。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鼓楼下。前方不远处是一座高墙环绕的豪宅。家快到了。
突然，一个家丁手持一封电报，急匆匆跑来：“老爷，老爷！上海急报！”
一听是上海，他脸色一沉。
他接过信，打开一看，一行字映入眼帘：“邵已被盛买通，欲置阜康于死地。”
他呆立在那里，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一动不动。
倏地，他吐出一口鲜血，狂呼道：“宣怀小儿！还我阜康！”
革命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
辛亥年间的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是要拿命来说事的。要革人家的命，首先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敢不要命地干这样的事的人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读过半吊子书，但自以为满腹经纶，想用自己的学识来“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总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他们大多有个当地主或者当官或者做生意的爹妈，平时吃得饱穿得暖的，但却心忧天下，觉得自己承担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要是普罗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自己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这种极端的利他主义其实并不难理解。从精神上分析，这些人大多数都从小受到父母溺爱，因而自尊心和虚荣心比较强，对自己有着较高的估计，总觉得自己能量无限、法力无边，他们对外界的控制欲和征服欲也会表现得格外醒目。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平庸的抱负与所承受的道德动力使他们的内在力比多（或者说荷尔蒙）有了更加“高尚”的目标。这些自命不凡的内在力比多所释放的能量将会被居高临下的“正义”之名包装为造福社会、施恩人民的动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家孩子，可不太会有这样的胸怀。首先，因为从小就没被人重视过，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就没有这样非同寻常的估计；其次，自己都没脱离苦难，谁还有心思去管别人？所以，一般人看来，中产阶级是社会安稳的基石，但却没有看到中产阶级也是孕育一批肩负神圣使命、打算改造不公正世界、随时准备对这个社会吃里扒外的理想主义者的温床。所以，“中产”这个阶级究竟对社会稳定有多大支持作用，是很难下定论的。
第二类人，就是经过衡量考虑，觉得革命的收益要远大于不革命的收成，而且革命的“成功率”很大的那些人。湖北的汤化龙、浙江的汤寿潜，就是这样的（。电子书）代表。对他们这些立宪派来说，清政府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立宪因为皇族内阁而已经成了泡影，而满族新贵们也正盘算着把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革命尽管并非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总比有一天被政府收走全部权力和利益要好得多，况且武昌的形势出人意料的好。但要是革命的形势有一些超出了他们的估计，或者是如袁世凯这样愿意给立宪一个机会的人伸过来橄榄枝，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接。几乎找不到一个比他们更合适的群体来解释“机会主义者”这个词了。
第三类人最为单纯，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要是不拼命，可能连命都没了。他们倒不是要立志去打造某种类型的新社会，对他们来说，只要还有一口饭吃，都不愿意来玩命。中国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农民造反，总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就这些起义中的大部分跟随者而言，他们未必会和首领们一样与旧世界苦大仇深，很多人是因为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或者“均田地”、“封王侯”的许诺而成为半农民起义者、半机会主义者的。在梁山好汉中，和宋江、林冲这样除了造反别无他路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些跟着首领一边玩命、一边捞好处的人对社会的冲击最大，破坏性最强，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只要有了一定的利益，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撑的农民起义者很容易陶醉于渺小的利益。所以，说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到后来都“蜕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并不公平，如果不给这些脑袋里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灌输的思想的农民们一些让他们觉得值得继续为之拼命的东西，那他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了。而从造反者变成开国元勋、辅君忠臣的诱惑，会使他们继续凝聚在一起，直到被朝廷的军队镇压或颠覆朝廷，最后成为被藏的良弓或者被烹的走狗。
这三类人不能过于严格地区分，毕竟，人不是简单的造物，不可能是由简单的模子刻印出了来的。但从大数上看，这三类人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没错，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者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比比皆是，农民造反派里面难免也会混入几个如张良、刘伯温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机会主义者里要找到几个知识分子也不是难事。但是，混入知识分子或者起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机会主义者，他的身份必然不是因为某种崇高的信念驱使的知识分子或者不拼命就没有出路的农民起义者。张良和刘伯温这样的人肯定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起义者，因为他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主观意识，而不是为了生计在打拼。他们是在借用农民起义者的力量，就像20世纪的革命者通常做的那样，这种方法虽然被一些秉性高贵的知识分子所不齿，但通常被证明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让这三种界限相对分明的人群走到一起来搞革命，无论这三种人都有着怎么样的个人目的、个人情怀，总得有一个难以抗拒的共同点来缝合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情势。
没有外界的刺激，一个自洽的系统不会产生应激的行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太平洋上的渺小岛屿，而在19世纪免受外国殖民者的骚扰，那他可能一直会在自己的被几千年岁月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波利尼西亚系统中运行下去，按照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去发展。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一种外界的推力去刺激上述三种人群，他们的革命欲望也不会恰恰在那个时节爆发得如此完整而全面。或许，他们本来只是希望继续旁观，希望清政府能弃暗投明，希望生活能蒸蒸日上。但是，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深层的潜流”一样的推动力迫使他们突然做出了选择，决定以武昌事件为契机，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种深层的推动力会是什么呢？
你没有猜错，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作了灾难性的低估，但是他对于经济基础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一直为历史所证实。他对金钱对于人心的无与伦比的驱动力的看法是经济学界至今为止最为正确的结论。
扯得太远了。我们刚才这么啰里吧嗦半天，要说明的就是一件事：清末的经济必然是发生了动摇性的事件，才形成一个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动摇使本来穷苦的人难以维生，本来富裕的人变得贫困，本来潜在的正义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到难以遏制的地步，而本来骑墙的机会主义者有了明确方向。这种动摇让原本不在一个轨迹上的潜在的革命者们殊途同归，把本来还有希望爬上悬崖的清王朝一脚踹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究竟是谁造成的？
胡雪岩炒股票
我们经历的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因美国房贷泡沫破灭而起，可见泡沫这个东西不仅仅只存在于澡盆里。一旦进入了金融领域，什么东西都可以产生出泡沫，不仅房产可以有泡沫，钢铁可以有泡沫，就连大蒜、绿豆都可以有泡沫，更不用说把泡沫当做习以为常的股票市场了。
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于股票和股市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中国股市真正的起源则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国企业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了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了股票市场。
与丰厚的利润形影不离的往往是非理智的冲动，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实在找不到更适合的引用依据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请出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先生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股市里，利润是没有极限的，中国股民经常会以这么一则故事自励：一个美国妇人在某年买了5000美元的可口可乐的股票，把它压在箱底就忘了，没想到50年后重新发现它的时候，那些股票已经升值到5000万美元。即使就短时间而言，股票翻一两番也是屡见不鲜的事。相对创办实业的艰难和存银行的低利率，股市的极大利润空间让它从创办伊始就成为了风险爱好者或者头脑发热者们的乐园。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清末的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太适合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