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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班。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也没报。我没有见到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了事，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后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快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毁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报。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处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战备，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哟，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哟！
（责任编辑洪振快）
人物志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作者：张有京 字数：6484
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年）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
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为刘先生亲告我者”。出于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那么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为何会含冤病故于1958年呢？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先生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过激批评帮助，系主任刘尧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甚至将刘文典先生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先生为此大为不快。直到1954年1月24日先生在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在25号辅导学生（历史系）是为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张德光评论“此老火气大，中文系对他团结不够，至少是尊敬不够”。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即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交心运动，后者对刘文典先生冲击特别严重。
“1957年反右斗争时，校党委整风反右领导组曾在校内民主党派老师中，收集整理过刘文典的右派材料，我也曾写过揭发刘文典的材料交校党委。因我未参加党委审定右派的会议，校党委为何未划他为右派我不知道。”（张德光1968年8月31日的交待材料《我替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些定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在经过无数次惨烈批斗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在批斗会上作交待时，也曾揭发过刘文典先生的“右派言行”。如1957年7月23日，时任云大教务长的王士魁教授（被定为校内“大右派”）在批判会上交待其“罪行”中说道：“刘文典说在云大不骂刘文典不是进步，学校离心力大，外出学习的人都不愿回来。学校再过几年不堪设想，读几年书再说。”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先生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我国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提意见，给教师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带来极大政治压力。该年3月16日晚，在各系汇报运动进展及工作安排会上，校党委书记李书成说：“两天来（运动）发展很快，上午（全校写大字报）3200多张（意见）800多条，下午中文系一万多条……意见多，质量高是先进。如中三（中文系三年级）每人200条，向全校挑战。”3月18日“系学生（历史系）提意见已突破二万条，教师都被烧着一下”。5月3日晚张德光在写个人交心材料时记有：“写到106条已3点多，外出一看家家都已熄灯。”6月1日下午，在历史系教师交心会上，“陈年榜谈交心思想斗争，交到70条时抵触起来，认为党是法官自己是罪人向法官写供状，想不通把笔都摔了”。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个别党员系主任，被迫又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作自我检查和接受群众批评。时为校党委常委、校长的李广田教授，对党委过“左”的做法曾表示反感，看到不少知名老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的对象，也爱莫能助。有时也难免迸发出不平的怒气，一天他生气地问张德光：“德光你们怎么这么随风倒呀？中央都宣布过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你们几个共产党员怎么又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德光无言以对。（张德光：《忆李广田同志》，《云南日报》1979年1月25日）
在这场运动中连党员教授均受到冲击，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视为“有问题”的老教师更是在劫难逃。如中文系著名老教授张若名因脱党的“历史污点”在交心运动中成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张若名1920年与周恩来、李富春等留法勤工俭学，加入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任支部执行委员。后因故申请退党，并严格履行了周恩来提出的用生命保守党的机密的要求，潜心在法国学习，获法国文学博士。见《云南大学志》第十卷）她在多次交心会上被认为“态度不老实，对党不忠诚”，未交待出她“脱党”的真实思想，在过不了批判关的沉重思想压力下，最后一次交心会上，已是心力交瘁的她痛苦地不得不违心编造出其骇人听闻的“反动思想”以示对党“忠诚老实”。6月18日在校党委汇报会上，“中文系冯明熙汇报张若名交心：（一）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更利害，精神压力大。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思想自由，无产阶级专政连思想也要统治。天主教统治之后有宗教改革，无产阶级专政后最好来个社会改革。如果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等我死了再说。（二）党员也是被统治，不得已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分子是为了个人名利去贯彻党的政策。交待完后她哭了一天。她在法国脱党以后，修正主义思想坚持至今，故对新社会不满，想退休。”因不堪承受过火批判，张若名教授于6月18日跳校园东侧的八大河冤死。张若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向云大中文、历史、外语教师党支部（三系合为一个支部）提出重新加入党组织的要求，因其“重大历史问题”未被党组织接纳。
张若名教授死后，6月24日，张德光“7点半与李虎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去飞机场接杨堃（张若名丈夫，正在北京出席全国民族学会议）。杨先生8点半到家。告诉他张若名已自杀，他马上表示‘张若名是叛徒，死有余辜。’界限划得这样清楚，出乎意料之外。劝说杨堃去温泉住一夜，未能接受。”为免遭株连，杨堃一早便到张德光家辞行返北京继续参加会议，以表白自己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结局又如何呢？一生以狂傲放纵的独特文人风骨处世的刘文典先生，同往常一样绝不能容忍他人对其人格的侮辱。当交心转入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时，刘对师生贴他的大字报和会上的批评一概加以冷嘲热讽，因此成为运动的核心人物，被校党委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交全校师生集中火力进行揭发批判。其在运动中的表现与遭遇，简要摘录如下：
3月29日校党委开会，“书成同志（党委书记）强调中文系堡垒刘文典，历史系方国瑜必须突破。刘文典在中文系组负隅顽抗，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权威是你们捧出来的，在我面前上一炷香嘛！我不死谁敢教杜诗，即算能教也拿不了我这样多的薪水’。”（一级教授月薪350元，相当于国家部长级别待遇） 4月10日，在系主任会议研究学校教改如何转入争论阶段时，“中文系反映刘文典对大字报相应不理，他说：‘古今中外了解老子最深的是老子自己，之外，就算我刘文典了’。”在先生逝世后的8月11日，杨黎原副校长在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还提到在交心运动中，“刘文典说‘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就是因为我这一套，把它破了，我还能成为刘文典’”。
为攻下刘文典这一“顽固堡垒”，按校党委安排分别多次在中文系和历史系教师及学生代表以及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等批判会上，对先生的“反动权威思想”展开猛烈批判。4月4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整风会上，首先由张德光转达了校党委的意图，安排刘文典先生在会上作检查。刘文典先生的检查要点无外乎以下三点：1。给自己戴上一顶空无内容的个人主义帽子。“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初烧时我认为自己是个大财主，仓库里东西很多，再烧就感到烧空了，空虚得很”；2。批评自己有迷信思想。“我与张为骐（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学生，对刘文典先生十分崇敬）有共同语言，我也看佛经，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抬出宪法来就不对了”；3。我不自杀，你们批不死我。“我悲观厌世，但我不自杀。我就一种自杀法，吹烟慢慢自杀。”（先生在解放前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并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许）先生的检查显然“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
4月20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整风会上，再次由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刘文典先生。众所周知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老教师比例占大多数，历次运动中多数人或轻或重均受到冲击。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揭批刘文典先生时，他们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九三学社成员方国瑜老教授揭发说：“刘老师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丑恶的，解放前姜亮夫当文学院院长，请刘先生校补《慈恩法师传》，预支稿费五万元，相当教授一年工资。刘先生贪得务多，又向熊庆来（校长）敲诈稿费。熊找我四次，叫把西南文化研究室印书用纸四十令卖了给刘文典。我不同意，熊说：‘刘文典逼账如逼命，你救救我的命吧。’不得已，我同意借一部份纸给学校救熊的命。刘先生收到钱后交稿了，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骗局，刘先生只在书上加了几条眉批，就算著作了。简直是贪污，太恶劣了。思想改造时，刘先生还污蔑我贪污了四十令纸，真无耻。”5月2日，“上午党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与中文系配合两次批评刘文典。下午文史两系教师及中文系学生代表听刘文典自我检查。”刘文典先生在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似乎已是身心疲惫，一反常态，首次在当天会上违心低头“认错”，甚至人云亦云被迫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其“检查”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帮助我，最初我很抵触，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大家都是为我好，昨天到观礼台（五一节游行观礼）我没有勇气看工农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贡献，只有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我怀念的是旧社会制度，蒋介石时代那个政治、经济社会。蒋介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安庆（安徽大学旧址）时他把我关起来，照人情我痛恨他，他是流氓出身我看不起他，他60岁时卢汉（云南省主席）叫我替他做寿序，其实是贺寿……可见我无耻到什么程度。……孙××教授说共产党杀人有四种法子，我相信。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抵触的事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