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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我们，她像祥林嫂一样地念叨：“我怎么就没想到，那么热的天两个孩子也会跑出去的。”
她的声音很低，声音不停地颤抖，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闪烁，没有目的地打量四周。接着她又说出毫无逻辑的零碎的语言：
“好好的机井就没有盖子了！”
“小凡今年都该上初中了，庆庆也要读三年级了。”
“为什么淹死的是我家的苦命的孩子。”
“我就在他们跟前都不知道，我真该死。”
从她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能够了解到，那个机井距离他们家的玉米地并不远，而她赶回家的时候，甚至从那口机井旁边过去，她不知道水下面躺着自己的孩子。她没和我们说几句话就哭了，只是哭，没有眼泪。她的眼泪早就哭干了。
而孟凡智那天从徐州赶回家里，整个人也都傻了，悲伤让他变得机械，变得麻木，变得苍老。他拾起戒了几年的烟，开始酗酒，徐州的生意也不干了。对于儿子的死，他一直耿耿于怀。2004年的春节，当梁大雷的父母从外地打工回来，孟凡智带了一把菜刀，跑到梁大雷家里，声称要砍死梁大雷和他的父母。梁大雷的奶奶说，儿子肩膀上挨了一刀，至今还留着一道长长的疤痕。孟凡智因此被拘留了半个月，还罚款8000块钱。我们没有见到孟凡智，他又打工去了，因为家里的积蓄早已经用完了，这一次他出了远门，跑到无锡去了。也许，此番去打工，不是在乎赚钱，而是为了逃避，逃避家，逃避死亡的阴影。
此时的孟家早已破败不堪。
据了解，原本孟家在村里的生活可以算作很好的，村里人羡慕孟凡智有头脑，钱赚得多，老早起了楼房，买了彩电。而如今，村里日子一点点好起来，楼房也多了，孟家却落下了，被掩埋入楼群的旮旯里。院墙已经破损，上面长满野草，门锈了，门闩折了，院子罩在梧桐树里，又暗又湿，空荡荡的，只有几支鸡在动。楼房更是空荡荡的，上下六间屋子，只有下面两间放着陈旧破损的家具和一张空空荡汇的床。
孟凡明告诉我们，弟弟打算领养个孩子，然后搬到外地住。弟弟两口子忘不了两个孩子！他早就建议他领养一个孩子，但是夫妻两死活不愿意，他们觉得对不起凡、庆兄弟俩。而如今弟弟的情绪似乎好了一点，尽管弟媳妇依旧在痛苦中挣扎，或许一个孩子能让她一天好起来。
在孟家，我们没有见到凡、庆两兄弟的照片。所有一切关于他们的东西，包括照片、衣服、书包、书、鞋子、甚至他们睡觉的床，都在他们死后，被堆成堆，烧掉了。
只是在孟凡明家我们见到他们兄弟两的一张合影，那是孟凡明偷偷藏起来的。他对我们说：“留着它，至少可以证明两个孩子来过这世间一趟。”
照片是事发前一年照的，照片里兄弟两个站在自家的院子里，笑得很开心，弟弟孟智的牙齿刚好掉了一颗！
他们是新的，被古老的水兽吞没，新的何止他们；中国有太多他们一样的孩子，古老的又何止水兽；金兽、木兽、火兽、土兽，石兽，同样古老。它们沉睡，也会醒来，会吃人。
两个孩子来了，又走了，带走一切，也带来一切。
农民工背后的眼睛
采访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梁大雷是一个成年人，如果这个成年人又有足够的勇气，他要救出孟家兄弟完全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无法苛求梁大雷，毕竟，他也只是一个孩子。
与梁大雷惊谎失措不同，在涟源荷塘镇洪水中，邹华把中华民族的大美发挥到了极致。他是沉着的，勇敢的，是机智的，也是无私的！洪水之中，他虽然没能够救下女儿，但是，救人的方法是可取的，而且他解救了自己的儿子，也解救了他人的孩子。而如果镇子里生活的大多数人不仅仅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如果有很多像邹华一样的男人在家，乡村就不会那么孱弱，洪水就也不会那么嚣张。农村的男人是最强壮的，他们可以解救的不仅是自己的孩子，有他们在，整个救援活动也可以更好地展开，更多的别人的孩子，老人甚至柔弱的女人也会被救出。而在皖北那次“小小的溺水事件中”，如果孟凡智没有出去打工，有他们在，孟家兄弟还会被水兽吞没吗？
应该说，“5·。31涟源洪水”震惊了整个湖南，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关注。湖南省团委书记吴奇修就敏锐地发现，爆发山洪，一下子就死了12个小孩，而11个孩子都是农民工留在村里的子女，本来这是个个案问题，但是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也带有复杂性的这么一个问题。
博尔赫斯有一句诗：“像水消失于水！”这句话他用来形容人的失踪，更具体地说是形容人失踪于人，一个个体的人失踪于整体的人。那是一滴水失踪于大海的印象，说明个体与整体的融合，融合个体的概念消失。
同样，涟源洪水个案，也像“水消失于水”一样，长久以来它消失在一个整体中。那种消失是司空见惯的，是普遍被人接受了的。而这一次，人们注意到它，并从滴水中，看到整个海洋。
我们在思考：人们究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投入了多少目光，为他们做了什么？于是我们决定在湖南省，乃至全国进行一次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以详细地了解农民工子女的情况。我们组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课题组。
此次调查，基于“覆盖湖南，辐射全国”的原则，我们走遍了湘北、湘中、湘南、湘西，以及皖北。其中皖北农村主要是辅助性试点，以辐射全国情况，并以其情况与湖南情况对比，检验湖南情况的全国普适性。另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对全国各地一些关于留守孩子问题的特殊事件有选择的做特殊调查。
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联合各地学校、团委和妇联等职能部门，在湖南、安徽、四川、河南和广东等省份发放了2000份农民工子女学习和生活情况的调查问卷，设计了几十个针对性的问题，收回有效问卷1448份，通过分析整理，整理出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数据。
随着我们的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越来越清晰、越深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路走来，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在感叹：一场洪水把一双眼睛从泥土里撅出来，那双眼睛！埋葬于煤灰与泥巴，闪烁干净、澄澈。看不见它，心安理得；意识不到它，不以为然；直面它，难以平静；躲避它，心怀愧疚。留守儿童！那是一种简单的深刻。那双眼睛是留守儿童带给我们的灼痛。
当把“农村留守儿童”这个文化符号的意蕴剜出来，经过后来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原来“留守儿童”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历程连在一起，一直存在那里。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整体仍旧不断膨胀，内部不断变化，远远不是止“涟源洪水事件”或者“皖北小小的溺水事件”那样简单。
从根本上说，留守儿童是农民工留下的。由于农民工本身的许多特点和现有的政策制度的尚且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外出，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农村。这些特征包括：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居无定所，没有长久确定的工作地点。区域性的省内流动，或许还有可能允许农民工带着孩子，也大多只是存在于理论上，因为省内流动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居多，而大部分的农民工则是跨省流动，向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倾斜。而表现在具体的农民工身上，还常常存在省内和省外流动的交织，令流动性的表现更加混乱。因此，农民工不可能像背着包裹一样地把子女在各个城市间背来背去，这样孩子受教育和生活状态都会受到显著影响。
“浙江、广州、山西、东北，我都跑，一年换一个地方，三个月换一个地方，像打游击，带着孩子能行吗！”“带着孩子打工？要是能让我在一个城市干三年五年，我就带，但是没门！”“一年光坐火车我都吐了好几会，带着孩子能行吗？”
“明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样的日子孩子是没办法过的。”“带着孩子？他们还要上学呢，寒假暑假让他们到城市玩一下，还可以……”
这些问题，都是在调查中农民工反复提到的。
再者，农民工工作环境艰苦恶劣，生活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太低，处于城市职业人群的最底层，从事最脏、最累的非主流职业，比如建筑业、体力性工业、层次较低的服务业、家庭雇佣等；住的是集体宿舍、在建建筑物、工棚、甚至就睡在野外，吃些没有营养的蔬菜、硬米饭、难得见到肉和油；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早时凌晨4点就起床，晚时要到翌日凌晨才能回去。
山西省总工会的一个调查显示，大约有84％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法定休息时间，约45％的人没有休息日，连续超负荷劳动；工资也低的可怜，“农民工状况虽说比农村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10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于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这些残酷的现实决定了农民工没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带在身边也没足够的经济能力让孩子生活得更好，更遑论有闲暇时间照顾孩子了。
调查中，农民工常常给我们倒着苦水：“孩子去了，我们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能让孩子一个人待在住地，还不如留在家里，城市孩子又不熟悉。”“我都没有住的地方，孩子去住哪里？总不能让他和我们睡大棚吧，又热又臭。”“我每天干活回来，都累的要死，怎么带孩子过去？谁给他吃，给他穿，在那里也不能上学。我没有钱，没有心力，还是让孩子在家好。”“住没住的地方，吃没吃的东西，孩子来到会受的，在家里东西便宜。”“孩子去了不还是一样，每天起早贪黑，又见不着。”“你知道我们干活多累，工地太乱，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砸死了，让孩子去太危险。”“我告诉孩子，我打工的地方很好，吃的好，睡的好，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像个熊一样累的样子。”
一个农民工的话对我们的触动是最剧烈的。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工作的！带着孩子？可能吗？！”
当然，农民工的处境只是留守儿童存在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与此同时，城乡本身又存在二元壁垒。这种壁垒首先是生活环境上的：乡村很简单，到处是山、水、泥土路、原野、草地，而城市是复杂的，是钢铁、焰火、楼房、公路、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些都是农村孩子生活在城市的潜在危险。一个农民工坦率地告诉我们：“说实在的，我很害怕孩子会被马路上的车撞死，我宁愿不让孩子来城市。”
其次，城市与乡村在文化理念上也存在太大差异，乡村人的衣着、行为、语言、甚至长相都和城市格格不入，农民工自己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们已经在城市承受着歧视，承受着最底层的卑贱。城市人干净、体面、进高档餐厅、穿名牌衣服、开小车，这种生存的差距孩子是很难承受的，农民工担心免不了孩子也会受歧视。“我自己都成了孙子还不够，还要让我的孩子去遭人白眼？”一个农民工气愤地说。而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我们曾亲眼见过，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个站在店外，中间隔着玻璃。那个农村的孩子一直盯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
还有，在二元结构壁垒中最大的障碍，是二元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很不完善，但是不完善的制度却有绝对的效力。于是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汇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相结合。农民工作为农业户口人员，在城市存在就业、保险、教育、住房等各个方面的制约，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教育制约，令农民工不能带子女进城。
一位农民工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又不是城里人，带孩子进城怎么办。”这个“城里人”应该是包含多重含义的，“怎么办”也同样含有复杂的成分。说这话的农民工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不公平，但是已经有所察觉。
由农民工产生留守儿童，相应地农民工问题也带来了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是和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留下来，一个在发生在城市，一个扎根在农村。
农民工走了，但一双眼睛留了下来。
下表列出了我们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调查的部分基本数据。
有一双眼睛一直睁开，无论生死，都一直挂牵；
有一种心痛一直伸展，无论去留，都一直顾念。
父母走后的世界
人们常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水！”山庇护着孩子，水滋润着孩子。那是父母还活着，父母在身边。如果父母走了，没了山的庇护，孩子就要面对一切的危难；没了水的滋润，孩子就要遭遇成长的艰险。
“以前有什么事情，我都和爸爸妈妈说。打从爸爸妈妈走了，我不知道和谁去说。”“爸爸在家的时候，谁都不敢欺负我，爸爸一走，谁都来欺负我。”“以前爸爸在家的时候，总是说我这，说我那。他不在家，我就自在好多，但是心里总是害怕，。”这都是我们在对留守儿童问题调查中听到最多的话，也是最简单的话，司空见惯，简单地容易让人忽略。
作为一个儿童，其成长生活环境总体概括就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应于农村儿童来说家庭由父母和其他近亲构成，学校由老师和同学构成，而社会环境主要就是农村社会大环境。这些本来是一个整体，整体产生推动力使儿童健康的成长。但现在的整体破碎了，至少是残缺了。
父母的离开，看上去只是少了一部分，其实是少了全部。农村有句老话叫“谁的孩子谁知道疼！”对孩子的爱，没有什么角色比父母更深、更真、更义无返顾、更有理由。父母应该是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伞和最忠诚的卫士与向导。孩子是最依恋母亲的，是最听父亲的话的。虽然父母未必不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但是，用心绝对是好的、无私的（极少数父母排除在外）。因此，父母的角色是一切的基础，是最强有力的。
父母走了，孩子的世界本身就遭遇了危机。调查显示：离婚和死亡导致的单亲家庭里成长出来的孩子，出现问题的几率要比正常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高出很多。
据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第三小学州级课题2003年发布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研究》记载：
“近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部份后进学生的群体，他们在校内外的不良表现尤为突出。不思学习、任意逃学、欺小凌弱、吵嘴打架、损坏公物、偷窃剐钱、野宿不归家……。虽经老师多次教育帮助，仍屡教屡犯，引起学校和老师的关注。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分析后，知道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据我们对全校1093名小学生家庭调查来看，属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学生有60人；在父母中有死亡的家庭学生有28人；父母因违法犯罪被劳改、劳教的家庭学生有6人；母亲被拐卖或失踪的家庭学生有6人；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学生有3人；共计103人，占全校小学生总人数的9。1％。其中，学习差的有33人，表现差的有13人。再从家庭教育看，属放任不管或粗暴型教育的家庭学生就有41人，占单亲家庭学生的40％。”
这里的单亲家庭是传统意义上以婚姻关系作为分水岭的单亲家庭。而农民工走后，在农村产生了无数的另一种畸形的“非离婚、非死亡”的单亲家庭，甚至是“孤儿家庭”，规模之大，分布之广远远要超过正常的“单亲家庭”。这本身就埋下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加上农民工又并非离婚，并非死亡，还活着，却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心理上就造成更大的冲击，也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农民工一走，便在孩子的心灵上留下阴影。调查中很多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不疼我。”“我觉得是我太不听话了，爸爸妈妈躲着我，我可以很听话，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不回来。”“看着别人的妈妈给他带好东西，我总是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在我身边呢？妈妈真狠。”“我躲在旮旯里哭，但是哭没用，哭妈妈也听不见，也不会回来。”“爸爸说他过年就回来，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过年呢？”“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我跟人打架妈妈会不会回来？以前我和人打架，妈妈总是会去学校。”“妈妈是个坏妈妈，爸爸也是坏爸爸，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
那么父母走了，并因此已经产生心理阴影的留守儿童又由谁来疼爱呢？又去依靠谁呢？只能依靠成长有机体里的其他角色。其他的一切角色里又有太多不稳定因素，甚至是不安全因素。
父母走了靠亲近的监护人？
监护人不会像父母一样在孩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即使监护人肯，留守儿童也未必乐意接受。监护人说：“管不了，也懒得管。”孩子则说：“他们不管，管我也不听！”而有些监护人甚至对孩子伤害，虐待，施暴，甚至*
污。那么靠老师和同学行不行？老师是园丁，是蜡烛，但是老师也是人。首先，那么多学生，老师不可能也没用精力完全照顾到每个儿童身上，许多老师更是喜欢优秀的孩子，看低没人过问的顽劣的留守儿童。老师说：“他们太不听话，所以没法管。”而专家说：“没人管，孩子自然就更不听话。”这造成恶性循环，而作为“人”的老师，同样具有不可避免的人性的劣根，伤害留守儿童，打、骂、甚至性骚扰都是存在的。靠同学则更是靠不住。他们本身都是留守儿童，往往碰到一起，会产生更加恶劣的后果。而完全靠社会就更不现实，社会本来就鱼龙混杂，是要他们去适应的，而不是去依靠的。
就这样，留守儿童成了谁也靠不住、谁也管不了的难题。时间越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