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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最耐脏的旧棉衣，扛起翻新的被褥，背着沉甸甸的蛇皮袋，拎着水杯，怀里揣着一枚滚烫的火车票，痛苦抑或潇洒地丢下：“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看着咱娘”，“好好读书”，“在家好好的”，甚至更简单的一句“我走了”！不善言辞的他们此刻都用各自的方式向村子说“再见”，然后转身三五结伴地坐上喷着浓浓黑烟的机动三轮车或者拖拉机，轧过乡村的黄土路，扬起一条长长的尘土，开出村口的小桥，开出曾经日夜劳作过的麦田，开向更远的远方。
在远去的背影身后，是孩子的哭声，是男人或者女人的眼泪，是老人的嗟叹，是无奈，是依恋，是某种割不断却又触不到的岩石抑或流水一样的存在。
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乡村被彻底掏空……
都说，男人是乡村的脊梁，女人是乡村的乳汁。当男人和女人离开，留下了什么？留下没有了脊梁和乳汁的农村，留下一个伤的、虚弱的农村。
在村子的最下方，有一片两层的楼房，当地人叫它新村。本来这个地方是村子富裕的象征，但是走了一圈，在那里竟没有碰到几个人。仿佛一座被遗弃的城堡，我们能看到听到的只有堆积的沙砾，蔓延的野草，枯萎的树木，腥臭的水沟，生锈的铁门，生锈的锁，静悄悄的空气，空气里悲凉的鸟叫，还有来访者的心跳。正午的阳光下，一切被赋予一种神秘的邪气，一群坟冢！就是那个印象！唯一不支持这个印象的是铁门上红彤彤的对联。
老村长告诉我们，这里都是各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盖起的楼房，但是因为长年在外，没有几家真的搬进去了，即便搬进去，也都外出打工了。
我们进几栋楼房看过，里面空空的，最多也就放了一张桌子，一张板床和半截蜡烛，蜘蛛网挂在屋角，新鲜的白灰水泥味道和陈旧地发霉腐烂味道交织在一起。突然就想到一句时髦的话：一切是新的，陈旧的新；一切也都是旧的，崭新的旧。这些屋子在建好的那一刻就老了，长久地守望着主人有一天来填满它空空的心脏。或者，把这片房屋比作“望夫石”般的雕像更为合适。
这种情况不止在这一个村子出现，在我们走访的许多村子都有那样的雕像林立。
而在村子主路旁，一座房子震撼了我们，震撼的力度不亚于一部“好莱坞”大片！就在大年初一那天，我们见到了那所房子，仿佛命中注定。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但就在那一天，她清晰地暴露在我们面前。那天天气很好，阳光很暖，中午，我们走到那个位置，看到她。她的出现很刺眼！
她两边的房屋贴着春联，主人在家里忙碌，可以闻到香味，可以听到孩子的吵闹声。而她太安静了，没有一抹亮色，砖头砌的围墙，参差不齐的倒塌，墙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院子的铁门锈迹斑斑，没有春联，倾斜地几乎要从门柱上脱落，瓦房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房顶一角坍塌下去，露出芦苇和屋梁，隔着院墙，可以看见整个院子。院子里长满杂草，一个老头，戴着黑色的帽子，弯着腰，眯着眼，向屋里走，不，应该称为“挪移”！他的脚几乎没有离开地面，每挪动一下，不会超过五厘米，挪得非常缓慢，从院子中央到屋里，他用了接近五分钟！
老村长告诉我们，这个老人叫黄庭善，今年已经85了。房子是他儿子的，儿子外出打工，妻儿都带走了，四年没有回来过，今年也是一样！老人一个人在家，从不出院子，每天就靠侄子的儿媳妇送的一碗热饭过活！其实他有女儿在外地，女儿想接他过去，可是他不肯，他说要等儿子回来。
故事就这么简单，却疼。而与这种疼相比，更让我们感到疼的是留下来的孩子，伴随疼痛的是巨大的忧虑与思考。
我们亲眼见到离别时孩子眼里伤心而绝望的泪水，就在村子的马路上，一个孩子甚至死命地抱住就要上车的母亲的腿，疯狂得在地上打滚，母亲狠狠打了他一顿，上车走掉，而他在地上一直把眼泪哭干，不停地抽搐。
农民工的来去，仿佛一场洪水，洗劫乡村的一切。被洗劫后的乡村到处都是孩子，也只有孩子，这些散乱的颗粒，自在自灭。某种意义上，孩子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险，窒息。
一群孩子怎么挑起乡村的重量！
李家和走后，我们再次到他家，两个孩子再也不愿意见我，更不知道给我们搬椅子、打招呼，眼里只有胆怯和陌生；刘桂和也走了，我们问两个孩子想妈妈吗？他们说想妈妈，也想起了爸爸；黄求平夫妇也走了，女儿甚至没有记清楚他们的模样，甚至还没习惯地叫上“爸爸、妈妈”，这一走又不知道是几年，几年以后女儿会成什么样子？张百顺的骨灰被运回来了，两个孩子哭得死去活来；黄大阵的儿子仍旧在妻子的怀抱里吃奶，不懂得离别，不懂得难过，下一次他再回来，妻子是否又会给他生个孩子呢？
农民工离开家只是短短的三五天，甚至更短。在这短短的三五天中，村子里发生五次孩子打架事件，其中一件一个孩子竟然用一块砖头砸破另外一个男孩的头，鲜血直流；有一个孩子因为玩鞭炮炸伤了眼睛；有一个孩子偷别人家的南瓜；有五个孩子因为在一块冰上玩耍而落入水中（还好水不深）。除了这些，我们还看到许多孩子玩耍的时间明显加长，有些到晚上九点多都不回家；而有些孩子则整天躲在家里，不见人，不说话；孩子与留下来的母亲、奶奶、邻居顶嘴的次数和程度明显加倍；甚至我们还看见几个孩子躲在墙角偷偷地抽烟。
说白了，农民工出去打工是为了子女，而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则成了没人看管的羔羊。这是一种戏讽，更是一种无奈。
我们在寻找农民工留下了什么？我们在寻找农民工走后的农村的叹息又是什么？如果只有一个选择，那么他只能是留守的孩子。那么，长久以来，我们给予这个群体多少关注，这个群体的原生态生活又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呢？
起风了。
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麦芒一般，将我们的眼角吹得生痛，痛得泪流满面
第一章 叹息——农民工背后的眼睛
洪水吞没的村庄
浑浊的洪水咆哮而过，在一片废墟里我们捡到一枚发烫的果子，含着泪水，我们呢喃到：哦，原来它一直在这里！
2005年5月31日夜，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正下着暴雨，暴雨在湘中的夏天是常见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下吧！下雨还凉快些。天黑后到晚上十点左右这雨就下了，大不了再下几个小时。大家根本没有太在意。家家户户，躲在温暖的屋子里，吃饭，看电视，或者聊天，偶尔也聊到这该死的雨。门窗外，雨正“哗哗”直响，有人靠近窗子，支着下巴，百无聊赖地看着成串的雨水从屋檐上垂下来。是谁说的：“仿佛一张帘子！”——还真是如此。外面的空气很凉，也很清新，“明天早晨山上又可以看见美丽的云雾了！”那种雨后的云雾，山里人见得多了，特别是在夏季的雨后，缭绕腾挪，瞬息万变，很美。
可是，这一次的暴雨有些不寻常，已经下了那么久还没有停息的时候。人们变得百无聊赖，没事情可做，只好上床睡觉。只有一个老妪在床上和老伴嘀咕一句：“这雨下的！猪恐怕要受罪了，猪圈里肯定积水咯。”
夜色很静，因为雨很大，所以特别的静！大部分人都进入了梦乡。时针抑或跳过了十二点的位置，6月1日，似乎已经到来了——儿童节，等到天亮的时候，孩子们应该成为最快乐的人。家人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新衣服、新书包、新的铅笔、橡皮、文具盒，准备了糖果、瓜子，学校也会为孩子的节日准备节目，老师等着上课的时候向孩子们说：“节日快乐！”也在准备放学的时候，少布置一点作业。孩子们面对那一切，等着笑，等着得意，等着炫耀，等着满村的玩耍，等着一顿丰富的晚餐，等着做主人。可是天还没亮，他们还没醒，所以要先等太阳，只需等待几个小时。
也许能再过几天，又将有一个大日子：6月7号，高考也要来临了。涟源五中高三学生常磊，其叔父在外打工，因为建筑工地出了事故，导致死亡。前一天，常磊同学回家为刚过世的叔父奔丧，此时正睡在床板上，他还在为叔父的死去伤心，这么大的雨，会不会冲坏山上的土坟？或者，他也想到了高考，奋斗了那么多年，高考真的来临了，他感到有点害怕，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吗？如果不用高考，那该多轻松！辗转反侧的他，怎么也睡不着。醒得太久了，他又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着的感觉真好！
可是，就在那个夜里，命运给他们开了个玩笑，暴雨给他们开了个玩笑。遭殃的不仅是圈里的猪，几个小时以后的儿童节也没有来，而常磊同学也真的用不着参加高考了。
凌晨，两点到四点，整个荷唐镇的各个行政村，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惊恐地喊出来：“上洪水了，山洪来了！”这个时候，洪水已经来了很久了。人们睡得那么沉，竟然没有一点知觉。或者是山洪来得悄无声息，仿佛偷东西的贼。
然而他不是贼，而是强盗，肆无忌惮的强盗，洗劫大地，摧毁了一切。千亩良田被淹，3万间房屋倒塌，10万群众受到严重威胁，6万人无家可归，死亡失踪人数达3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接近一亿。而最让人震惊的是另外一组数据：洪水中有12名儿童丧生，12名儿童中有11名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说明了荷塘镇的农民工群体很庞大，据了解，整个荷塘镇的青壮年劳动力有近一半在外打工，主要是男人，打工地点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然而，把这个因素作为事件的原因来看，它只能说是一个必要原因，而非充分原因。悲剧的背后，还蕴涵着另外的以前没有被发现的东西。
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去了荷塘镇。坐在车上，远远地看过去，车窗外的世界格外清新，山绿如黛，树木苍翠，一切都美丽得像个童话。我们遥想藏在山里的村庄也应该像童话一样安宁祥和。然而，事实上童话早已经破碎。
车子沿着弯曲的小路不停颠簸，我们到达受灾严重的村落。村子坐落在一片片山里，仿佛处在一个个碗中。进入我们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山洪泻到这个碗里，人们怎么办？”
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满目疮痍，是冰冷的废墟和失去家园的人们。
整个大地仍旧是湿的，有些地方水还没有退去，稻田里积水很深，露出星星点点的稻秧尖，电线杆在路上横七竖八地倾斜，或者躺着，电线脱落断开。我们的车轮陷进泥里，不得不弃车步行，没走上两脚，鞋子上就沾满了泥巴。倒塌房屋的残骸堆积成很大的一片，木棍、木板、铁棍、水泥板、水泥棒、竹竿、石头混合在断壁残垣里，破损的柜子、床、门、桌子、椅子、凳子、平板车、玻璃片、衣服随处可见，支离破碎的电视、坏掉的自行车、裹在泥巴里的摩托车满地都是，太阳下苍蝇在废墟上到处乱飞，而许多的人们在废墟上徘徊，仿佛在寻找尚且能用的东西，他们的背影很沉重，我们能看见他们眼里装满悲伤的泪水，
村民邹伟告诉我们，他们在收拾家园的残骸，也在寻找失踪者的尸体，因为按照当晚的情形，失踪者几乎不可能还活着，而许多失踪者到现在都没找到。他向我们描述了当晚可怕的情形。
那天凌晨，邹伟被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惊醒了，醒来后他立刻感觉到大事不好。此时，他已经听到有很多人在叫喊，叫喊声很混乱，夹杂在很大的响声里。他从窗户往外看，立刻惊呆了！黑暗中，他感觉到水的凉气。雨已经停了，凉气是从下面上来的，“发洪水了！”借着遥远的不知道从那地方射来的光亮，他看到了浑浊的洪水，像一头怪兽。水是焦黄的，上面翻腾着白沫，已经积得很深了。他赶紧去拉电灯，电灯已经不亮了。
“起来！快起来！山洪来了。”他立即叫醒妻子和儿子。一家人本来住在二楼，他慌乱地找到手提灯，下楼去。楼下已经全是水，家具泡在水里，他家在地势较低的坡下，当他一脚踩进一楼时，水已经没了他的腰！他淌水去开门，刚想走出去，水差点把他冲走了。他用手死死抓住门框才站住。“这水力太大了！”他大声喊道，手提灯照过去，一片汪洋，从高处倾泻而下。“那水势能冲走巨石！”他说，因为他很清楚地听见石头在水底撞击墙壁的声音，而原来他家门口放了一蹲石凳，他用脚去碰，已经碰不到。
黑暗里，他看到许多手提灯长长的光柱在晃动，叫喊声、哭泣声、房屋倒塌声、树木的折断声响成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纷纷往后山的高处跑。他更加恐慌了，在村子里长大，还从来没见过那么汹涌的山洪，他赶紧返回大喊着冲向回楼上：“快，快跑！”他打着灯，到抽屉里找存折和身份证，惊慌的抽屉钥匙都掉到地上，妻子还想去抱电视机。他恶狠狠地骂了一顿：“蠢货！还要电视机！不要命了？”他立刻牵着妻子和13岁的儿子的手，冲出家门，不顾一切地往高处挪动，挪到坡上后，开始拼命地跑。刚跑出几步，他就听见房屋倒塌的巨响，回头一看：自家的房屋已经倒进水里！
说到这里，邹伟捏了一把汗，嘴角痉挛地动了一下。他停了停，嘶哑地说：“唉，如果我们再晚跑一会，一家人都要死在房子里。我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还好，保住了一条命。”
他的生命是保住了，可是有些人的生命却永远地失去了。
消失的孩子
涟源洪水淹死了11个农民工留下的孩子，村民林丽的儿子邹庆就是其中之一。在临时搭建的救灾帐篷里，我们见到了林丽。见到她时，她的情绪还很激动，我们问她话时，她哭了。很久，她才说出话来。而她从外地赶回来的丈夫，只是坐在帐篷外，抽着烟，一语不发。
林丽的丈夫邹成立当时在广州打工，只有母子两个在家。当天夜里，他们很早就睡了。半夜，林丽突然被吵闹声惊醒，但是，迷迷糊糊的她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只听到外面轰隆隆声音很大，屋子里却静得吓人。儿子邹庆还在床上睡着，她一脚走下床，想去拉灯，脚刚刚放下去，她才意识到屋里进水了，水已经淹没了膝盖。这个时候她还没有完全明白什么情况，以为是平常事情。
因为，房子附近有一个水坑，以往夏天，经常因为下雨，水坑发水，而导致屋里进水。她淌水去开里屋的门，但是门外是冲击的水流，门轻易打不开，她用了好大力气才把门打开，却没想这一开却把死神请了进来，把儿子卷走了。她的家在坡上，因此水势很猛，她这一开门，洪水冲进来，可以掀起石头的浑浊的水立刻把她向冲向后墙。很幸运，她抓到一块木板。可是在房子里面的孩子，却没这么幸运，睡着的邹庆正好应着直冲过来的洪水，立刻被吞没。林丽想去救孩子，但无奈洪水太猛，而且她也不会游泳，根本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洪水带走，冲到坡下。
这个时候她声嘶力竭大喊“救命”。
邻居邹兴权老人赶来，看到一片汪洋中的邹庆只留着一个小脑袋和一只小手在外面，于是想下水救他，顶着湍急的水流，他向下走了两步，但是一脚踩空，水已经逼到了他的胸口，本来站都成问题，又发现水那么深。他清楚，如果下去，根本救不了邹庆，反而自己也会跟着淹死。就那样林丽在坡上死命地哭喊，邹兴权也只能干着急，两个人毫无办法，最后邹兴权往水里扔了块木头，但是邹庆太已经没了知觉，很快消失了。
我们在想，如果林丽丈夫邹成立在家的话，儿子可能就不会死，邹庆立可能不会像林丽那样开门，从小生长在那里的他会对水有“敏觉性“，他也可能更早地意识到洪水的到来；如果是邹成立在，那么儿子陷入水里时，一个年轻力壮、会水性的男人肯定可以救出自己的儿子。然而一切都只是存在于假设。邹成立并没有在家。
邹成立接到消息回来时，儿子的尸体还未找到，直到洪水爆发后的三天，邹庆才被人在门板和瓦砾下发现，幼小的尸体上，裹着湿透的衣服和泥浆。就这样，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成了山下的一座小土坟。
时隔一年以后，我们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再去采访林丽时，她依旧不能从孩子的死亡带来的悲哀中走出来。她机械地拿着儿子的照片，对着镜头，泪流满面，抽泣地抹眼泪，心疼的情景历历在目。
同邹成立家的情况相似，邹国庆也在外面打工，家里留着两个孩子邹春雨和邹冬雷，妻子田英梅。母子三人，全部丧生在山洪里，没人看到她们。据说她们没有出家门，只见到他们的房子坍塌了。或者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发现山洪的时间太晚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山洪，还都在睡梦里。
然而，让一个女人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孩子，逃出那样的洪水，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而在山洪肆虐时，被人们救起的嫂嫂向他人问及：“有没有看到我弟弟家的三口？”好心的人们回答他的是：“看到了！”看到就意味着他们逃生了，嫂嫂也就放心了。其实人们是怕她再回去，没告诉她实情，她回去就意味着有可能再添一条人命。
而当我们去的时候，哥哥邹春雨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后来，也再也没有找到。
类似的，其他死亡留守儿童也都是这种情况。这样的洪水，注定不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可以抵挡的，没有父母、特别是没有父亲在身边，想逃生几乎是不可能。当然，许多党员和勇敢的群众，确实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一次次的冲锋也救下许多老人和留守儿童，但是留守儿童太多，不可能全部顾及。而如果有男人在身边，也不用全部靠他人了，最亲近的人的解救是最有效的。
在一个村子里，我们就了解到，同样是留守儿童，比这几个死亡的孩子更加幼小的9岁的邹海涛就逃脱了洪水的魔掌，因为他的父亲邹华当时由于一些私事正在家里。
邹华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