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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详细为我们介绍了活动的由来和组织过程。
每年7月暑假，中南大学都要装修建筑、整改路面，于是就有大批的农民工活动在校园里。赖青松说：“平时大学是大学生的，假期里大学是农民工的。这很微妙，两者的身份截然不同。”
他告诉我们：2007年7月里，他所在的文学院旁边的一栋教学楼正在重修，大批农民工在那里施工。就是我们在视频里所见到的施工现场。赖青松每天来去办公室都会经过那里，看见他们劳碌的身影，坐在办公室做暑期论文的时候，也能听见施工场地上嘈杂的忙乱声音。他说：“那仿佛是两个世界，一个在房子外面，一个在房子里面；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廉价的体力劳动者；房子里是沙发、空调和电脑；房子外面是黝黑的肌肉，粗糙的手掌和白花花的太阳；房子里面的人靠着类似房子外面的农民工抚养着……”
这种强烈的对比猛地刺激着他的心脏。
赖青松说，他是从留守岁月成长过来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人注意这个群体，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它的确存在着，而且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留守儿童。他说，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到附近城市打工，她有一手烧菜的好手艺，所以她到县城小饭馆当厨师。而父亲因为原本是煤矿工人，一次井下事故，腿折了，行动不方便，留在家里照看他。
“小孩子都是谗嘴，喜欢好吃的饭菜，”他动情地说，“如果母亲在家，那么童年的时候，我的伙食将是村里最好的，我可以说母亲的手艺是村里最好的；但是又或者伙食会更差，因为母亲不出去家里就没钱买食物，那么母亲也只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的饭菜都是父亲准备，偶尔也会跟奶奶吃，但是他们做得都很差，不是盐和糖弄错了，就是粥和油弄错了。”
赖青松特地说了一件事情。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做饭主要还是用猪油，猪油放置一定时间会成块状，在成块状之前是乳白色的粘稠状，很像白粥。那次，父亲把提炼的猪油装进一只碗，放到桌子上。赖青松放学回家，感到口渴，向父亲要水喝，父亲不让喝水，让他喝粥。哪来的粥？此时，桌子上的猪油已经结晶成一碗乳白的粘稠状态。父亲在桌子上扫一眼，指着猪油说：“不是有一碗？”父亲已经忘记那是他自己放的猪油。
赖青松端起来，猛喝两大口，第一口下肚，感觉油腻，发涩，含在嘴里的第二口随即吐出来。父亲恍然大悟，说是猪油，赖青松为此恶心几天，见到食物就想呕吐。因为家里的食物太难吃，所以，赖青松养成“要饭”的习惯，并在村里拥有一个“闻香到”的外号。所谓“闻香到”，只要村里谁家做好吃的，他都能用鼻子嗅出来，然后跑到那人家里去。
他说，他很幸运，因为乡亲们都知道他母亲不在，吃不到好东西，所以只要他出现，都会分他一份饭菜，有些好心的婶子、婆婆甚至会把饭菜亲自送到他家里。他觉得自己能健康的活到现在，一是因为厚脸皮，二是因为善良的乡邻。乡邻们并不怎么富裕，但是总能记得你。也因为那时候留守的孩子相对较少，同情的人较多。换到现在，其一，家家都有农民工，做饭的女人少；其二，家家都有留守孩子，分摊不过来。
正是因为自己在留守岁月里长大，赖青松对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有着说不出的同情和关注。他说：“看到工地上的那些人，我就会想起父亲母亲和故里乡邻。同时，像条件反射一样想到小时候的我，想到这些人的孩子。”
这样，赖青松考虑能不能为农民工们做点什么？
赖青松很快联合到同专业的五个同学，租用一台DV机，开始了他们的“暑期社会实践”。他们首先和施工工地上的农民工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孩子的想法，而在了解情况后发现，这些农民工里有一个小集团，有23个是来自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相邻几个村庄，他们又在酝酿更大的计划：到新化去，把父亲的消息传递给留守儿女。
于是有了第一段视频。
为了不让留守儿童看见父亲辛劳落魄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主要把第二段视频带给孩子们，而把第一段视频留给留守母亲看。
留守儿童看到视频的反应出乎他们的意料，有些孩子看见父亲的第一眼就哭起来，再也不愿意吃饭，死活要见父亲，场面十分感人；有些孩子则笑得合不拢嘴，等到视频结束，却也没完没了地哭。有的看了一遍还要看第二遍，然后是第三遍，甚至动手抢设备。
有一个叫黄杨的5岁的孩子居然不认识父亲，母亲给他指出来，他也毫无反应。而那个因为掉牙写信的小女孩余艳，听见视频里父亲的声音，背着书包，还没进门，就喊“爸爸！爸爸！”竟以为父亲回来了，结果当然是一场失望。
这些同样是第三段视频的内容。
赖青松们把这段视频带回长沙，那些农民工父亲看着视频和自己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落下眼泪。黄杨的父亲黄大力更是感到心酸，一夜没有睡着觉，坐在木板床上发呆。
“把孩子们接到城里，和父亲们见个面！”
赖青松突然就有了这个想法，中南大学团委和文学院领导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提供了大部分的经费，并且提供宿舍给孩子们，提供会议室作为聚会的场所。
7月26日，我们也赶到了现场。当吉庆镇的25位留守儿童走进会议室见到23位衣装整洁的父亲时，会场成了哭声的海洋，又成为笑声的海洋。一个个父亲把孩子拉进怀里，有是亲脸，又是摸头发，又是比划孩子的身高，而孩子们幸福地依偎在父亲的怀里。一直到会议结束，都不愿意出来。
惟独黄杨和黄大力父子两个例外，黄大力看着儿子，想抱，不敢抱，手抬起来，又放下去。孩子显得很胆怯，最后黄大力把儿子放到腿上。整个聚会过程中，他一直焦虑地看儿子的表情，儿子面无表情，也不叫他爸爸。
最后，在同学们和黄大力的共同努力下，孩子终于小声而讪讪地地叫了一声“爸爸！”
黄大力乐得眼泪纵横。
那些孩子在中南大学生活三天，三天里赖青松们白天照顾他们，带他们游览校园，登岳麓山，畅游湘江。
晚上，23位父亲则被施工组破例带孩子在校园里活动。
三天结束，孩子们登上回程大巴。孩子们哭了，父亲们也哭了。
这个时候的哭不是痛苦，而是依恋，是幸福。
赖青松已经成熟，懂得真爱，懂得报恩。
这次活动虽短，但却十分有意义。正如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友权先生在活动开幕式上指出的：“几年前流行一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确是如此。只要有心，就会有爱。而爱不分大小，爱需要传播。我们常说要关心农民工，关心留守儿童，给他们更多的爱，那么，如何去关心？拿什么去爱？我认为：行动才是最好的回答。这次活动，仅仅是关爱的开始。我希望这样的活动今后要多搞，也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真正形成一种合力。有了这种合力，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留守儿童，甚至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的生活也许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是的，谁敢说，这次活动不会改变其中一二个留守孩子的一生？谁敢说，这次活动不会给农民工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谁敢说，这次活动不会触及大学生心灵深处的痛疼、激发他们回报社会的热情？
有一种成熟，叫思考；
有一种思考，叫责任。
留守岁月的爱与痛
我们还记得在第六章关于监护人的一节中曾经提及到过的朱爱莲老人，她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其中的外孙沈木就在长沙理工大学。
2006年9月13日，开学后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在长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公寓里见到了沈木。
听说我们见到过他的外婆，沈木感到很亲切。但是听完我们的陈述，他说：“外婆其实不是不是母亲的母亲，是婶母的母亲，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我心目中，她就是外婆，比亲外婆还亲。她应该和您们说得很多了，不过都是从她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最清楚。您们提到‘外来性’，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作为亲身经历者，我有我的想法。”
身为长沙理工大学的学生会干部，我们觉得沈木同学的思考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沈木同学说：“说真的，直到今天我都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感觉不是简单地见到恶狗就发抖的那种感性恐惧，而是一种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感一直笼罩着我，挥之不去，它可以让我很脆弱，也可以让我很强大。这种恐惧感是尼采式的，是卢梭式的，或者可以叫敏感，即对事物赋予太强烈的感情，迅速，而且坚决；同时，赋予太多太深刻的思考，极端的思考。一点小事，可以扯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极端对于思想家来说难能可贵，但是，对于常人，弊大于利。这种思想太重，太疯狂，逼近是不由分说的，重量又难以承受，很容易引起精神的轰塌。这种恐惧很大部分和人的童年时代经历有关，具体的来说就是情感的缺失。尼采失去弟弟也好，卢梭失去母亲也好，都是一样的。”
沈木看上去很温和，他自己也说自己性格柔弱，但是做事情却很得体，因为他考虑事情很周全。他在班上和学生会任职一年，获得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团干部，这足以表现他的能力。但是，他说在他身上存在两个人：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这一般人看不出来，当他向一位女同学提及这个命题时，女同学就很疑惑。他说，那个内在者是“强迫性独立——很想依赖别人，但是又绝对的精神独立。”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把一些恐惧藏在心底里，害怕别人知道那些恐惧，知道了他就会很不安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全。
他突然笑笑说，他居然曾经想过杀人！就是有一段时间，考虑到未来和家庭的状况，他突然觉得难以控制，接着童年、少年、父母、祖辈、同学、现在的大学、社会等等全部压过来，他越是分析，越是混乱，最后开始抽搐。“杀掉XX人！”他猛地就有了这种想法，这是一种没由来的想法。因为XX这个人其实和他没有多少联系，但是当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闯进脑袋，他觉得只有杀掉XX，自己的恐惧才能解除。那是纯粹的释放，疯狂，无理。最后，他控制住了自己，用刀尖抵住自己的喉结，强迫自己说：“要杀掉XX，就先杀掉自己”。其实，那是一个“他”跟另一个“他”的较量。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疯狂的。终于，理性战胜了疯狂。这种战胜，也是源于恐惧所带来的意志力。
他说，自己也考虑过自杀，他甚至赞同“没有过自杀念头的人不是正常人。”而他所说的自杀不是平常人因为爱情、因为尊严等一时想不开，喝毒药等的死亡，在他看来，那种自杀是一时的，轻的自杀，也是由不能承受之轻引起，而他一直在思索自杀，自杀的冲动无数次地在思想的海洋里游曳。那种自杀其实是重的，能承受的，所以往往不会被实施。正如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生命中没有不能承受之重，只有不能承受之轻。”这里所谓的“能承受之重”，是从小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精神苦难。
但是，他还是补充说：“我所说的只是我的思想，或者叫做我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这是问题，因为我很清楚这些的存在。但是，从正常社会人的角度分析，这种状态无疑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说这样的想法对平常人是有害的。”
接着，他说到由情感缺失引起的精神苦难。
沈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只要他想家想得哭泣的时候，外婆就会抱着他细心地抚慰，他从外婆的抚慰中得到平静。但是，平静是短暂的，一旦离开外婆的怀抱，恐惧就会袭击过来。“我会想，外婆对我那么好，会引起表哥和表妹们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家人，甚至整个村子对我都很好，那里也是我的家。但是，始终是自己扰乱了别人的生活，我很小心地要求自己，努力不让自己犯任何错误。我可以跟外婆说很多心里话，惟独那种恐惧不会和她说，安分守己的处理各种人的关系，在不扰乱所有秩序的范围内固定自己。由于这些，可以说有一定的因祸得福——我的性格变得很驯良、听话，严格律己、能吃苦，这就形成了我日后的社会存在方式，并且使我考上大学。但是，一个孩子那样细心的‘经营’生活，压力究竟有多大。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当内在的精神长久地积压在心里，对于有些人来说，会发酵；而我则在心里分解他们。分解其实比发酵更难以承受，发酵带来的可能是行为上或者情感上的危机，而分解带来的是长时间的理性压迫。”
也正因为此，尽管外婆待他毫无外心，他也真心感觉到外婆对他的无微不至，但不知怎么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沈木总还是有一种“精神和情感上寄人篱下”
的奇怪感觉，而随后高中和大学的不断漂泊，把这种“寄人篱下”推向高峰，他的情感也变得无根。他说：“其实我一直在寻找情感的故乡！”
这种情感恐惧的最终表现是遗精和手淫。他说：“情感恐惧的人，往往有非常规的情感表现。像卢梭之于华伦夫人，莎乐美之于神甫、荻金森之于父亲的朋友、吴尔芙之于男女之间之事。我想不寻常的恐惧需要不寻常的发泄方式。在我而言，就是手淫！也许手淫是毒，手淫是罪。可是，我没有害人，我只是用毒和有罪的释放自己。”
面对沈木如此坦然地谈及自己灵魂深处的苦痛和挣扎，我们既惊讶，又感激。惊讶是他的释放方式；感激是他的真诚坦荡。
沈木平静地说：从小学的时候，他就有一种隐秘的经历。极度恐惧的时候，他就会兴奋，引发“射精”反应。但是由于身体还没有发育成型，他只有冲动/运动，却没有液体。应该说，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启齿，包括手淫本身。因为，在老百姓传统的思想里，手淫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
我们对此表示同意。沈木能坦白地承认这些，他很真诚，同时也显示，他确实和普通的孩子拥有不一样的思想。
沈木告诉我们：从初二开始，他开始出现遗精。这也是现在的留守男孩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而女生也有自己的经历。他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监护人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孩子又会愿意和监护人说多少。当年，他外婆因为年龄大，所以忽视这点。而他自己也没有告诉外婆，因为恐惧。那个时候他每天都会放干净的内裤在床头，每次遗精，就会偷偷地换掉，然后一大早起来，自己洗衣服。外婆把这看成是勤快。他并不明白遗精的含义，所以它带来更大的恐慌。从初三开始他迷恋上那种瞬间的感觉，开始手淫！整个过程让他兴奋，更让他释放掉恐惧，从那以后，只要恐惧来袭，他都会手淫。而那个过程当然很隐蔽，这加重了他情感的封闭。到高中，他明白遗精，也明白传统观念里“手淫者”的羞耻，他开始有沉重的罪恶感。而且卫生课本里又特地警告说，经常手淫者将会导致精力不济，思想堕落，严重者还会导致不育。这无疑增加了新的恐怖。到了大学他才清楚，手淫其实是很普遍的，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就这样，这个癖好他已经无法克服。在洗手间、一个人的寝室和浴室，他都会做，方式各种各样。它不是为了情欲而做，纯粹是因为要释放恐惧，而所有的类似活动只能那样偷偷摸摸地行动。其中的精神苦难了很清楚。
说到这里，沈木舒了一口气，说：“其实，外婆的确造就了我。如果没有她，我想我不可能进入大学，我也不一定会走上正道。但是，我只能说外婆塑造的是社会精神层面，包括学习、正常态的生活、社会思想道德、律己、远大的追求等等，她让我成为一个正常人，甚至在大多数人看来的‘优秀人才’。那可以看做我的外在存在，而没有涉及到我的内在存在，我的精神最深处的东西其实都是精神苦难赋予的。”
我们在猜想沈木所说的话、他的声调、手语以及他这个青年人要在我们面前所要释放的信息。如果他所说的是合理的，那么这就是留守岁月带来的儿童问题；如果他所说的很有问题，那么这就是留守岁月培养的问题儿童；或者两者都有。但是，不论怎么分析，留守岁月的确带给沈木很多东西，很多沉淀下来，将会影响他一辈子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正在现在的留守儿童身上沉淀，并且产生影响。
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寒门出状元！”但是，寒门要出多少个庸才、蠢才甚至败类才能出现一个状元呢？
还有一句话说：“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成功。”这里的苦难是硬性的苦难，社会性的，比如丧母、破产、残疾之类。这是对的，但是，也只能说成功的人都经历过苦难，而经历过苦难的人未必都能成功。更多的时候，苦难本身将人的一些创造和能力全部压跨了。苦难扼杀了这个人的智性、甚至这个人的生命。
另外，哲学上有观点：“只有经历过精神苦难的人才能够成为伟大的哲学家。”这里的精神苦难则不一定是硬性苦难。有些时候，一个人很富有，很幸福，但是也能产生精神苦难。这个就难说了，伟大的哲学家百年、千年人中才出一两个，那么剩下的承受精神苦难的人，都被精神苦难吞没了，变成疯子，有问题的人；或者精神苦难被人吞没，人变的平庸、肤浅。
同样的说法用到留守儿童身上：留守儿童大都存在问题，但是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童。“问题”在这里，也不是硬性的问题，它有潜在的，明晰的，显性的，隐性的，被认识的，未被认识的，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所有人身上都存在问题，只是程度和对生存的影响不同罢了。如果说，留守儿童出现了硬性的问题，那么问题肯定和留守岁月有关，但是这不等于说经过了留守岁月的儿童就有问题。艰苦的条件创造优秀的人，这本来就是很常见的，在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