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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上去真的很憔悴，说的也确实有道理。那么多的会议、文件和请示，难道当中就没有关于留守儿童的？这本来就在村委的本职工作以内，为什么就没有做？本质工作都没做，家里的农田都给荒废了，那么村委天天在做些什么？天天引资？天天搞吃喝？或者因为这些事情，村官真的太忙了，忙到不可想象的地方。
农村基层组织弱化的最后一条表现最为直观，也最严重：基层组织残缺，人员的不完整。首先看看我们的调查数据：73。4％的村里存在村干部外出不在，这里的村干部上到村支书，下到小组组长；35。3％的村里存在村常委外出不在。数据显示的情况是严峻的，本来在很多农村就存在干部短缺，基层结构不整的问题，造成一个干部身兼数职现象。
简单地例举湘西的一个村庄吧：这个村子共有1300多人，五个组，只有五个干部，村支书兼任会计，治保主任兼任青年团团长，村长兼任一个组的组长。而就是这仅有的五个干部也并不全在家里。所谓外出，是像村里的农民一样，外出打工，一年半载回来一趟。他们外出之后，相应的责任则转移到其他干部身上，或者是责任落空。而责任的集中，让留下来的干部根本无力承担，本来就残缺的组织功能必然更加蜕化、更加无力。
华容县万庾镇有一位留守的村长告诉我们：“村里实行‘常委责任制’，简单的说必须要留一个常委在家负责工作，每个常委轮流留守一年，其他的干部可以外出打工。”
这个村长的意思里很显然也涵盖了一个信息：只有一个常委留守，一年村里就一个干部！他说：“今年轮到我留守，真是没办法，每天除了接电话，开会，再也做不了别的事情。说真的，村官不好当。没钱赚还讨人嫌！”
这样的基层干部、这样的心态还能做什么？甚至连日常基本工作都无法贯彻到底，又拿什么来关注留守儿童？
诚然，这又是很现实的。现有的农村基层体制，村人治村，很多地方只是在任职期间，把干部列入编制之内，等到退休以后，他们享受不到正规退休人员的补助金和养老保险等。一位退休的村支书说：他干了三十年的村官，一生清廉，为民出力，但是卸任以后，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补助。村支书尚且如此，组长之类的芝麻官更是一无所有。这种情况也是造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基层大量贪污腐败的原因之一。生活都没有了保障，根本就谈不上工作，道德再高的人，也很难有太大干劲，他们必须为将来着想、为钱着想。所以，大量的村干部纷纷出去打工赚钱。即便在村里坚守，也多是为自己着想。“为人民服务”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罢了。
话虽如此，那么既然要出去打工，为什么还要抱着官职不放，辞官让贤对大家都有个交代。可是村干部们没有这样做，显然他们还是有想法的。为了那样的想法，很多人就要遭殃。“涟源洪水”事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员伤亡，特别是有11个留守儿童死亡，不能不说也有村干部的责任。左湾村的基层组织基本上就是空架子，除了村长、村委书记和一个小组长在家，其他人都出去了，其他村子情况类似。没有完整的基层组织，当洪水突然到来临时，没有足够的人员组织撤离和营救工作，惊慌的群众都乱作一团，使本来可以减轻的死亡和损失都变成残酷的现实。
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也是一种带痛的现实。
正因为此，像治河渡那样的儿童乐园就显得特别稀少和可贵。在农村，大多数留守儿童都没有那里的孩子幸运。根本原因在于，不是所有的村支书和村长都像耿忠民和谢宝生那样乐于奉献，真正为村里的生计和发展着想。河渡村“儿童乐园”的出现，是建立在耿忠民和谢宝生良好的文化素质、执政为民的责任心、排除万难的意志和充实的生活条件之上。他们能够做到，为什么别的村干部就做不到？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困难吗？谢宝生家里我们是去看过的，的确很穷。但是，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穷就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除非他首先放弃“村长”的位子。有这样的榜样，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就不能把贫穷落后甚至忙碌作为借口，既然是人民的干部，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从以上调查分析看出，种种原因造成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造成留守儿童的成长因为家庭的残缺和社会的残缺而受到严重影响。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所以许多潜在的问题就降临到他们这个群体之上。这种影响不仅造成留守儿童心灵的残缺，更会造成农村肌体本身的残缺。
因为残缺，所以脆弱；又因为脆弱，所以更加残缺。
城市里的一滴泪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上文已经说过，农村社区只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狭义上的社会环境。而从广义上来说，城市和农村以及一切生存空间都是留守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多城市人会说：“留守儿童关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又不生活在他们身边，影响不到他们。”
这话听上去似乎有理，但是仔细分析，城市确实也是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
在中央十六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城市支援农村，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这是为什么？因为改革之初，国家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主要是集中力量让城市发展起来，这个过程农村是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从粮食到蔬菜，从财政到能源，这个方面农村都在为城市服务，都在为城市让步。农民、农村在国家财政支出上吃了很多的亏，但是农民没有怨言，也不知道有怨言，直到今天无数的农民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还在城市底层艰辛地劳作，默默地奉献。城市还要依靠农村。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城市的飞速发展，是因为有农村这个巨人的肩膀相支撑！
但是，当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反哺”农村了。就像感恩的游子对待故乡一样。至少城市要和农村共同进步，相互发展，才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城市里享受着农村强大血液支援的广大市民、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等还能说农村和自己没有关系吗？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也就是58年的历史。在58年里有几代农村人成功迈进城市。即便是出生在城市的人，也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无前例的运动，返回城里的人也在数百万人以上。两者合起来，至少有几亿人员吧。这些人还大都健在，那么，这几亿人本身就把城市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有几个农村来的人不感念自己的故乡呢？这又怎么能说城市人和农村没有关系呢？
城市人应该关注农村，其突破口在哪里？突破口应该就是农村在现实中的问题，留守儿童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怎么样关注？从自身做起，首先就要尊重农民工，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这是最基本的，也最有效的。农民工是留守儿童的父母，对他们的父母施加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就会传递到留守儿童身上。不要看低农民工，讨嫌农民工，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民工的情感就会饱满些，情感健康的农民工自然会有健康的情感来哺育孩子。同时，城市机关多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尽可能地给农民工多一些保护，包括劳动保障、人身安全、法律维护，等等，让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得到保障，工作才能稳定，农民工自然会更有干劲。有干劲的农民工才能挣到更多钱，提高孩子的生活。施工单位不要找各种名目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拿到工资的农民工才能有好的心情回家，回到家里才能有好心情高高兴兴见孩子。老板工头也不要逼农民工太紧，多给他们一些休息时间，这样他们的安全系数才能提高，身体才能健康，也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回家看孩子，而不是让孩子三年五载见一面少胳膊少腿或者面黄肌瘦的父母……
这些都需要城市人迫切的最最基本的事情。
然而，现实多少是令人失望的。农民工在城市仍是边缘人，生活仍然最艰苦，地位仍然最底下，权益也得不到完全保证。城市人应该做得更好的，为了农民工，为了留守儿童，为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城市人能为留守儿童做的不仅仅是通过农民工间接地发生作用，很多时候可以直接帮助留守儿童，空间并不能阻断爱的行程。普通人可以爱心捐助，一件旧衣服、一块零花钱就可以；青年工作者、大学生可以参加志愿者协会，下乡服务或者是和留守儿童建立“爱心结对”帮扶，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一句问候，一个笑容，一封信有时候就可以改变留守儿童的心灵；大企业可以投资建设希望小学，让留守儿童拥有更好的受教育环境；政府机关可以组织些活动，把留守儿童接到城市和父母多见见面。
事实上，一些城市人正在做着这些。仅以长沙为例，我们所调查过的长沙岳麓社区一年就举行过数次关于留守儿童的爱心捐助，大部分都是市民内部志愿者自发组织；而在长沙河西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里，我们也目睹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爱心捐助和招集下乡志愿者活动；湖南长沙“芙蓉王”实业有限公司则赞助了一支由湖南省青联、志愿者协会、学联等众多组织的成员构成的“芙蓉王”注册志愿者，专门为广大的留守儿童服务……这说明一部分城市人已经意识到远在农村的情况。
然而，只是一部分人，还远远不够。
在我们调查的城市人群中，还是有近70％表示不知道留守儿童是什么，或者听说过，但是表示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的分析里城市均是以“域外视角”看待留守儿童问题，而留守儿童问题某些新的发展形势正在逐渐改变城市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地位，最突出一个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暑假进城，或者这种形势还没到达一定程度，也影响不了事情的本质。但是应该看到，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留守儿童也将被纳入城市的“域内视角”。
我们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在假期追随父母到城市，到了城市他们仍然是无人看护的“留守儿童”。子女暑假进城的农民工，多从事服务业，或者其他相对稳定的职业，极少有从事建筑等繁重体力劳动、住宿条件恶劣的农民工把子女接进城。而一旦留守儿童进到城市，他们的父母还是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基本上他们还是任意妄为。
在此情况下，留守儿童只是换一种环境再次被遗弃，这次是在陌生的城市，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原因在于，城市比乡村要繁乱的多，诱惑留守儿童的东西更多，商店栉比鳞次，东西五花八门，每样东西都会吸引儿童的好奇心，留守儿童犯错误的可能也就增加；城市潜在的危险也比农村多，交通就是典型的一个，车辆太多，马路太宽，红绿灯到处都是，留守儿童对交通规矩又所知甚少，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另外，由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截然不同的差异，往往会让留守儿童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被孤立，被鄙视，由于他们还是成长中的孩子，所以比农民工遭受更多的情感伤害以及生活上的不适应。
2007年7月的一天，在长沙市沿江风光带散步时，我们就遇见四五个10岁左右的孩子坐在非机动车道上玩耍，他们不知道从垃圾筒里拣了很多饮料罐，饶有兴趣地摆弄，在他们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辆。有几次，饮料罐被扔到大马路上，他们毫不顾虑地冲过去拣，一辆轿车因此紧急刹车，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愤怒的司机从车窗探出头，对着他们破口大骂，吓得他们一溜烟地窜到江边。之后，他们竟然跳进浩浩荡荡的湘江游泳，远远的看见，他们渺小的仿佛草芥。
谁在监管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一跳，也许就永远上不了岸？
后来我们才弄清楚，原来他们是沿江某饭店的一些女洗碗工的孩子，暑假刚刚从老家来母亲这里销假。但是，母亲们太忙了，凌晨就要起来，很晚才能回去，几乎见不到孩子。本来几个妇女租住的一两间房子就又破又旧，拥挤的要命，加上几个孩子后，落足的空间都没有了。房间里也没有电视之类的东西，孩子们在房子里无聊，每天都往江边跑。这其中的危险，忙碌的母亲们虽然也知道，但是没有办法。
仅仅从这间小事情可以看出，城市给农民工的关注是不够的，给留守儿童的关注也是不够的；同时也看出城市对留守儿童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不论留守儿童在乡村也罢，城市也罢；以域内视角看待留守儿童也罢，以域外视角看待也罢，城市人都有责任去关注这个与他们有着深刻联系的群体。所以，留守儿童问题不仅仅是农村的事情，也是城市的事情。那么从广义上来说，城市也是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成长环境。因为父母在这里，因为责任在这里，还因为未来的希望也在这里。
江边上有一叶舟，那是从故乡来的么？
城市里有一滴泪，那是为亲人流的么？
第九章 果实——成熟的留守生涯
愚蠢的火焰
当我们从成长环境的方方面面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之后，我们感觉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是，后来我们发觉似乎少了一点什么。经过思考，才明白，少的正是留守儿童自我的陈述，以及他们对留守岁月所给他们带来的从物质、精神到心灵上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的调查报告是一种客观的展示的话，那么，他们的自我陈述则是一种主观的书写。这种书写伴随着伤痛和励志，往往显得更有力量，也更为真实和深刻。
可是，留守儿童尚且都上思想不成熟的孩子，到哪里去寻找一种合适的留守儿童的自我代言人呢？
我们知道，留守儿童伴随着农民工的产生而产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那么可以到成长起来的留守一代去寻找，同时要在这一代里寻找思想、知识和阅历足够丰富的人群。最后，我们锁定在了大学生群体。
大学生是个多维群体。空间上来说，同一个学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时间上来说，他们经历了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一段岁月；从思想上来说，他们有足够的经历，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思索；从所处的时间点来说，他们正处在活力四溢的青春，最为活跃，最为热情，也最为真诚。而在大学生群体里，农村来的大学生又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他们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从泥土到水泥的跨越，从贫乏到丰满的跨越，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更多的磨难，更多的励志，时间也因此留下更深的烙印。在农村来的大学生群体中，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拥有更为独特的视角和更为厚重的思想和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我们认为留守儿童问题应该是个整体的问题，一个流动的问题，问题的影响具有后延性。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其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沉淀都会有不同的体现。可以说它影响的是人的一生。
于是我们想从时间维和空间维的二元平面角度分析留守儿童问题，而不是静止在留守儿童的所在的某个、某段年龄，或者某个、某片区域。想探询这个过程无疑城要寻找留守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我们从2006年5月份起，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就此到长沙市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专门采访了部分这类大学生。
“时间的脚步真的很快，我们的思考又真的很慢，身在其中，生活了十几年，完全没有意识到。直到今天你们说起，我才意识到，原来真是这样。”
这是2006年5月9日，我们向中南大学信息院的罗卫林同学提到留守岁月时他说过的第一句话。
的确，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已经快30年了，30年太短，许多人还在奔跑，追逐，忘记了回忆与思索；30年太长，已经有足够的历史沉淀让世人去回忆，去思索，沉淀像岩石，像金属，像矿物质，沉淀的东西苍老，压在共和国的掖窝里，等待人们去开掘。开掘为了弄清楚今天的由来，也为了明确未来的道路。在这些沉淀物当中，留守儿童就是其中新生的一种。
罗卫林说：“我不记得父母是什么时候开始外出打工的。我所能回忆的原点是坐在半年级（幼儿班）的教室里，我因为羞于开口，尿湿裤子，尿液流淌到同桌女生的脚上，全班人都笑了。那个时候父母已经在外面打工。有记忆以来，我在生活就固定了一种模式，没有父母的特殊模式，我习惯了这种模式，也习惯了模式中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想过这些是问题。这种模式，在我身上留下一些东西。”
环境塑造了人，留守岁月塑造了留守的孩子，长长的岁月里，时间已经在他们的身上积累厚重的沉淀，那种沉淀就是罗卫林所说的“一些东西”。
罗卫林的家在衡阳岳阳市平江县安定镇。他说，听奶奶讲，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到衡阳做油酥生意，在市郊租赁了一间昏暗的房子，没日没夜的买油，买面，做油酥。因为在市场里卖，摊位要交税，所以，父亲都是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叫卖，日子非常艰苦。父亲出去一年，母亲也出去了，因为，父亲一个人的确忙不过来。对此，罗卫林说，他从来没有责怪过父母，反而很感激父母，父母的油酥生意一做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操劳，都是为了他。父母想让他上大学，出人头地，没有钱怎么读书？读高中和大学的几年，他经常会过去帮父母的忙。他说，油酥作坊从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过去以来，一直都没有变，还是那所昏暗的房屋，还是高高的煤堆，大大的油锅，笨重的面盆，父母也还是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的一张小床上休息，盖的仍旧是补着补丁的棉被。
他说，他今天的一切都是父母无数个失眠劳作的夜晚换来，一切都是父母给的。这是真的，是所有的一切，这个一切包括父母外出给他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虽然，他不责怪父母，但是这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