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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王家寨小学并没有让我们完全失望和彻底痛心。仿佛一抹亮色从灰沉沉的天空中跃出，让我们看到了某种希望。
这抹亮色来自可亲可敬的罗欣华老师，班里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罗妈妈”、“华姨”！
罗欣华，56岁，花白头发，是学校较老的教师，鼻梁上架着一幅塑料眼镜。第一眼看上去，让人害怕。因为她太严肃了，从来不给别人笑脸。这就是她的性格：耿直、坚毅。但是，她的心思非常细腻，心肠很软。
她自己说：“我很容易被感动的！常常掉眼泪，就是被这些孩子们感动的，但是在他们面前我是不哭，很丢人，我都是躲起来哭。”
她笑了！这一次，提到孩子她笑了。
她说：“我现在带一年级的课，去年也是，退休前这几年估计我都会带一年级。这个年级孩子最小，我们这里打工家的孩子很多，他们没有父母照看，我替他们照看。”
她说：“我觉得一年级最重要，一年级如果把孩子培养好了，后面几年孩子们比较容易听话。而且我也不是说他们上了二年级、三年级就不管了。不在我班里，有事情照样可以来找我。我带的孩子也习惯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的，有一次，我去年带的一个男孩子在上课的时候跑到我的教室找我，原来他生病了，我带他去了医院，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家，奶奶年纪又大。”
她说：“我的性格很耿直，说话也不好听，但是对孩子很细心，他们都不怕我，反而乐意跟我，这让我很高兴。我不只教他们学习，我觉得学习只是教育的一方面。他们很多人父母都不在，所以需要管的地方太多了，有时候我甚至教训他们。他们都听我的，但是我不会打他们，从来没有过。”
她说：“我很喜欢和孩子交流，无论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我都一视同仁。我从不以成绩论英雄。不就是一次考试嘛，这次考好了下次未必考得好。纵使是常胜将军，可要是思想不好，这样的学生走向社会后危害更大……我记得这学期刚开学没几天，一个孩子就在我的课堂上睡大觉。说他，他不听，接着睡。我就发火了，我很容易发火的，脾气不好。我训斥了他一顿，他哭了。他一哭，我心里也酸酸的。下了课，我找他谈话。他哭着说，昨天他妈妈出去打工了，难过得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看着那孩子我挺心疼，就一把把他拉进怀里，说‘以后就管我叫妈妈吧，有事情就找我。’他在我怀里躲了半天，居然不哭了。像这样的儿子、女儿我认了可不少。”
“我最喜欢周末带这些孩子到我家去，我家有个菜园子，里面种了好多蔬菜，我放孩子们进去劳动，他们可喜欢呢，个个活蹦乱跳。我就一个人去准备饭菜，有时候一两个丫头就会跑过来给我烧火，聊天。饭菜做好了，往桌子上一放，十几个孩子一起动碗筷，那个场面，”说到这里她笑了，“就感觉都是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说孙子孙女。有时候，他们晚上都不回家，就在我家里睡，把我和老伴挤到地铺上。”
她说：“我教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她又说：“我觉得本来就没有天生的坏孩子。”
罗欣华老师和我们说话时，很多孩子叽叽喳喳地围在她身边。有的面带微笑地盯着我们，有的则朝着老师喊“华姨”他们是什么人，互相争宠似的。罗欣华老师幸福地抚摸那些孩子蓬松的头发，幸福地微笑。孩子们热爱着他们的老师，我们也很感激这样的老师，她温暖了我们！
经过仔细了解，我们才清楚罗欣华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和老伴两人吃了几十年的苦，把两个孩子先后送入大学。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都在城里工作。之所以她能带好这些孩子，是因为她现在没有什么负担；之所以她能代管这些孩子，是因为她曾经作为一个农村母亲带出了两个大学生。
这一抹亮色，让我们也隐隐感觉到沉重！
原因在于，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的优秀监护人就是一个培养出大学生的老人朱爱莲，而这一次又是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的母亲。为什么只有培养出大学生的农村人才有这样的觉悟和远见呢？
“他们能够培养出农村大学生”这个事实又似乎说明了某些原因。然而，这个“他们”显然还是不够的，“他们”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农村整体文化的落后和思想匮乏。农村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也需要更多的农村人自己觉悟起来。
说真的，我们忘不掉王文礼的嚣张；忘不掉王小惠的无知；忘不掉王利丽的眼泪；忘不掉侯明的叹息。当然，我们更忘不掉罗欣华的温暖。
作为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紧密相关的组织，学校是最重要的一个，它担负着孩子的教育问题，构建着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在家长不在孩子身边时，可以说老师就是孩子的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成长向导。孩子在未来是成为新时代的“人”，还是继续落后于时代，很大部分因素由他们决定。
不过，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组织则是农村基层的社会组织。如果说学校主要承担孩子的教育，那么农村基层则主要承担孩子的日常生活部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保障。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老人的诗总是像火苗一样在我们眼前跳跃，让我们读着，醒着，久久地疼着。
第八章 残缺——脆弱的社会环境
洞庭湖上的“儿童乐园”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南临洞庭，北接湖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棉麻之乡”。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人们习惯了撑船、撒网，然后，拖上无数肥大的鱼，习惯了身上沾有鱼腥味道，习惯了湖风吹拂在长满皱纹的脸上，也习惯了顶着斗笠，在夕阳中歌唱，披着蓑衣在雨水中抽着旱烟。当新的时代来临，人们也习惯了逃离世代依靠的水，走进钢筋水泥的城市，留下无数的村镇散落在湖泊上。夜幕降临，一盏盏灯火被点亮，昏黄的灯光倒影在水里。影影绰绰中，无数的故事在发生。
而关于留守儿童的故事无疑是我们此行聚焦的重点。
耿忠民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的主角。
耿忠民是华容县治河渡镇治河渡村村委书记，一名和善可爱的老人。
2006年2月底，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在南中国特有的潮湿的春天里，我们来到治河渡镇，此次前往，主要调查在农民工大量外出情况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到达这里，我们没有驱车前往，而是找了一艘小船，泛舟而至。坐在温暖的船篷里，点着小炭炉，裹着厚厚的衣服，我们的头发都是湿的，听八百里洞庭一路水声，看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感觉古老又神秘，很容易找到原始的一种情怀。
船主是一位年迈的老翁，他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船头。蓑衣和斗笠上不停地滴水，老人粗糙的双手紧紧握着船桨，身子跟着船桨来回晃动。我们能看到他斗笠下藏着的一双苍老的眼睛。站在他旁边的是他年幼的孙子，小男孩同样戴着斗笠，穿着蓑衣，但是斗笠和蓑衣是新的，用新鲜的草秸做成，泛着淡淡的绿色。绿色稚嫩，仿佛孩子同样稚嫩的生命。孙子用稚嫩的小手握着另一双船桨，瘦弱的身子和爷爷一样地摇晃。
老人告诉我们，孙子去年刚刚初中毕业，其父亲出去打工了，本来要带他一起出去的，但是，觉得他太小，又把他暂时留在家里。现在，他帮着老人在洞庭湖上撑船带客，偶尔也跟着家里的叔叔撒网打鱼。
男孩始终都没有和我们说话，一路上他胆怯地看过我们几次，其他时间都是望着水面，望着船桨，面色凝重。
到达河渡乡水域时，接到通知的河渡村村长谢宝生在渡口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他热烈地将我们接上岸。
站在渡口，我们看到来时的船只远去，老船翁仍旧站在船头，不知疲倦地摇晃身体；而那个男孩子，扭头一直看着我们，船行到很远，他还在眺望，直到船只完全消失在水雾里。我们仍旧能够感觉那个孩子满是渴望的目光。
船消失了。男孩凝重的面色连同他消瘦的背影却刻进了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跟着谢宝生村长走进村子里。
村子似乎很空，很少能见到青壮年，家家户户的房子都很安静。随便走进一家，只有年迈的老人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做着琐碎的活计。不用说，家里的男人女人都外出打工了。我们调查统计，河渡村有近56％的留守家庭，而即便是在非留守家庭里，我们也很难见到年轻人，因为忙着养家赚钱，他们白天基本都不在家。于是白天的村落就是一座空城。
但村子又似乎又很饱满！因为村子里到处可以见到孩子的身影，之所以孩子的身影让村子饱满，并不是简单的一些孩子在行走，在追逐，在打闹，孩子们的身影本身的分量是有限的，如果孩子们脸上写满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伤感和阴郁，那么他们本身的分量就会干瘪下去，村子也就会跟着空下去。
可是，这里的孩子，脸上都写满欢乐、笑容，写满健康、乐观，写满阳光、雨露。这些却让他们本身的分量扩大，把村庄填得满满的。于是村庄也像母亲丰满温润的面庞一样，幸福四溢，笑声如花。
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村庄，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们有一个爱他们的爷爷耿忠民。
孩子们都无一例外地叫他“耿爷爷”。
耿忠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并在部队光荣入党。从部队回来以后，他被任命为河渡村三组组长。从那时开始在农村基层工作了近30年，先后历任青年团团长，治保主任，副村长，村长，村委书记。他是个尽职尽责的基层领导，村民也很信赖他，30年的村官生涯，16年的村委书记足以说明问题。
不仅如此，他本人的文化素养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从很早他就养成读书看报的好习惯，家里有很多藏书，这是基层村干部少有的。他尤其关注的是农业科技类书籍。他本身学历不高，刚从部队回来的那两年，甚至还点着油灯，一手拿着农业书籍，一手翻着字典，逐字地看。多年积累的丰富知识让他成为致富能手，他先后养过龙虾、带鱼、甲鱼，种过新型大棚，生活走在村里前列。他也把这些致富之路指点给村里人，一心想带动全村富裕。
较高的文化素养也让他富有远见，敢闯敢干。他很关注农村发展动态，对于村里出现的新问题，新状况，总是会思索相应的新举措，并且大胆地把新举措赋予实施。如今他已经年近六旬，热情和干劲依然不减，面对村里人大量外出打工，他很无奈，出去的人他管不了，但是对留下的孩子，他操一万个心，并别出心裁地给留守儿童们建了一个“儿童乐园”。
谢宝生带着我们去了村里的“儿童乐园”。路上，谢宝生告诉我们，“儿童乐园”在村委会办公所。从村里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开始，耿书记就已经关注留守儿童。他经常会抽出时间到村里的各个巷子、家庭走走，也到学校调查情况。
那时候整天能够看到没人过问的孩子在村子里到处乱跑。他们中有的看见人就躲，一句话也不说，一脸委屈。有的天天在家里哭。整个村子里的哭声比早年多了好多，随便走在路上，就能听见村民家里窜出的哭声。有些孩子不是和老人顶嘴，就是在外面打架骂架，偷东西。受伤的孩子多起来，大伤小伤，反正是接二连三。要不就是三两个孩子毫无顾忌地进湖里洗澡，也没有大人看着，湖里的水都有三四米深，让人不禁捏把汗。学校里的情况更是糟糕，年纪小小的孩子就开始拉帮结派，大孩子天天欺负小孩子，居然还有打群架的，逃学旷课的学生也逐渐多起来，上课扰乱纪律的现象更是让老师火冒三丈，但是老师根本管不了。
这一切都让耿书记感到忧虑，于是他思考能不能更好的管理这些孩子，让孩子们像父母在时一样安全快乐的成长。为此，他几次在村委会上提出留守孩子的管理问题，并和几位村委讨论可行办法，要求村委成员包干包片，多多注意留守孩子们的情况。
两年前，正在他思考该怎么为留守孩子做点实事的时候，村里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个10岁的留守孩子，因为一个人偷偷下湖洗澡，溺水死亡。整个打捞工作，都是耿忠民负责的，当孩子的尸体被捞上来的时候，他泪撒当场。等孩子的父母从外地赶回来，哭得不成样子。那位母亲更是昏厥过去，醒来后，精神极度沉郁，再也没有好起来。
“该为这些孩子们多做些事情，而且要尽快做，不能耽搁！”
这是耿忠民在溺水事件后随即召开的一次村委会上的讲话，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红红的，声音嘶哑。
随后，“儿童乐园”出台了。
两年前的春节，外出的农民工基本都回家过年了。村里先召开一次村代会。会上耿忠民正式将几个村常委提出的“儿童乐园”计划提出来讨论。村委决定，将村委办公所的五间房子，让出三间，外加办公所大院，建设一个儿童活动中心，简单地分为图书室、娱乐场和放映室。
耿书记充满感情地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村代表们说：“你们外出打工致富，这是正确的，也是需要支持的。但是你们走了，心还留在孩子身上。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们是‘母行千里仍忧儿’。你们在外面太苦了，孩子在家里也太苦了。‘溺水事件’对我触动很深。孩子确实不能没人照看，你们也确实需要出去。那么我想，村基层组织有责任来替你们照顾孩子，照顾好孩子，解决你们的后顾之忧。为此，经过多方考虑，村委会决定建设一个‘儿童乐园’。”
但是，“儿童乐园”的计划，开始还是受到很大阻力。最大的阻力是集资！一提到钱的问题，大伙都不太乐意，各人心里有各人的算盘。村里的计划是每户人家收50块钱，但是，有些人家里没有孩子，有些则不是外出打工家庭。因为，大家都清楚，“儿童乐园”主要是为孩子，更主要为了“留守孩子”，所以，自然有人不乐意。加上，村里很久没有收缴类似的集资款，而村民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行的各种名堂的税费的做法都有所忌惮。虽然那个时候村里也比较廉洁，但是当时其他地方类似乱收费的恶劣影响始终萦绕在村民心头，以至于提到“集资”，村里人心里还是有疙瘩。
“老耿是个好书记，但是难保其他人也好啊……”
这是人们的一种条件反射。对此，耿忠民诚恳地说：“有些同志觉得家里没有孩子，觉得自己吃亏。那么好办，没有孩子的可以不收钱，老人也不用为孙子孙女出钱。只需要孩子父母出钱，避免一个孩子出两份的资金。同时，有些同志觉得自己没有出去打工，觉得自己吃亏。那么也好办，你们觉得，人在家里就有很多时间照看孩子吗？显然也是没有的，乐园是给孩子建设的，你们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孩子，那么，我们把你们缺的照顾孩子的时间补给孩子，所以，打工的每人出50，没有打工的每人只出30嘛，这个还是能够接受的吧？还有些同志担心自己吃亏，怕我姓耿的拿了钱不干实事！怕村委会的成员拿了钱不干实事！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是我想表个态：我和宝生每人出500元，其它两个村常委一人出300元，一般村干部一人出200元，包括组长在内。作为干部这个是没什么讨价还价的。这叫吃亏吗？如果想当干部，那就认了。什么叫干部啊，关键时候不起模范作用那还叫干部吗？再说啦，谁吃亏都不能让孩子吃亏，什么大，都大不过孩子！对不对？”
耿忠民这番肺腑之言说得大家都热乎乎的。当即，他和谢宝生就各自把500块钱放到桌子上。与会群众的心都放了下来，也纷纷同意了。
但是，群众的问题是解决了，村委会内部又有了矛盾。有人觉得钱还是太多了，有些人则觉得原来办公的地方给压缩了，心里不舒服。但是，耿忠民这次没有姑息。在其后的村委会上，他严厉地批评闹情绪的干部。
在村委办公所，我们看到了会议记录。耿忠民的话令我们惊讶――
“在村代会上我说过，作为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作为党员，作为干部，这点钱你们是应该出的，也是出得起的。家里没有孩子也要出。当然，我清楚，有些人也确实有难处，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谁要是真拿不出来，可以和我说，我替你们出。不过得对大伙有个交代。不能因为某些干部的问题，把整个问题搞砸了。关于建设‘儿童乐园’会压缩村委会办公的空间问题，这个我也知道。但是，你们谁愿意说建栋房子出来？情况就是这样，村委会是有困难的。解决困难就先从我开刀，从谢宝生开刀。把条件较好的大会议室让出去。再不够就把我和老谢的那间办公室也让出去！留下两间，一间办公，一间开会就够了嘛。条件可能是苦了点，可能今天在座的会有人不高兴。不高兴也往肚子里咽。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吃得起苦！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也不是做大事的人。我只认识一个理：不能让孩子吃亏，不能让‘溺水事件’重演！……”
虽然有些同志心里还是不情愿，但是看到耿忠民这样作表，又那么坚持，也都没话说了。干部内部的阻力，也就被他清除了。
事实上，耿忠民拿出的何止是500元钱？
谢宝生告诉我们，老耿家里就一个儿子，已经结婚，自己又承包着鱼塘，所以手头还算宽余。而老谢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读大学，一个上高中。所以，为了老谢能有个交代，他口头上说两个人一人出500，其实老耿是拿出了1000元。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老耿自己又往里面贴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把家里的好多孩子能读的书都捐给了“儿童乐园”。
谁亏都不能亏孩子！
我们和谢宝生到达“儿童乐园”时，在门外就听见孩子们天真甜美的欢笑声。走进去，很多幼小的孩子正在院子里玩“丢沙包”的游戏，各个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阳光下的花朵。
见到谢宝生，孩子们争先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