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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距离我八岁生日还有六天的一个阴沉沉的早上，爸爸死了。
在我印象里，这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那天，天正下着大暴雨。我从学校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完全被浸湿了。当我摁响了楼下的门铃时，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我飞速跑上楼梯，冲进了家门，雨水洒落了一地。如果在以前，我没有立刻脱下湿漉漉的鞋子就闯进来，妈妈一定会训斥我。但是此时，她正坐在厨房的一个矮凳子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小盒子。她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爸爸走了。”她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
我内心充满了恐惧，跑进了卧室。那张床空了，他不见了。
“爸爸在哪儿？发生什么了？”
“这几天他一直发高烧，”她缓缓地说。她的声音嘶哑而空洞，“今天早上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太晚了，医生也救不了他。他的心脏发炎了，自从在集中营生病以来，他一直很虚弱，而且那种可以治愈他病痛的药，医院里也没有了。”我打开那个盒子。里面放着一个胡须刷、一把剃须刀、一只手表，表链已经坏掉、一支漂亮的蓝色钢笔，前不久他还用这支钢笔写过我的名字。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的东西。后来，妈妈说，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在黑市上就可以买到青霉素。而这种药可以救爸爸的命。
妈妈在厨房的那个凳子上，坐了整整七天去悼念我的父亲。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被遮住了，就像生命静止了。
我小心翼翼地穿梭于屋子间，给妈妈拿食物、泡茶，然后一个人坐在隐蔽的角落里。
妈妈穿上了黑色的布衣，她穿了整整一年。我们还得继续活着。
3、相依为命
后来，我又知道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情，有一些是最近刚刚知道的。在战争期间，他神秘花园地为克拉格犹太反抗组织工作。他参加了青年理想主义小团体，负责派发传单、破坏铁路、炸毁军营和战车、在集市广场的斯格纳瑞咖啡馆铺设并引爆炸弹。
当他在布拉祖的时候，自愿加入集中营兵团，他们准许他当天就可以离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时代里，他假扮成一个受雇佣的年轻人在街道上与“接头人”联系。
通过地下神秘花园接头，他可以为抵制侵略战争获取炸药和武器。
当我们还住在克尔尼克家的时候，妈妈想他正在一次次地做接头准备工作。但是这可能只是她的假想而已。
我是多么希望能和父亲再多呆一些时间啊。
自从父亲死了以后，妈妈只能和我相依为命。当她在晚上哭醒的时候，我会去安慰她。当我从犹太学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的时候，她就会紧紧地抱着我。只有她握住我的手，我才能睡着。她呵护着我，我关心着她。我们彼此感觉着对方的感受。我们几乎就像是有两个脑袋的一个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有时候，我被这个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我真希望父亲能在这里，帮我分担一些。她不肯吃饭，不肯睡觉，甚至不再哭泣，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非常担心她。
“你必须吃点东西。”我说。接着把茶和面包干端到她身边。
“现在睡觉吧。”我轻声说，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
她就像一个小孩子，需要人关心。如果我们离开彼此，将都无法生存。
妈妈一点一点地、努力地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市里的户口办公室把姓氏改成波济欧姆卡。她想忘掉赖伯宁这个名字。也许她觉得这样做对我会好些。
我也不想再听到我以前的名字。在犹太人区的日子将永远被我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我不得不反复背诵我的新名字，使我觉得那个名字就是我。我再也不说赖伯宁这个名字，即使我有时还是想说。
这件事完成了以后，妈妈开始解决钱的问题。她得到一个公司办公室职员的工作，这公司原本是我爸爸的，现在由他的一个朋友经营。接着她出去寻找租用几乎不可能找到的更小的房子，因为我们再也住不起大房子了。
像其他人一样，她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家产。她父母的房子被德国人没收了，现在又被政府征用了。她又一次开始从一个政府机关跑到另一个政府机关。
“我们成功了。”她说。我很高兴她不再因激动而歇斯底里地大声哭嚎。
又一个春天来了。我们坐在四轮马车上，沿着沃道斯卡街道向亚伯拉罕家的房子驶去。妈妈告诉我所有祖父母家的事情，使我内心对这座屋子充满了幻想与期待。我希望能在那令人惊叹的花园里探险，那里长着果树和灌木丛；我也要在阳光下坐在花园的屋子里，就像妈妈第一次遇到爸爸时那样。在大屋子里，我将会小心地踩在画室的厚地毯上，然后进入铺着蓝色瓷砖的厨房，那里飘溢出葡萄干面包卷和烤火鸡的香味。接着我可以躺在厚厚的白色床垫里，床单上印着百合花，还镶着整洁的花边。枕套上刺绣花押字（姓名、名称等首字母组合成的）。如果那个内藏着芭蕾舞演员模型的精美音乐盒还放在妈妈的屋子里，我就要自己拿去玩。
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果树，没有花园小屋，没有花园。相反，在一个凌乱的公墓里，我们找到一些墓碑。在公墓中间，有一间破旧不堪的木屋子。凉台上曾经被精雕玉琢的栏杆已经破烂了大半。敞开的窗户外面挂着一些还没收回去的衣服。
这一定是搞错了。我扭过头，看着妈妈。她的脸就像一块灰白的雕塑。我渐渐地意识到并没有搞错。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妈妈也再没回过这里，再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公墓里那间荒废的小屋就是那个屋子。附近的一个小公墓被逐渐扩建，一直建到我祖父母的花园里来。现在周围几乎都成了公墓。战争中这么多死者需要大量的墓碑。
我们没能进那栋房子，因为里面挤满了陌生人。妈妈拉着我的手，回家了。我们再也没有一块儿回到过那里。
“毕竟，”她疲倦地说，“我们不能住在公墓里。”
她没有因父母的房子被占用得到一分钱的补偿金。
4、要离开这里吗？
我和妈妈穿过几乎没有行人的街道，母亲像是被唤醒了沉睡在脑海里很久的东西。“看，”她说，“看这里，这原来是××商店；那原来是卖高档针织品的，在那儿你能买到最时髦的帽子；还有那边儿，有个珠宝店，人们常从那儿买珠宝；还有一个布衣店┅┅”
我指着一个空空的商店里的橱窗，上面有的字仍依稀可辨。“那边儿呢？”我问，“也是珠宝店吗？”
“是的，”她回答，“但是当时人们大都不去那儿买珠宝。”
现在，这里什么也买不到了。针织品、珠宝、帽子都买不到了。我们经过一个橱窗，我往里瞧。墙和地板都铺着漂亮的蓝白相间的花瓷砖。四周空空的。“看这些漂亮的瓷砖！”我说。
妈妈哀叹了一声。“以前这是个卖肉的铺子，”她低低地说，“这里有镇上最好的屠夫。你真该看看他做的肉！光是想想就直让人流口水。” 渐渐地，我知道了更多的关于以前那些日子的情形。那个时候，一切都很容易，都很美好，生活是那么丰富，那么奢华！有时候，我会禁不住说我真希望能过上那种生活，妈妈也很怀念它，但是从来没说过自己现在的感受。
那些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阴暗起来。人们试图努力，再回到原来那种生活———我们也在试图努力———但是人们都很穷。东西都变得很难买到，只有黑市越来越繁荣。就像以前那样，这个城镇里又突然出现了很多学者、艺术家、报刊记者、教授专家、文学家，他们或是出生在克拉格，或是来这里过新生活。
不管怎么样，那个咖啡店又开张了；集市广场的环形电车仍然是按照原来的线路开通；报纸、杂志又开始发行；剧院又开始上演戏剧。曼纽拉和她的朋友们有时又会在台上表演，妈妈和我通常会来参加她的开幕式。我总是使劲地鼓掌，直到把手拍红了为止，表演结束后，我常被邀请去参观她的化妆间。
星期天，人们经常习惯于先去教堂，然后散步，有钱的人接着会去一家豪华的面包咖啡店。这是克拉格的旧传统。你可以要一份拿破仑基，是一种鸡蛋冰淇淋圆形果仁大蛋糕，上面还撒着山莓甜酱，或是他们店里的特色食品。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沿着“老城市”周围的大街散步。这是镇上的集会。你可以来回闲逛溜达，礼貌地和别人打招呼，这和以前一样。人们在自己衣服的纽扣上挂着几小块蛋糕，散完步以后，回到家，边喝茶，边吃蛋糕。这是习俗，妈妈坚持要求我去遵守。
她认为是该教我礼仪的时候了。“我们没什么钱，但是你至少应该有好的礼仪。”她向我示范餐桌上举止行为应该注意什么，如何行屈膝礼，还有类似其他的一些礼节。所有这些礼节性的动作，我都觉得华而不实。我问及为什么人们要规定这些礼节时，妈妈让我别管那么多，“人们在家里都是这么做的。”
这以后，每到星期天，我总得穿上白袜子、高腰园头鞋，头上系着蝴蝶结，戴着手套。我感觉浑身不自在，看起来很傻，但是妈妈坚持要我这么做。罗蒙常常嘲笑我。“托西娅婶婶，为什么你把罗玛打扮成和小丑一样啊？”
“人们总是这么穿着进城的。”她简短地回答道，然后闭紧双唇。
罗蒙也没逃过妈妈的说教，但是对于大人们的话，他总是左耳进右耳出。现在，罗蒙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得很自在。有时候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有时候去他爸爸那里。
“罗玛，我给你带来个惊喜，”一天妈妈突然说道，“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将会搬到一个新公寓去，而且会给你转学。”
我顿时惊喜若狂，不断向她提出很多问题。
我们的新公寓在哪儿？它会是什么样的呢？会有地方让我养一只狗吗？罗蒙跟我们去吗？新学校是什么样啊？也是一个犹太学校吗？我停顿了下又问———你说“再回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要离开这里吗？会不会再去扎科帕内？
“不，”妈妈说，“我们不会再去扎科帕内了。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我们坐火车去捷克的边境。去西里西亚，去里森格堡，一座大山脉。我们去那儿度过一个星期的假期，住在一个真正的旅馆里。”
我高兴得坐在她腿上，然后很快地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5、妈妈快死了
几周以后，我们出发了。坐在火车上，我极度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几乎没有一刻是真正坐在车厢里。我一会儿跑，一会儿蹦，一会儿看看其他分格车室的人，还时不时地把头探出车窗外。火车卡嗒卡嗒地前行，不停地吐着气，呼啸着，像是一个魔鬼在欢唱。车窗外的景色在移动———有时是丘陵，有时是平原，还有翠绿的树木、草原和蔚蓝无云的天空。真是一个美好的夏日。
“妈妈，看！”我拽拽她的袖口。我想向她展示我看到的一切，马路上红色的轿车、马车，一座倒塌的旧城墙……
她的双眼紧闭。呻吟着，转过头去。她的手突然出了很多汗，额上也是湿漉漉的冷汗。她是害怕？还是病了？
我记得上次去华沙，她在火车站生病了。她是不是晕车呢？
“妈妈，你怎么了？”
“没事，罗玛……让我……”
她在发抖。她的牙齿在打颤。她好像特别冷，我给她披上外衣，坐在她旁边，后来她睡着了。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老妇人带着怀疑的眼神观察着我们。
“她病了，很可能是感冒。”她的样子很凶。她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拥挤的车厢。看见她离开，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地方宽敞多了。
妈妈病得很厉害。我很担心她，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谁能帮助我。而我只能坐那儿等。看着身旁熟睡的妈妈和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我只能在那儿静静地坐着。过了几个小时，窗外小山丘陵更多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大山周围了。车头呼啸着，吐着白气。
火车停在一个窗户明亮的白色小建筑物前。
我摇摇妈妈：“妈妈，醒醒，我想应该是到了！”她看了看窗外，然后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像打盹一样跟在我身后。乘务员帮我们把行李递下来。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当时来我们是如何走到旅店的，那是一个漆黑阴森的黑屋子。我们被领着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我们的房间，周围一直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屋子里有一个大窗户，挂着深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上面画着茂密的森林。桌子紧靠在窗户旁，上面铺着绿色绒毛边的桌布。我不喜欢这个黑漆漆的屋子。我不喜欢这个旅店。这里的人都不友善，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犹太人。他们总是用德语交谈。
妈妈躺在一个巨大的黑色木床上，看起来像一副棺材。她浑身疼痛，而且还在发烧。她喃喃低语胡乱说着什么。幸好屋子里有个洗脸盆，我扶起妈妈，让她喝了些水，用块湿毛巾冰冰她的额头，就像我发烧的时候她常常做的那样。然后给她拿出我们原先买的食物，但是她一点都不想吃。我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是那么无助。后来，我脱了衣服，蜷缩在她身边，睡着了。
有人在拍我，把我从梦中摇醒。是德国人吗？我们屋子的灯亮了。我揉揉眼睛，妈妈正压在我身上。是她叫醒我的。她的脸胀得通红，而且有些浮肿，正难过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我盯着她，被吓坏了。
“去找大夫，”她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我就快不行了。”
我尽力加快速度奔跑。“她就要死了！”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尖叫。“她就要死了！”我身上还穿着睡衣，脚上穿着拖鞋，跑进浓密的树林里。
我应该往哪儿跑？我应该找谁帮忙？当我问妈妈去哪儿找医生的时候，妈妈没回答我。她只是举了一下手，很快就落了下来。旅店的门厅里亮着灯，但周围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只能跑进林子。我明白我必须得快点，不能再等什么人。“她就快不行了！”我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大声的喘气声使我听不到自己的心跳。我飞快地跑着，不想被松树的黑影遮挡住，但是黑影总是不停地跟着自己。脑子里的尖叫声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害怕。
我跑到一个交叉口。一条路往右拐，另一条路是直着往前走。是不是应该拐到另一条路上？我应该走哪条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迷惑了。
我孤独地站在那里，站在漆黑的树林中间，穿着瘦瘦的睡衣，过了一会儿，寒冷和恐惧使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
但是我不能死，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她就快不行了！”那个声音大声叫喊道。我继续跑，拖鞋不小心滑掉了，睡衣也被灌木丛缠绕着撕破了。我还是不停地跑。
突然我在黑暗中看到远处有些光亮。我朝着那束光亮跑了过去。越来越亮了，我看到那些是房屋周边的街灯。是个村庄。
找医生！这个村庄可能会有医生！
这些屋子都没有亮灯，我敲响了进入村子的第一家家门。里面传出生气的抱怨声，一个女人把门开了一条缝，瞧了我一眼。
“她快死了！”我喘气说着。“我要找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老妈妈！”
那个女人点点头，明白了我的意思，指着另一家门，用德语说着什么。
我跑向另一家大门口，用两只手使劲地敲打着门，“医生！我要找医生！”
楼上的灯亮了，窗户打开了，一个人把头伸出来。
“她快死了。”我累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边哭喊，边含糊地说着。他好像明白了，关上窗户，我听到他下楼的声音。
他打开大门，我冲了进去，用两只手抱住他的腿。“她就要死了！”
“至少得让我穿上衣服。”他用不连贯的波兰语嘟囔着。他正穿着带条纹的睡衣裤。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每一分钟都是那么漫长，最后他终于准备好了，提起他的小箱子。我们沿着一条马路而不是原先那个树林回到了旅店。这条路要近很多。我们很快走到那间屋子，医生站在妈妈的床边，听着她的心跳和脉搏声。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但是她已经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医生说。她必须立刻去医院。一辆救护车来了，两名旅店服务生把妈妈抬上了担架，没人对我说话。妈妈的眼睛闭着，她没看我，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小声哭泣，哭得几乎喘不上气了。
在凌晨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6、没有再回头
我醒了，因为我感到很热———特别热。我看到桌子上那块绒毛边的绿桌布，上面放着一个盘子。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自己现在是在哪儿。我的床周围都是空的。突然我记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爬下了床，拉开厚厚的窗帘，打开窗户。中午的热浪冲进了屋子，太阳悬挂在高空。已经到中午了吗？我不知道。我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感觉，况且我也没有手表。
盘子里的食物看起来令人作呕，所以我碰都没碰一下。我喝了口茶，扎上辫子，然后换上衣服，走出前厅，下了楼，走进花园里，在长椅上坐下来。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感觉都不是真的，像是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我坐在椅子上，吊着腿晃动。太阳光直射在我身上，我好像听见妈妈的声音：“小心别中暑了，罗玛。”
一个小女孩坐在我旁边，好奇地盯着我。
“你一个人来这儿吗？”她问道。我点点头。
“你妈妈呢？”
我想了想觉得有必要对她撒谎。“她正睡觉呢。”我说。
“你想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们打算去散步。”这个女孩心真好。她想让我高兴些，也许她感觉到我是那么孤独无助。我又点点头。
我们———包括女孩，她妈妈和我，步行穿过树林。
现在是白天，这个树林很明亮，而且还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