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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的，但是没关系，你给她多少关注，她就要多少。
1957年秋天，婉喻走了之后，监狱干部通知监狱工厂停工，全天打扫卫生。这场卫生一打扫就打扫了七天，监号里粪桶都刮薄了。每当这样疯狂大扫除，犯人们就知道会有重要人物来参观监狱。这次不同，大扫除结束，看守和轻刑犯组织了一个清查队，来到每一个监号，把犯人们的私人食品都搜剿了，当作垃圾处理。婉喻亲手剥出的蟹肉蟹黄，也成了垃圾，被他们从罐子里倒出来，倒入两人合抬的大铁皮垃圾桶。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嗤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焉识的眼睛跟着垃圾桶往监号门口走。抬垃圾桶的是两个轻刑犯，他们已经走到了监号门口，就要拉开铁门出去。焉识一下子蹿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那样一蹿。他扑在铁皮桶上，伸出的双手从垃圾桶里捞起一大捧蟹油蟹黄，和着烂苹果烂柿子塞进嘴里。
一个叫张粹生的狱友死死抱住清理“垃圾”的轻刑犯，让他多吃了两口，因为张粹生知道为了剥出这些蟹黄，他妻子会付出多大代价。
1958年10月1日，婉喻按时来看望他，似乎知道上一次带来的蟹黄蟹肉都做了垃圾，这次更加变本加厉，带了更大的一罐。他下意识就去看她的手指甲，它们都秃秃的，在剥蟹剥劈了之后给锉秃了。
接下去，他告诉她，一批犯人很快要转监，但是转到哪里不知道。
“那我到哪里去看你？”婉喻突然伸出两只手，抓住他右手的小臂。
“总会让你来看我的。”他把胳膊往回抽。他不愿意旁边的看守们看戏。看守们今晚把现在看到的戏告诉他们的老婆，两口子哧哧一笑，粗茶淡饭都好吃了。
她两只手不肯撒开。
“到底到哪里去看你？”她手心冰冷。
“总会有个地方的。”
焉识一直想把那块白金欧米茄给她带回家，还有派克金笔，西装和大衣……除了韩念痕送给他的蓝宝石领带夹，他应该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她带走，也许家里钱紧的时候还能做点贴补。但他几次都打消了念头。一旦他把这些东西交还婉喻，婉喻一定以为他在交代遗物。他看看看守，看守赶紧把脸转向一边，一面反刍刚才看到的戏剧：敌人也有女人爱呢，敌人的两口子也卿卿我我呢。
“到底是去哪里？”婉喻发抖地问。
“不会的，不要多想……就是这个监狱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人。”他说，保持一个松弛的微笑。
她点点头。“反右”之后，她学校里好几个老师消失了。城市的人口被“反右”反下去一部分，总有其他地方会拥挤起来，比如这个监狱。
他试着把手臂往回抽，给婉喻使了个眼色。这眼色很管用，就像当年回避恩娘那样，她立刻让他抽回了手臂。他这样使眼色让她心颤，因为她把它理解为他碍于看守而不能与她火热，就像当年碍于恩娘；他无法肆无忌惮地火热，他也很苦。得到这样的逻辑，她自认为被压制了的火热更火热，更销魂，她脸颊也烧了起来，垂下了头。几秒钟后，她又抬起头。
“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她的眼睛又是一道流光，柔媚艳情，让他几乎可以推翻她一向安分的心性。他几乎认为，她即便心是安分的，身子也是野的，比他还野。比他总在向往的自由还要自由。
1958年的10月9日，整个监狱突然紧急动员，干部们通知犯人们要在三个小时之内做好上路准备。去哪里？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带吗？带得了的都带上。结果很多东西被认为是带不了的，比如张粹生的拖鞋、睡衣，比如陆焉识的书籍。书籍只允许他带两三本，其他的都扔下，由监狱当局转交给家属。焉识决定带那套民国初年出版的《石头记》。那套书上浸透了父亲藏书的气味，那就是他闻惯了的陆家的气味。
三小时的准备变成了九个多小时。犯人们对于完全未知的转监死磨硬泡，尽最大努力磨洋工，一个团的警备部队荷枪实弹押送，也无法使犯人们动作快起来。到了傍晚，雨来了，从监狱到火车站的路仅有十来公里，犯人们却走了近三个小时。一列闷罐车停在离站台一公里的仓库区，押送人员手里提着马灯领队上车。所有的警备士兵三步一哨沿铁路站开。
焉识爬上火车，一股热烘烘的骡马体嗅扑在脸上。这是拉骡马过来的列车。他转过身来，想寻找同监号的张粹生，突然觉得自己瞥见了什么。与其是他瞥见，莫如说是直觉的雷达扫描到一个熟悉身影。隔着四五道铁轨，隔着铁丝网，黄黄的路灯下立着个穿农家蓑衣的身影。细雨从天上落下一层纱，让他认为发生了幻视。婉喻不会那么疯的，赶到绝对秘密的启程地来。他惊坏了，立刻忘了寻找张粹生，侧身挤到一个小窗口。
他拉开小窗口的铁窗盖，那个身影似乎算好他会朝小窗方向移动，便也跟着移动了几步。现在他看清了，是婉喻。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又逆着一团乱的人群划拉着，再次来到门口。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想做的事很蠢：他想跳下车。跳下车做什么？去跟婉喻跳脚发火，说她野得没边了，命也不要了？还是跳下车鱼死网破地迎着她跑过去？
他是被一个看守当胸一掌推回来的。看守大张着嘴在对他喊叫什么，嘴张得那么大，把他的眼睛鼻子都挤小了，挤到额头上去了。他随便看守去吼他骂他，心里在想另外一回事：婉喻是怎么知道犯人们转监的出发时间和地点的？……难道她上次探监之后就没有走？一直潜伏在监狱附近？那么她潜伏了八天！她到底在哪里潜伏的？他想起她缩回紧拉他小臂的手，眼睛中流光一闪：“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
焉识的面前，两扇铁门拉拢，铁门闩沉重地插上。铁门闩有婴儿的胳膊粗。那是锁大牲口的门闩。
火车在半夜才开动。他恍恍惚惚地抓着一根铁杆子站在车厢里，站了多久也忘了。等他站不动了，四下看看，想找个地方坐下，已经没有地方了。犯人们全躺下睡着了，大多数人的枕头就是离开监狱前发的五个罗宋面包。他连脚都拔不出来，因为一张脸紧贴他的脚面睡得死沉死沉。一盏马灯晃荡在车厢中央，不久前它的光亮下面是发呆无聊的牲口面孔，现在它一视同仁地照耀着上百张人面，焉识搞不懂为什么一当囚犯就有了一张不干不净、不堂不正的面孔。再过一会儿，牲口气味淡了，人的气味浓上来。陆焉识发现，相比聚集成众的人，牲口并不难闻。
火车开了半夜一天才第一次发水。发水的时候车门打开一条缝，犯人们从那条缝里把自己的茶缸或水壶由押车的干警传递下去，装了水再传递回来。焉识挤到门口，从人缝和门缝向外看，看到的是远处近处的深秋稻田，一洼洼的泥水，每一片小小的水面上都映着一片非雨非晴的灰白天空。他一惊，缩回身体。他想看什么？想再次看到那个眼熟的身影？他巴望她一直陪他陪下去？他什么时候巴望过她的陪伴？
有时闷罐车在不知名的地方停下来后，火车头就开走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下，停多久。焉识便会做孩子的白日梦：列车无期的停顿给婉喻赢得了时间；婉喻可以追上来了。于是停车时间越长，他越兴奋，也越紧张，心在和婉喻一块追赶似的。一旦火车头挂上来，再次拉着闷罐车慢慢开拔，他的心会往下一沉：婉喻又被甩掉了。婉喻是无法追踪这列行迹秘密的火车的，这点他很清楚，但他相信婉喻是有这种妄想的；她的妄想美好而大胆，一直追随装载着他的这列火车。
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爱婉喻。婉喻自己认识到的那一点寡趣乏味，不碍事啊，无伤大雅，他爱了她这个整体，就什么都是好的了。正因为她的寻常和安静，以及那点寡趣和乏味，她偶然的那些小水妖般的风情流盼才珍奇，才宛若神鬼附体。她其实是摸不着底的。他不知道她究竟可以疯成什么样，野成什么样，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闷罐车开了三天，焉识靠着车壁，闭着眼睛，睡睡，醒醒。途中已经有人死了；病死的，渴死的，或是死于抑郁悲哀的，所以腾出了一点空间。到了第四天，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这是甘肃地界了，风冰冷坚硬，每节车皮派两个犯人去车站的机井打水。刚打了两桶水，水就抽不上来了。接下去的路程，全列车的犯人要靠这两桶水活命。焉识是被指派的两个打水人之一。等他拎着空桶，跟在担着两桶水的犯人后面回到站台上的时候，每一节车的门口都挤满茶缸、饭盒、水壶。一个干警叫喊：谁也不准闹，不准乱！每人都会有一口水，轮流来……列车首部和尾部的犯人看见中间几节列车的犯人先得到了水，便大声抗议起来。尾部的一群犯人竟然跳到站台上，向所剩不多的水百米冲刺。列车首部的人看见尾部的人行动在先，便也跳下车来，扑向水桶。十几只哨子同时吹出急促的短音，伴随着劈叉了的嗓音的叫喊：所有犯人们立刻回到车里去，不然就当逃跑论处！人们都丧失了听觉，干渴是一切后果中最坏的后果，任何下场都比活活渴死要好。干警和士兵们进入了备战，眨眼间就封锁了小车站。列车上的紧急电话也摇通了，距离此地三公里的工兵团正在集合，很快就会赶来增援。
焉识仗着高个头，一眼看出去，站台都黑了，一大片着黑衣的脊梁起伏拱动。真是一个可怕的集体，假如能齐心一致，那些全副武装的解差们是不可能挡住他们的。
工兵团的士兵们乘着卡车到达，黑了的站台开始转黄。哪里都是黄军帽，黄军装，黄河决堤一样淹没了黑色。免不了发生皮肉和金属的冲撞，枪托砸在肉上、骨头上的闷响，正面人物对着反面人物的呵斥叫骂，反面人物朝着正面人物的惨叫求饶……焉识也挨了莫名其妙的两枪托。这个时候，什么都讲不清了，想不想造反，先给两下子再说。其实就是为一口水，扑灭一下喉咙里的焦渴，没有一个人的企图超出生物的最初级需求。
一场平叛结束了。年轻的解放军士兵个个是打了胜仗的样子。着黑衣的躯体大部分都瘸了歪了，被扔上列车。人群彻底散开后，显出地上躺着的五六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不是抢水就是混战的牺牲。死者之一是张粹生。
焉识此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张先生在车上一直找你。昨天还问我看见你没有。”说话的人叫刘国栋，一脸大胡子。
焉识后悔极了。上车的时候他跟张粹生被人挤散，之后他的脑筋一直被婉喻占据，没顾上去找张粹生。他记得张粹生跟他说过的最后一段话。那是他们转监的中午，他拿出婉喻带来的油浸蟹黄请张粹生吃。张粹生说：“我爹爹最喜欢吃王宝和的螃蟹宴。”他爹爹是上海的一个不小的资本家。“伊就是太想不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也舍不得放开吃一次螃蟹宴，都是吃请。你的家主婆对你真好。”
他们闷罐车走了五天，才到达目的地。干警和士兵吆喝犯人们下车时，大家都互相打听到了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人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边小声传开：“西宁城外。”
“你来过此地吗？”有人问。
被问的人茫然地摇摇头。
当天中午，运输部队派来了几百辆“嘎斯”大卡车，把犯人们装上去。走了一阵，路就没了，车轮下出现了枯得发白的草。往后看，往前看，“嘎斯”们在草里忽上忽下，如同在草海行船。犯人们恐惧地互相看看：他们被弄到这自古无路的地方到底会干什么？
横来的风带着细小的雪花，落在草的大漠里无声无息。
第三十节 青海来信
1976年初冬，我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微带酥油气味的信。这个气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断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体她是熟识的，似乎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狂狷，圆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来的。在此之前，上级把丹珏从“五七”干校招回，要她挂帅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项目完成后，冯丹珏就成了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员，也就是1990年后人们称呼的“大腕”。大学照顾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单元房。她在学校和报上登广告，用了半年时间，把她那一小套和母亲的一小套换到了一起。老小姐总是和姆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的两间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里弄里开始的新生活，简直是一次新生。没有人再拿眼角扫她，也没有居委会的传唤。相反，她搬过来的第二个星期，里弄居委会就到家里来探访，送了她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告诉她居委会每星期学习两次，读读报纸、文件，学学“毛选”，欢迎婉喻去参加。婉喻参加后就发现这里就是老年女人的俱乐部，除了读报和读“毛选”，大家还讲讲儿媳妇的坏话，又给某个被儿媳妇斗败的老太太出出气，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个退休的老女工，旧社会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时，婉喻觉得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又大又热乎，手掌粗拉拉的。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警察们对这些老太太确实买账，好比当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胜仗。警察们还真被老太太们调来过几次，有一次捉了个翻窗偷盗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帮打算偷汽车的“病退”知青。到了工农兵大学生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解放”，老太太还负责提供预习功课的服务，把公社推荐回来的好知识青年介绍给前“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仅次于扫盲的补课。
婉喻渐渐觉得生活充实起来。对焉识的惦记、内疚和思念都被转移了。她毕竟做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会老太太，气质风度不同，所以当她上门劝说那些不肯下乡的毕业生时，就没有挨臭骂或吃闭门羹。到了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来个了，婉喻就拿他们做例子，说服赖在上海的毕业生们：“你们看看，到农村好好种两年田，回来就是大学生；过去考大学哪里有这么便当！”
婉喻自己也要帮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补课。他们几乎都是文盲，许多课程婉喻要从最基本的讲起。好在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一个两个礼拜的补习就足够。婉喻成了几条弄堂里最受欢迎的居委会阿婆，走到哪里都听到：“冯家姆妈侬好！”
1974年春节，居委会给几个军属家庭送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镜框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问婉喻有没有想到过申请入党。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诉任何人她的入党申请书怎样被烧成灰，作为断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几个支部委员讨论过，觉得你条件蛮好的，要不要写一份申请试试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显出奇怪地细气。
婉喻递交入党申请是出于对阿敏的报答。自从1954年焉识被投进监狱，谁对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党申请居然被认真讨论了，婉喻被认定为最有希望的培养对象。当她收到焉识那封带酥油气味的青海来信时，七十一岁的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内。
婉喻在居委会身兼数职：财会、安全员、孩子们的辅导员。谁家来了客人，婉喻都有责任尽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各种运动扫荡到这里来的不良分子，拿这几条弄堂做避风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时她回到家晚饭都没有做。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亲说：“侬忙来，姆妈！比我还要忙；我这样忙，还有加班加点的工资好拿！”
婉喻只是安静地笑笑。她的这种安静是真正的安静。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祖母这样安静。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这份安静让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动。并且你也不会相信她已经七十岁出头，她的驻颜术就是安静。丹珏比以前话多了，抱怨啊，牢骚啊，一顿饭可以说个不停。在“五七”干校丹珏就把烟抽上了瘾，尽管抽起来还是女人气十足的，可以说是带点妖娆的，但她曾经那种素净的雅致和美丽不见了。现在的丹珏有一张那样中年女人的面孔：偶尔会出现极难看的瞬间，不时也会亮出绝美的刹那。再有人讲到对象和婚姻，她就会扬起脸大笑，笑出一大口烟。有时候她脸仰得过于痛快，嘴张得太奔放，你会看见她整齐的牙齿内侧都是暗色的，被烟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职务给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福利，电话就是其中一样。经常打电话来的是居委会的人和她哥哥冯子烨。冯子烨几乎每天打个电话来，问问姆妈饭吃过吗，吃的什么，胃口怎样。最近的一天夜里，来了个长途电话。长途话台告诉婉喻，来电是从东德打来。婉喻抱着电话，听着“嘶嘶”声从听筒深处游来，那是声音在进行长途旅行的声响。突然地，婉喻听到一声“姆妈”！中断联络多年的大女儿丹琼在电话上和母亲重逢了。丹琼没说两句话就哇哇大哭起来，说可找到姆妈了，找了数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国，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会打许多电话到上海，想方设法地找姆妈。大女儿像个逛城隍庙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愤怒。当问到父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