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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它“可用具体的事件来表现，也可以用抽像的概括来记载。”＇4＇历史在记录具体的事件时，主要抽像地记载线索，包括时间、地点、环境、事件冲突的契因以及结果等具体要素；而小说在表现历史时，则主要对历史记录忽略掉的东西，即冲突双方矛盾心理的形成、发展、高潮等进行形像化补充。如事件的冲突缘起，主要围绕着群落与群落之间的利益展开，这其中就包含有风俗习惯。小说在补充历史时，由于思维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幻想性，就如纳波科夫说的“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纳波科夫的“小说神话”观，道明了小说思维的幻想性，因为借据了历史，所以是“幻想性历史”，这也许是小说最初的创作契机，或者说，一部“幻想性历史”最终要达到的，就是小说“神话”的再现。
因为历史积淀造就的小说题材，开掘是多元化的，前面说到，由于武汉市水陆两栖形成的地理位置，衍生了两个最基本的文化单元，码头文化和市民文化。尤其是市民文化催生的小说题材，在近20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写实小说”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方方的《风景》，既有具码头文化的“打码头”，又写出底层市民生存的屈辱性和离奇性。七哥作为这篇小说的轴心视点，他向往权贵，从一个底层平民，一步一步向上爬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奋斗过程，也是一部心灵觉醒史，他使我们联想起《红与黑》里的于连，这两个人物虽异曲同工，却有着本质上的相似，和于连一样，七哥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生存处境，彻底走出“河南棚子”。“河南棚子”并不是一个被隐喻化的小说背景，而是实名实地，确有其境，“河南棚子”作为过去年代武汉底层市民的云集地，它百十年沿袭下来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才是七哥所痛恨的，最终要摆脱的。
而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则带有非常纯粹的武汉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印加厚迫于琐碎生存体现出来的无奈；庄建非淡化爱情追求情欲的功利性；以及李小兰因为新生儿的出世所萌发的母性情怀等，都是武汉特殊地域文化致使的行为过程和风貌。另外，彭建新的长篇“三部曲”：《孕城》《娩世》等，不仅运用了娴熟地道的武汉方言、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汉口生活场景，而且在悠长的叙述中，对一座城市的诞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和历史感怀，如同一幅幅地域风俗画卷，不仅有很浓的地域文化气息，还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历史的纵深感。
由此可见，文化和精神基因的遗传，由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有意识的漫长过程，既是历史的不断演进，也是地域风俗模式化、情景化的不断积淀。二者相辅相成，难以分割。
其二，时代精神因素。
时代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可以从文艺本身来考察。如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流，即“政教中心论”，它最初起源于《尚书》“诗言志”，后来延续的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等＇5＇，“而文学艺术家生长发育的‘生态位’，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因素：自然风物景观、时代精神氛围、深厚政治状况、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基本的物质条件”。＇6＇它说明了文学作品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
时代精神氛围，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而提倡的主流文化理念，它是全民族甚至国家人民必须遵循的行为宗旨和语言宗旨。中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艺术要反映时代变迁，必然要体现时代精神。
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时代精神作为一个大区域的主流文化理念，它与地域文化相互渗透，对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接，通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7＇
武汉文学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延续，如同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悠久的文学生态源中，有一种灵动的、如同万千湖泊般的个别性，所谓个别性，是能代表本群落生存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如行为方式，语言习惯，礼仪风尚等。说到底，个别性也就是地域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多元文化，在顺应主流文化的同时，武汉作家小说题材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敏感，多变，既有北方文化的豪迈与大度，也有南方文化中的细腻与调侃，特别是商埠文化中的市民性格的影响，它在融汇主流文化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质感，即市民文化的功利性和自我性。尤其是自我性，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区域化人格的标榜，也是非常独立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
武汉近20年来小说生态中独树一帜的亮点，应该是市民文学。几乎大多数的武汉市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市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池莉，如她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小说《生活秀》，女主人公来双扬身上体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意识，她幼年丧母，父亲离家再婚后，她为了抚育几个弟弟妹妹，不得不在少年时期就率先做生意，当时还得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抓的危险，东躲西藏，因此从小练就了一套生存本领，也奠定了非常自我的独立意志。来双扬的形像不仅生动典型，质地也非常鲜明，她代表了武汉市民文化在融合大时代主流文化时，体现出来的个别性，它是典型的市民生存哲学的代言人，因此“生活秀”，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自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理念。
还有胡发云近几年引起文坛关注的系列中篇《死于合唱》、《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等，所谓回顾历史考证风俗得失，主要寻求一种文化语境。胡发云小说最显豁的特点，就是强烈的理性色彩。他的作品多以中下层人的生活为题材，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小市民、机关干部等。作品中不仅洋溢着浓厚的武汉市地方氛围，而且都与真实的历史背景有关，在《死于合唱》中，费普的三次合唱经历，都发生在市民人口密集的汉口，而且是在有百年历史的汉口租界地段的纵深巷道里，这里的市民是区别于来双扬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处事为人还存有少许的书卷气甚至浪漫气。
前面说到武汉市多元文化交错，其中就有租界文化。作为殖民地的重镇，当年英、法、德、日、俄、美等列强，对武汉的入侵，不仅体现在地段的占领，主要还是文化侵蚀。哪怕到了费普生活的50年代，这种文化的侵蚀仍有历史的影响，正因如此，武汉市这座华中重镇在本质上才与很多其他内陆城市有区别。比如教堂唱诗班的合唱，它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是作用于精神的，费普人生经历中的三次合唱，就是始于唱诗班合唱。从艺术本质来看，教堂唱诗班的合唱，与文革时期大街小巷狂热的歌咏活动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颂歌，前者咏诵的是圣母或者上帝，后者歌颂的是领袖，所以在费普看来，合唱不是一种单纯的音乐表演形式，而是一种净化心灵的精神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升华为一种生命意识，成为费普人格化的生存理念，它是费普终身所追求的一种文化姿态。费普死于合唱的奇特经历，也变得不再个人化，而显得厚重，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生活姿态。这部中篇从知识分子阶层，剖析了一个奇特的灵魂从生到死的经历，不仅有很浓的武汉市租界文化色彩，也从一个十分独特的地域化角度，折射出那个年代一个群落社会的文化精神。
与《死于合唱》比较相似的还有徐世立的长篇小说《儿科医生》。它绝不是一部单纯写救死扶伤的作品，它里面潜伏着很强的地域化特征，碰巧这部作品的背景又发生在济仁医院里。济仁医院的前身，是教会医院。我们知道，教堂与教会医院是殖民地文化的两个视觉点，一个作用于精神，一个作用于肉体，比方教会医院的普救苍生的宗旨，所谓上帝主宰一切的观念，虽然有很大的蒙蔽性，却也救死扶伤，的确是做过一些所谓的善事的。济仁医院由历史走入了市场经济，从一个弃婴入手，展开了救死扶伤的故事。期间，围绕着医疗费用的问题，出现了救弃婴还是不救的争论。应该说，这个作品完全抛弃了市场经济的主题，而出现了人性的皈依，它与同类题材的差别显而易见，充满了理念探讨，显出别样的文化追求。
“文化是文学的身份证，文学若不带上自己的文化声明，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8＇武汉作家的小说创作实际上完成了这个“声明”。如上述的“新市民小说”，既反映了武汉群居社会的小市民情绪，又表现了小市民生存状态的所谓“秀”。“秀”也许正是一种“文化声明”，从80年代的《汉正街》，由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就有了“汉正街”文化，到了池莉的《生活秀》，又延续了“吉庆街”文化。这两个作品都是市民文化造就的小说题材，很能代表武汉地域特色，其浓郁的市民情绪和市民生活理念，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武汉群居社会地域化的时代精神。
其三，自然状况因素。
自然状况概貌，如江河湖海，山丘峻岭等，它很少单独形成小说题材，仅作为一种品格或质地的参照，出现在小说题材之中。如像征着北方品格的博大与豪迈，像征着南方品格的细腻与温婉，都借用了自然属性来作为审美参照，山和海——象征着博大与宽阔：湖水和溪流——象征着平静和温婉。自然因素与小说题材的关系，本人的论著《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中有一个章节曾谈到过：
“对更多的作家来说，山水情结也许是一种题材生发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它最先源于自然的启示，‘比方在所有的民族中，人们都习地把大地比做母亲，把少女比做春天。’”＇9＇“对于得天独厚的乡村籍作家来说，他们作品里也处处有大山矗立，到处有潺潺流水，而且在他们的作品里，大山的深沉厚重与小溪的浅吟低唱，构成了一问一答的非常自然的和谐生态。”＇10＇
自然概貌虽不能单独构成题材，但它对题材却是有暗示的。如陈应松近期引起普遍关注的“神农架系列”中篇：《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以及《太平狗》等。豹子、松鸦、狗，作为自然生灵，不仅构成了题材，还被寓言化了，因而它不单是加强环保意识这么简单，而是提升到了自然与小说的关系，就如大地孕育了五谷杂粮，同时也孕育了小说题材。“一方水土不但养育了一方人，也孕育出一方文化，其中就包括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最初就是从“水边高地”滋生出来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河之洲”，即水边的高地：“水土。”＇11＇
自然、生灵、水土，构成了小说题材，在作家的眼中，由于神农架林区大肆砍伐而遭到破坏，以至于豹子愤怒地舞蹈、松鸦惊恐地鸣叫，就连与人类最亲密的狗，也遭到大肆屠宰。文明社会的行为倒退，才是自然对于小说的真正暗示。还有胡发云的《老海失踪》，也谈到了神农架，作为记者，老海对神农架林区频繁的采访，最终就像一个神秘的问号，隐匿和消失在神农架林区。老海神秘的失踪，虽然是一种非常绝对化的小说行为，但这种隐匿自然的个人化行为本身，却藏有耐人寻味的理念。
另外，自然状况与小说题材的关系，更多的还是一种质地的参照，小说题材的品格，实际上牵涉到作家的创作个性。武汉这批作家的创作个性，除了禀赋因素之外，与所生存的地域环境也有关，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地方：
一是题材生发的延续性。题材作为作家精神对象化的审美结晶，它有延续性的，如地域群体的文化趣味，所谓创作群体的审美趣味相同，造就了类似的题材。作为市民化的城市，武汉作家关注现实、贴近现实的创作精神，从新时期10年文学一直到今天，就有一个延续性。前面谈到的方方、池莉、胡发云等人的作品，就凝聚有这种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
二是作家作品中的品格问题。武汉市作家的小说作品都是昂扬的，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剧，没有过多的沉痛，它用调侃和反讽的笔调，写出武汉市群居社会市民的乐观向上，勃发激进的性格和品质，除池莉前期的“烦恼三部曲”及近期《生活秀》，始终保持了这种延续；最有特点的应该是方方的《白驹》、《白雾》、《风景》等主要作品。里面渗透出浓厚的中下层市民情绪，都是昂扬的。
三是创作个性的兼容。武汉市作家群，都是以武汉市为集合中心组建的创作群体。千湖之省的水乡氛围，长江之滨的清风朗月，浩渺东湖的万倾湖波，广阔的江汉平原，神秘的大别山和瑰丽的三峡，使得这批作家创作秉性中，既有水的灵动，也有平原的坦荡，更有大山的雄浑。他们的题材个性，开阔、坦荡、敏锐、向上等，不仅形成个人风格，也形成兼容，对小说来说这是可贵的，是得天独断厚的地理因素造就的。
如方方稳健从容地对知识分子群体心灵的探索，包括她对小市民情绪的洞幽入微的剖析，使得其作品带有非常醇厚的文化意蕴；池莉在市民小说中透视出来的爱心，一如万千湖泊，平静细腻、自然温馨，充满人文关爱；刘醒龙早期的“大别山之谜”系列中篇，包括长篇《圣天门口》，既有大山的神秘与厚重，也有平原似的辽阔；邓一光对军旅生活的独到开掘，题旨显豁，他大刀阔斧的文风，既是作品题材的品格，也是其创作秉性流露；胡发云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带有思想飞跃认识的“新反思”系列中篇，充满思辩和哲理，调侃的文风，显得睿智老成。
池莉有一个短篇《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很能概括说明武汉地域化的小说生态特点，著名的三大火炉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养成了一个地域的群落个性，无论酷暑严寒，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生活情绪，文学创作的活水源头如此丰厚，必然带来小说创作的勃勃生机。武汉50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厚积薄发，用丰厚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一个事实，地域化是小说的灵魂所在，地域化是小说题材的生态之源。正因为如此，武汉作家的小说才愈发显得有价值。
＇1＇＇6＇＇9＇＇1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10、316页。
＇2＇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3＇冯川编：《荣格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4＇刘衍文、刘永翔：《文学艺术》，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5＇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等页
＇7＇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化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8＇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348页。
＇10＇吕幼安：《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责任编辑 胡 翔
桃花冲里有联通
熊召政
数年前，我约几位朋友到大别山中的桃花冲小住。一则避暑，二则享受山光水色，于阴阴夏木中，就着村酿山茗，作竞夕之清谈。
朋友中有教授，有商人，皆身居闹市，奔走红尘。虽事业有成，却身心俱疲。言语之间，无不欣赏剡溪访友的雅兴与率真。听说有此等山中之游，无不欣然应诺，驱车前往。
及至来到山中，果然水木清华，花鸟如梦。友人于樵风中放歌，于清溪中濯足，品南山峰顶的云，饮粗瓷碗中的酒，乐莫大焉。薄暮时分，忽有人惊奇，说道：“咦，进山半日，怎么没有电话？”众人这才察觉，一起掏出手机来看，原来没有信号。顿时有人沮丧，咕哝道：“通讯断了，公司若有急事，找不到我怎么办？”经他这一提醒，在场的三位商界老板，顿时把刚刚得到的闲适废纸一样扔掉了，重新把烦躁揣进了怀中。教授朋友受了感染，佯笑着说：“我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公务，只是手机不通，和家里人联系不上，倒叫他们着急呢？”我说：“你们不是要得浮生半日之闲吗？既来了，就把那俗事儿放下，享几天清福岂不更好。”一位老板头摇得货郎鼓似的，摆着手说：“这肯定不行，玩归玩，可不能误了正事儿。”当晚，三位老板于空矇的月色中驱车出山，回省城去了。
几位老板走后，我对留下的友人说：“袁中郎说过，通邑大都行人如蚁，尽是争名逐利之人。看看咱们这些哥们儿，也雅不到哪里去。”
讥过了，扪心一想，又自后悔。我辈虽然追慕古人，当那种惯看秋月春风，惯听暮鼓晨钟的山人或散仙，但毕竟我们不可能穿越时空，回到青山隐隐绿水迢迢的唐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任侠，却不可能秦汉；可以风骨，却无法魏晋。弹《广陵散》的嵇康，既非老板，又非教授，不担心一曲未终，有什么电话打来催他当机立断；至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饮中八仙，且醉且吟在长安城外的灞桥烟雨中，何其地逍遥啊！皇帝爷纵然有紧急事体召见他们，也不可能用手机，只能派出一匹快马奔出皇宫。
今人与古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交通与电信。陆游自剑门入蜀，是“细雨骑驴过剑门”，前年我去那儿，却是从高速路上驱车而至。到了关口雄阁，看到阁门两旁悬挂着流沙河先生的对联，书法与联语俱佳，当即就掏出手机，拨通流先生的电话，向他表达了我的称赞。若没有手机，这种情接千里的浪漫，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古人寄情山水，心无旁骛，那是农耕文化中士大夫精神生活的特点。到了今天，只要有一部手机相伴，工作与旅游两不误，岂不更好？应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