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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后期，台湾文坛突然又蹦出新的一批才气纵横的年轻作家来：林怀民、奚淞、施家姊妹施叔青、施淑端（李昂）都是《现文》后期的生力军。林怀民还未出国，可是已经出版两本小说集了，转型期中台北的脉动他把握得很准确，《蝉》里的“野人”谈的大概就是当今台北东区那些“新人类”的先驱吧。而林怀民一身的弹性，一身羁绊不住的活力，难怪他后来跳到舞台上去，创造出轰轰烈烈的云门舞集来。奚淞也才刚退伍，他说身上还沾有排长气。六九年的一个夏夜，奚淞打电话给我，“白先勇，我要找你聊天。”他说。于是我们便到嘉兴大楼顶上的“蓝天”去喝酒去。“蓝天”是当时台北的高级餐厅，望下去，夜台北居然也有点朦胧美了。那是我跟奚淞第二次见面，可是在一杯又一杯Manhattan的灌溉下，那一夜两人却好像讲尽了一生一世的话。那晚奚淞醉得回不了家，于是我便把他带回自己敦化南路的家里，酒后不知哪里来的神力，居然把他从一楼扛上了三楼去。六十年代末，那是一段多么狂放而又令人怀念的日子啊。
台湾的鹿港地秀人杰，出了施家姊妹，其实大姊施淑女从前也写小说，白桦木就是她，在《现文》二十四、二十五期上发表了《头像》和《告别啊，临流》，写得极好，如果她继续写下去，不一定输给两个妹妹。施叔青开始写作也是用笔名施梓，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生，《壁虎》和《凌迟的抑束》写得实在凌厉，后来我在台北明星咖啡馆和施叔青见面，却大感意外，施叔青的小说比她的人要慓悍得多。我送给了施叔青一个外号“一丈青”，施叔青那管笔的确如扈三娘手里一枝枪，舞起来虎虎有力。当时台北流传文坛出了一位神童，十六岁就会写男男女女的大胆小说《花季》了。我顶记得第一次看到李昂，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剪着一个学生头，脸上还有几块青伤，因为骑车刚摔了跤。再也料不到，李昂日后会《杀夫》。李昂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末代弟子”了，她在《现文》上发表她那一系列极具风格的鹿城故事时，《现代文学》前半期已接近尾声。也是因为这本杂志，我跟施家姊妹结下了缘。每次经过香港，都会去找施叔青出来喝酒叙旧，她在撰写《香港传奇》，预备在九七来临前，替香港留下一个繁荣将尽的纪录。有一次李昂与林怀民到圣芭芭拉来，在我家留了一宿，李昂向我借书看，我把陈定山写的《春申旧闻》推荐给她，定公这本书是部杰作，他把旧上海给写活了。里面有一则《詹周氏杀夫》的故事，詹周氏把当屠夫的丈夫大切八块，这是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这就是李昂《杀夫》的由来，她把谋杀案搬到鹿港去了。小说家的想像力，真是深不可测。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我当评审，看到这部小说，其中那股震撼人心的原始力量，不是一般作家所有，我毫不考虑就把首奖投了给《杀夫》，揭晓时，作者竟是李昂。
《现代文学》创刊，离现在已有三十二年，距八四年正式停刊也有八年光景了，这本杂志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历史文献。酝酿三年，《现文》一至五十一期重刊终于问世，一共十九册，另附两册，一册是资料，还有一册是《现文因缘》，收集了《现文》作家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看了令人感动，因为都写得真情毕露，他们叙述了各人与这本杂志结缘的始末，但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对那段消逝已久的青春岁月，都怀着依依不舍的眷念。陈映真的那篇就叫《我辈的青春》，他还牢记着一九六一年，那个夏天，他到我松江路一三三号那栋木造屋两人初次相会的情景——三十年前，我们曾经竟是那样的年轻过。所有的悲剧文学，我看以歌德的《浮士德》最悲怆，只有日耳曼民族才写得出如此摧人心肝的深刻作品。暮年已至的哲学家浮士德，为了捕捉回青春，宁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浮士德的悲怆，我们都能了解的，而魔鬼的诱惑，实在大得难以拒抗哩！正如柯庆明的那一篇文章题目：短暂的青春！永远的文学？回头看，也幸亏我们当年把青春岁月里的美丽与哀愁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变了篇篇诗歌与小说。文学，恐怕也只有永远的文学，能让我们有机会在此须臾浮生中，插下一块不朽的标帜吧。
第四辑
第26节 惊变
——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
（转调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长生殿·弹词
这次重回上海，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了上海昆剧团演出的全本《长生殿》。远在八一年，我从报上便看到一则消息：“昆曲传习所”传字辈的老先生们聚集苏州，纪念“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一群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并且粉墨登场，在忠王府盛大演出。十年文革，中国的“戏祖宗”差点灭了种。这些传字辈的昆曲耆宿不辞劳苦重上红氍毹，就是为着振兴昆曲，拯救昆曲于不坠。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便许了愿，有朝一日，重返大陆，一定要好好去看几出我梦寐以思的水磨调。这次趁着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终算如愿以偿。那晚我是跟了复旦教授陆士清、林之果夫妇一起去的，林之果曾任“上昆”中文老师，“上昆”成员多半是她的学生，从她那里，我也了解到“上昆”的一些历史。过去，《长生殿》折子戏经常在大陆演出，但演全本，则是头一遭，真是千载难逢。
上海的昆曲是有其传统的，一九二一年“昆曲传习所”成立，经常假徐园戏台演出，徐园乃当年上海名园，与苏州留园可以媲美。传习所子弟皆以传字为其行辈，一时人才济济，其中又以顾传朱传茗尤为生旦双绝。后来徐园倾废，传习所一度改为“仙霓社”，然已无复当年盛况。顾传早弃歌衫，去了台湾。八二年我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放映《游园惊梦》舞台剧录影，座中有位老太太前来观赏，原来是顾传的夫人张元和女士，张氏一门精娴曲艺，她的两位妹妹张兆和（沈从文夫人）张充和皆为行家。抗战胜利伶界大王梅兰芳回国公演，假上海美琪大剧院一连四天昆曲，剧码贴的是《刺虎》、《思凡》、《断桥》，还有《游园惊梦》，上海昆曲界再度掀起高潮，据说黑市票价卖到了一两黄金。那次我也跟着家人去看了，看的是《游园惊梦》，由昆生泰斗俞振飞饰演柳梦梅。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昆曲，我才十岁，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跟着家人去看梅兰芳。可是《游园惊梦》中那一段“皂罗袍”的音乐，以及梅兰芳翩翩的舞姿，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恐怕就是我对昆曲美的初步认识吧。美琪大剧院在戈登路（现江宁路）上，从前是上海的首轮剧院，专演西片的，那次大概破例。我记得美琪的正门是一弯弧形的大玻璃门，镶着金光闪闪的铜栏杆，气派非凡。带位是一些金发的白俄女郎，剧院中禁烟，她们执法甚严，有人犯规，倏地一下手电筒便射了过去。这次我特地重访美琪，舞台上演的是杂技比赛，几个边疆民族团体演出异常精彩。美琪旧掉了，破掉了，据说文革时候一度改成“北京戏院”，最近上海人又改了回来，而且把英文名字也放回原处，霓虹灯闪着MajesticTheatre两个大字；大光明、国泰的英文名字也通通回了笼：GrandTheatre、CathayTheatre；而且还是英国拼法，上海人到底是有点洋派的。
“上海昆剧团”成立于一九七八年，前身是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主要成员是昆剧大班（一九五四入学），昆剧二班（一九六一入学）的毕业生，他们在表演上曾得俞振飞以及传字辈老师傅悉心传授，底子深厚，行当齐全，生旦净末丑，个个独当一面，是最整齐的一个昆剧团。我看到他们一张照片，是大班的，由五十多张小照拼成“昆曲”两个字，每张小照都是一个十一二岁孩子的头，那是他们的入学照，现在大班是剧团的中坚，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大班六一年毕业，正当冒出头走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昆曲禁演，成员风流云散，有的唱样板戏跑龙套去了，有的下放劳动。十年离乱，天旋地转，大部分的成员居然又重聚一堂，登上舞台，把他们的绝活，呈现在观众面前。大班入学时，第一出学的就是《长生殿》的开场戏《定情》，三十多年后，这一批饱历忧患的艺人终于把《长生殿》全本唱完，大唐盛衰从头演起，天宝遗事细细说来。团长华文漪饰杨贵妃，华文漪气度高华，技艺精湛，有“小梅兰芳”之誉。当家小生蔡正仁饰唐明皇，扮相儒雅俊秀，表演洒脱大方，完全是“俞派”风范。两人搭配，丝丝入扣，举手投足，无一处不是戏，把李三郎与杨玉环那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演得细腻到了十分。其他角色名丑刘异龙（高力士）、名老生计镇华（雷海青）都有精彩表演，而且布景音乐灯光设计在在别出心裁，无一不佳，把中国李唐王朝那种大气派的文化活生生的搬到了舞台上，三个钟头下来，我享受了一次真正的美感经验。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词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到达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经过文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而“上昆”成员的卓越表演又是证明昆曲这种精致文化薪传的可能。昆曲一直为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实在太粗糙了，须得昆曲这种精致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
那晚看了《长生殿》，意犹未尽，隔了两日，我又亲自到上海昆剧院去，向“上昆”几位专家请教，并且提了一些感想。那天下午参加座谈的除了几位主要演员之外，编剧唐葆华，导演沈斌，编曲顾兆琳等也出席。我们首先谈到编剧，《长生殿》演出本是根据洪的《长生殿传奇》改编的，洪撰《长生殿》历时十余载，三易其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时瑜亮，是清初传奇的一双瑰宝。但洪本人为了《长生殿》却惹出祸来，康熙二十八年演出此剧，适在佟皇后丧葬期间，犯了禁忌，洪连个监生也丢掉了，当时有人作诗：“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中国人演戏贾祸倒也不始自今日。明清的传奇，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冗长，洪的《长生殿》长达五十出，演完据说要三天三夜。这次的演出本缩成了八出：《定情》、《禊游》、《絮阁》、《密誓》、《惊变》、《埋玉》、《骂贼》、《雨梦》，共三小时，删去了历史背景的枝节而突出明皇贵妃的爱情悲剧，这是聪明的做法。洪的《长生殿》继承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的传统，对明皇贵妃的爱情持同情态度，基本上是“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的历史剧。演出本“儿女之情”照顾到了，“兴亡之感”似有不足。原因是第七出《骂贼》跳到第八出《雨梦》，中间似乎漏了一环，雷海青骂完安禄山，马上接到唐明皇游月宫，天宝之乱后的历史沧桑没有交代；而原来洪的《长生殿》中第三十八出《弹词》是折重头戏，由老伶工李龟年口中把天宝盛衰从头唱到尾，词意悲凉慷慨，激楚辛酸，是洪《长生殿》中的扛鼎之作，与孔尚任《桃花扇》中《余韵》的《哀江南》有异曲同工之妙：“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弹词》大概是得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的启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杜诗中天宝兴衰写得极沉痛的一首，虽然杜甫写来举重若轻，浑然无迹。杜诗中的“江南”是指潭州（今湖南长沙），而洪却把李龟年移到了金陵（南京），其中显然有重大寓意。洪出身没落世家，出世第二年（一六四五）明朝便灭亡了。洪一生事业不得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父亲差点被充军，亡国之恨，隐隐作痛。金陵是南明首都，太祖陵墓的所在。明孝陵向为明朝遗老视作故国象征，顾亭林每年都去朝拜一次。《弹词》中的亡国之恨，其实也就是洪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表现得异常深沉，分外感人。我建议把《弹词》一出插到《骂贼》及《雨梦》之间，或者干脆取代《骂贼》，这样既可加深“兴亡之感”，而“天宝盛衰”又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这，当然都只是我做为观众的一点看法，不过“上昆”的几位专家倒热烈讨论起来，大家谈得颇为投契，不觉日已西斜，而我论曲的兴致却有增无已，于是我提议，由我做个小东，大家到饭馆里去，继续煮酒论诗。
在上海，到馆子里去吃餐饭是件大事，有名饭馆早就让人家结婚喜宴包走了，有的一年前已经下定，普通的，晚去一步也挤不进去。“上昆”诸人带我到一家叫乔家栅的饭馆去，果然吃了闭门羹，他们提议道：“那么我们去‘越友餐厅’吧。”我一听，不禁怦然心跳，暗想道：“这下好了，请客请到自己家里去了！”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坏小说写不通就用巧合来搪塞，而真正的人生再巧的事，也可能发生的。我少年时，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一共住过三个家。刚到上海，我跟兄姊他们住在虹口多伦路，那时候堂哥表哥通通住在一起，十几二十个小孩子，好不热闹，吃饭要敲锣的。后来因为我生肺病，怕传染，便搬到沪西郊区虹桥路去，一个人住了两年；病愈后，考上了南洋模范小学，才又回到市区来，住在法租界毕勋路（现汾阳路）一五○号里，在那儿住了半年，最后离开上海。这次重回上海，我去寻找从前旧居，三个家都找到了，连号码都没有改。多伦路变成了海军医院的一部分，做为小儿科病房，因为是军事机构，不能随便参观，需要特别申请，才能入内。从前那些卧房里都是些小病人，满地滚爬，我隔着玻璃窗向他们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的举手挥摆，十分可爱。房子的外表红砖灰柱倒没有改变，只是两扇铁门却锈得快穿洞了。骑楼下面有一张乒乓球桌，我敢断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们打球的那一张，那是一张十分笨重扎实的旧式球桌，虽然破旧不堪，架势还在那里。那时我们人多，经常分两队比赛，轮番上阵，喊杀连天，我们有一个堂哥，年纪最大，球艺不精，每打必输，到今天我们还叫他“惨败”，“惨败”堂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在纽约。上海市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了旧了四十年，郊区变化却大，虹桥路拓宽了几倍，我经过虹桥旧居，只见一片荒草中竖着一栋残破的旧屋，怎么看怎么不像，后来还是问准了附近的居民才进去的。房子配给了高炮单位，住进去七家人。我从前的卧房住着一家四口，新主是山东人，非常和气，知道旧主来访，异常殷勤，他忙着冲咖啡，又拿糖果出来招待，我们合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根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高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巨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顶，那么坚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子，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熙路（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三○年代建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荫，颇具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岳阳路）交口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西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西金那首浪漫爱情长诗《尤金奥乃琴》（EugeneOnegin）我倒喜欢得很，不知道普西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五○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点特别，楼底是仓库、厨房，一进大门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楼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楼去，二楼是大客厅，大厅是椭圆形的，两极是两个厢房小厅，做饭厅用，客厅一面外接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水池，三楼才是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乘凉。我记得夏天晚上房中热气久久不去，我们都到凉台上喝酸梅汤，一直到露水下来，才回房去睡觉。毕勋路这栋房子也曾数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画院，客厅那些壁画，颜色犹新，大概经画院的艺术家修缮过。现在属于越剧院，有一面围墙打掉了，新建了一栋研教室，原来的房屋，二楼变成了“越友餐厅”，对外营业，三楼用做办公室。我得到越剧院的允许，去参观了三楼。原来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竟是我从前那间卧房，小时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剧皇后，我还在报上看过她扮演“祥林嫂”的剧照呢！那时她在上海红遍了半边天，她的办公桌搁在窗下，而从前我的书桌就放在那里，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会见一下那位越剧名演员。花园里的树木维护得很不错，那些香樟、松柏、冬青、玉兰苍翠如旧，一树桃花，开得分外鲜艳。水池干涸了，只剩下一层绿苔，从前水池边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红卫兵打得精光，毕勋路一五○号也曾历过劫的，据说连袁雪芬也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拉出去游街示众。最近我看了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写的那样恐怖吧。
“上昆”与越剧院有来往的，他们交涉一下，我们在“越友餐厅”的厢房里，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厅”的大司务是“梅龙镇”的退休厨师，“梅龙镇”是从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馆，现在还在，连门面都没有改。那晚的菜真还不错，价廉物美，一桌席才两百块人民币，较一些宾馆，好得太多，上海新兴的小厨子比起那些老师傅来，手艺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