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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岁月
杨秀玉从来不吃任何动物肝脏。她这个毛病是当年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落下的。当时他们在江西整整待了一年，她什么都做，跟外科一起切脾，那些脾脏一切开，全是血吸虫，从此杨秀玉就再也不沾猪肝、鹅肝、鸭肝，不管是什么肝，不管是多么高级的酒店，只要那个菜沾“肝”，她连碰都不碰。
那个时候，医生经常要出去巡回医疗，参加医疗队到贫苦山区送医送药，有的时候还要帮助当地老百姓盖房子。杨秀玉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那年，她的儿子才三岁多，她是真的舍不得。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去了一年。
许多过来人回忆当年的医疗队生活，都会不同程度地谈到“艰苦”，而江西血防队是公认的艰苦中的艰苦。
杨秀玉他们去的地方叫永红公社，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没有交通，报纸一个星期才能看到一次，因为血吸虫病流行，当地水被污染，老百姓说的方言他们根本听不懂，也没有什么食物，大家在那里只能吃到酱油米饭南瓜。有一天早上，一位同事激动地宣布“好消息好消息”，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那位同事说：“我们一屋子的南瓜终于吃完了！”
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面露喜色，以为这下总算熬出头，可以吃点别的了。但不到中午，又来了满满一卡车的南瓜。
在血防队的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两件事和杨秀玉有关。第一件事是“吃猪蹄”。当年医疗队下去之前，是有规定的，不但要治病救人，还要和农民同吃同住，不能搞特殊化。有一次，一个濒于死亡边缘的病人，经医疗队全力救治——全体医护人员守了三天三夜，最后病人苏醒了，脱离生命危险。整个医疗队高兴啊，大家都是年轻人，激动、兴奋、欢呼，感觉应该庆贺一下，于是就买了猪蹄，二毛四分钱一斤的猪蹄。这事儿放到今天就不算是个事，但是在当年，却遭到了队领导批评，理由是没有和农民同甘共苦。“猪蹄事件”让杨秀玉气得要命，在她看来，吃个猪蹄有什么要紧？何况还是自己花的钱呢。再说，如果不吃猪蹄，医疗队工作又那么辛苦，身体是革命工作的本钱，身体坏了怎么办？
另一件与杨秀玉有关的事情，是她的肺结核。由于条件太艰苦，她的肺结核复发，队领导这次倒没有要求杨秀玉“轻伤不下火线”，而是很体谅地允许她回北京休养，但被杨秀玉拒绝了。她说什么都一定要留下，怎么都不肯回来。现在问杨秀玉这件事，她说：“那时候特革命，说好是去一年，怎么能提前回来？再说我们去之前，是总理接见过的。”
杨秀玉到底还是留在了血防医疗队，但作为一个特例，她的生活被允许和农民稍微不一样：她可以买鸡蛋。因为她有了这个特权，所以她可以拿饭盒煎鸡蛋，和队友一起吃，而这不算搞特殊化，也不算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如今再跟杨秀玉说到当年的那些事，她会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再说，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协和医院产科大夫值夜班，晚上就在产科库房里睡觉，根本没有正儿八经的床，人就躺在库房的货架上。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36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杨秀玉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云南地震。地震发生时间是1970年1月5日凌晨。当天夜里，她正好在医院值夜班。那个时候医院和社会上许多单位一样，经常要“练兵”，即半夜前后动不动一声哨响，紧急集合，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打好背包，背包里有衣服被子，负重走上30里地，回来第二天接着上班。因为这种“紧急集合”如此之经常，所以年轻的医生们都自作聪
明，没有人真的打背包，背包是早就打好的，里面就是一点报纸什么的，专门用来应付“负重训练”。结果云南地震当天，真的“紧急集合”却被杨秀玉他们当做是“狼来了”，大家轻车熟路拎上做过手脚的背包就跑去集合了，而且妇产科还是第一个集合整齐的，和往常略有不同的是，这次领导挑了几个大夫，其中有杨秀玉，让他们背着背包上车。
漆黑的夜，一辆车带着杨秀玉他们疾驰，杨秀玉在车上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这次挺像真的。”
车一直开啊开啊，停下的时候已经在机场，所有人都傻了。那是杨秀玉第一次乘飞机。她被要求第一，保密。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去哪里了，干什么了。第二，写遗嘱。 然后，飞机起飞。 杨秀玉他们一行人去的地方是彝族自治区，飞机一落地，他们就参加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之中。从扒尸体到提着马灯做手术，什么都干，没有人讲条件，那个时代，大家都这样。
如今杨秀玉已经70岁了，当被问及那种生活对她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她会说：“我妈妈认为我一辈子过得值了，草棚地铺也睡过，五星酒店也住过，很丰富。” 杨秀玉和很多吃过苦的人不一样，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耿耿于怀，但杨秀玉却总是回想到那些苦日子中最浪漫最有趣的部分。她说他们这批协和大夫是第一批飞到云南抗震救灾的，由于耍小聪明，所以几乎没有人带衣服和被子。她自己的背包里只有一件外套，其余的都是烂纸团，连钱都没带。当然即使有钱也没有用，因为是灾区，灾区哪里还有东西卖？于是只好将就着，一件衣服穿了一个月。实在穿不下去了，就像少数民族妇女那样，跑到河里，女孩子们围一圈，把衣服洗了，人躲在河里，洗好的衣服平摊开来，铺在岸边的鹅卵石上晒太阳。如果要上厕所，就找四把伞一围……
杨秀玉还记得一位儿科教授，现在也是著名专家了，把棉毛裤脱下来洗了以后挑在竹竿上，跟着医疗队翻山越岭，竹竿一晃一晃，走到半道，一回头，大叫一声——棉毛裤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只剩一根空竹竿。返回去找是不可能的，地震的时候是一月份，天气还是挺冷的，但那也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一直穿一条单裤，真正是跟灾民“同风雨共命运”了。
问杨秀玉那样的生活苦不苦？她说当时也不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医生就应该这样，应该去帮助最穷苦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这叫白求恩精神。虽然在科学上，单凭热情，单凭觉悟，不见得能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没有一点点奉献精神，也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家”，更不要说对医学会有什么突出的贡献。
对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也许无法理解杨秀玉这段话的意义，但她是跟随宋鸿钊教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那种医疗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却取得了绒癌治疗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以至于到现在，在国际医学界只要提到绒癌，就不能不提到“宋氏分期”，至今为止，绒癌的化疗药物中还有一款的名称叫“更生霉素”，据说是由于这款药物诞生于我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年代。
谈到宋鸿钊先生，杨秀玉永远肃然起敬，语气之间充满钦佩。也许杨秀玉最初决定到妇产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绒癌组。1959年，妇产科成立了专门治疗绒癌的专科病房，这个病房由宋教授负责。杨秀玉凭直觉就知道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因为她还在妇产科轮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妇产科只要死人往往就是绒癌组。但是当她真正到了绒癌组，真正在宋教授的领导下从事绒癌研究的时候，她才知道那中间的难度有多大——其中一项就是医疗条件的落后以及研究环境的简陋。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所有药店甚至超市都有售卖的早早孕试纸，其怀孕自测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尿中的hCG。hCG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这种激素为胎盘的滋养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激素，其临床意义在于：妊娠（无论宫内孕、宫外孕抑或葡萄胎）以及滋养细胞肿瘤时。hCG会增高。换句话说，绒癌的研究离不开hCG值的测定。但在杨秀玉跟随宋鸿钊大夫攻克绒癌难题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仅靠一张试纸就能够方便地测试到hCG，因为当时国内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进行蟾蜍试验，把患者的尿打到青蛙体内，然后通过观察青蛙的反应间接测定hCG。现在可以对hCG值定量测定，但那个时候只可以进行半定量测定，而且春季青蛙还有假阳性，需要隔离一个星期才能做实验。他们就是在那样的实验室条件下，攻克了世界性难题。有的时候，连杨秀玉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亲身参与其中，也许她自己也无法相信，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他们竟然走到了世界医学的最前沿。
杨秀玉的电脑里珍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妇女是一名普通的机床工人，绒癌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脑转移，她躺在病床上，而化疗药物却挂在2米5的高度。这是宋教授的一名病人，在接受颈内动脉插管治疗。
今天医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什么叫做动脉泵，那是一种为了克服动脉压而将药物输到动脉中去的医疗设备，可是在宋鸿钊他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动脉泵，怎么办呢？杨秀玉是亲历了那个阶段的，当时他们的做法就是将滴器挂高，用三卷绷带连上，一直连到房顶上，这样才有足够的压力。换药的时候，护士要跟图书馆借梯子，爬到2米5的高度去换药，而由于是开放式滴器，一旦有空气进入，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必须24小时盯着。但就是这样，最后这个患者治好了，康复了，照样做车工，照样操作精密仪器。
也许，只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杨秀玉所谓的“精神”——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很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了，而奇迹也是这样发生的：原来凡是绒癌基本必死无疑，后来早期患者能够有11％在切除子宫后幸存下来了，到再后来，不仅可以保留原发器官（子宫），而且还能在治愈之后生儿育女。杨秀玉亲身置身于这一医学进步的过程之中，这之间的每一分成就的取得，不仅凝结着宋教授的毕生心血，而且也有着所有白衣战士的无私奉献一那个时候，绒癌组的护士由于长期接触化疗药物，白血球都偏低，但是她们谁都没有说过什么。大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团队，这样一种精神，才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攀登上医界高峰吧？
一个医生的成就感
有一天，一个穿金戴银的中年女子跑到协和医院找杨秀玉，一见到杨秀玉就热泪盈眶，她说她现在有钱了，要报答杨大夫。杨秀玉记性很好，凡是她治过的病人，她基本都能记住。她很快想起来了，这个病人是一个曾经给她惹过麻烦的病人——很多年前，她得了绒癌，丈夫陪她来北京治病，因为没有钱，丈夫去北京站倒火车票，结果被派出所抓到。派出所民警倒也很人性化，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找杨秀玉。
当时杨秀玉正在病房忙，听说有派出所来电话找她，吃了一惊。派出所在电话里问她有没有一个叫黄××的病人？她说有的。派出所说，她丈夫在我们这里，需要家属来领。最后，是护士长到派出所把人给领了回来。按说这样的交情，这丈夫不应该做对不起医院的事情了吧？哪里想到，他对杨秀玉说他回家取钱，让医院先给他老婆治着，杨秀玉答应了。后来，他们给病人治好了，结果不但没有拿来费用，而且病人还来了一出“金蝉脱壳”。当时正值过年，整个绒癌组的奖金都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牵连，院领导见了杨秀玉，对杨秀玉说：“你们的医疗水平是这个，”边说边竖起大拇指，接着这个大拇指一个掉转冲下，说，“可你们的经济头脑是这个。”
事过境迁，多年以后，这位当年“金蝉脱壳”的患者重返故地，一见杨秀玉就对杨秀玉说，要把当年欠的住院费治疗费药费都还上，杨秀玉差点被她气乐了，说：“你还，你怎么还？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开的哪？”
当然，杨秀玉没有告诉这位如今富贵的患者，她当年的不辞而别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而这位如今富贵了的患者，也根本不知道，救她一命的大夫，到目前为止，每天还是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
杨秀玉每周二早上八点钟查房，她必须六点一刻出家门，这是经过她“反复试验”最终找到的最佳出发时间。稍微晚一点，比如六点二十分，就有可能迟到，如果六点半，则绝对迟到。一些人对杨秀玉说，以您现在的名望，不必这样辛苦，到外面那些私立医院去，出一次门诊1500元，轻轻松松，一个月不要多，去四次，你还用得着挤公共汽车？还不是想打什么车就打什么车？您一个享受政府津贴的医学专家，上班要换两趟公共汽车，单程时间要花一个半小时，一去一回至少三个小时。图什么呢？
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杨秀玉的脾气。她似乎就爱干那些多费力少挣钱的活，比如，去支援西部，她去了，70岁的老太太，一马当先。到了当地，人家把他们这批国宝级的专家当做上宾，请他们吃饭，招待他们游览地方名胜，但他们这批“老古董”却对人家说：“我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就让我们多看好几个病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自来，我们要是图别的，也就没必要到这里来，来就是为了被你们利用，你们把我们利用好了，我们的成就感也就被满足了。”
他们说得确实是大实话，任何一个医生都明白，到西部医院去“送医送药”，是一件性价比极不合适的事情，尤其对于杨秀玉这样的大夫，她在协和出专家门诊，一个号就300块钱，但是跑到西部去，那就纯粹是奉献。这个账谁都算得过来，但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他们的思维习惯不是那样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奉献给最需要的人——他们认为那才是应该做的才是最有意义的，或者换句话说，假如他们不去、拒绝，他们内心深处会感到不安，似乎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
去年上半年，一位曾经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写了一本畅销书《医事》，这本书不止在医学界，乃至在整个社会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那本书中，年轻的医学博士写了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第二个故事是她一位朋友的经历。那位朋友因为无法忍受化疗的痛苦而擅自决定出院，但却被她的主治大夫断然喝住。人在痛苦的时候往往失去理智，她的这位朋友对那位主治大夫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不想治了，怎么就不行？”那位主治大夫站在她这位朋友的病床前，整整讲了一上午，最后那位主治大夫对她说：“我干这行已经三十年了，这中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我希望在你的身上看到成功而不是失败。你不要说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你根本不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但我是一个医生，我知道，失败就是死亡，就是失去所有治疗机会，你现在还有活的希望，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第一个故事中的女教授和后一个故事中的主治大夫都是杨秀玉——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许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大夫。但熟悉杨秀玉的人，都知道杨秀玉就是这么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她永远是这样，她似乎很少为自己的事着急，凡是让她着急的事，都是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却和病人治疗有关的事。
杨秀玉是那种必须接触以后，你才会感受到她的正直以及崇高的人。很多病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认为她厉害，态度不好，其实她那不是态度不好，而是替病人着急，比如病人不肯做化疗，她就会火冒三丈，对病人说：“态度好，假如态度好能治好病，我态度能比谁都好。”
性格即命运，也许她自己也知道，像她这样做医生不但很辛苦，而且有的时候还吃力不讨好。杨秀玉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被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赚了二十多万。那些医院对她态度倒是很好，给她左查右查，一会儿说她这，一会儿说她那，后来这名患者慕协和盛名，找到杨秀玉。杨秀玉一看，对她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她先看看内分泌。哪里想到患者不干了，破口大骂，好像挂了一个三百元的专家号，就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一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她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杨秀玉这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她的导师宋鸿钊教授。“文革”期间，宋教授被当做反动权威拉去批斗，站在高凳子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批斗会一结束，马上戴着口罩到病房。有一次，杨秀玉忍不住问宋教授，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教授笑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宋教授还是保持了一个学者的风范和尊严。
“我光顾着保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