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六
这里讲的，都是有关“京派”的话；这些话，连同“京派”这个名目，归根到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假如以沈从文接办《大公报·文艺》为上限，以抗战爆发，《文学杂志》休刊为下限，短短四年间，周作人的《夜读抄》（一九三四）、沈从文的《边城》（一九三四）、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九三六）、李健吾的《咀华集》（一九三六）、曹禺的《日出》（一九三六）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一九三六）等，洵为经典之作。
责任编辑 宁 肯
“年轻的蜂王”
张锐锋
一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些个性体现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民族擅长的某些东西，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就呈现出很大难度。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的方向上考察，文化的差异性无处不在。西方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就曾用英语的26个字母排序，列举出从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发明创造和从西方传入中国的26项发明创造。而且，他指出，一些事物的发明可能是命定的，比如中国的发明序列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螺旋。这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可能先天地具有某些发现、发明、创造方面的专利权。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也会发现同样的差异。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的界限，一眼可见。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针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史诗以及戏剧和小说出现较晚的事实，从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方面给予解释。在他看来，希腊悲剧兴起之时，正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时候。那时，希腊文明基本上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的戏剧能够在感召公众方面迅速发挥作用，具有很大的空间传播力量。在这样的人群密集中心，游荡于民间的行吟诗人也能够更好地传诵史诗，传扬几经演变的、文学化了的民族历史。这就是希腊文学早期戏剧与史诗发达的缘由。
但在中国，则地域辽阔，“临淄剧情不习熟于成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所以，中国文学的才思和用心不在戏剧和史诗方面，而更重于传之久远、依托时间的文学作品。何况中华民族很早就关注自身历史，历史与文学很早就分家，诗歌的功能就不必叠床架屋地表达其所不擅长的内容。这样，从文学个性上说，西方文学因其面对密集的人群倾诉，更倾向于对人的命运的充满悲悯情怀，“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与其他各个文明不同，“中国文化在大地面上发展成熟。在一个绝大的地面上，散布着稀落的农村，又分别环绕着一个一个的城圈，那即当时之所谓国与都与邑，又净是经济不很繁荣，人口不很稠密的。国与国都与都之间，一样是稀落的，散布的。”所以，中国文学最早可资借助的资源，只有以各地方言俗语形成的歌谣和传说。它们在雅化的过程中，添加了掌握文字的上层贵族和士君子们的政治理想，“即如十五国风与《楚辞》，显然都不是与政治绝缘的”。
也就是说，不能将这种民族差异仅仅理解为文化性格的差异，而是，不论从哪一个方向上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事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天缺陷。中国文学中，一开始就很少关注大自然奥秘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见物咏心，或者用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来作譬喻，以论证和暗示对现实生活、政治理想、道德情感和人生命运的种种领悟。尽管在公元四世纪，墨家弟子就发现了一些自然界存在的现象，比如说针孔成像和光影关系，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物理实验，以验证自己对自然界真理的某些猜测，但其源流并未得到很好的接续，更没有将其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似乎中国文学家们不屑于将对自然的观察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和材料，也或许他们觉得，自然从来只是被利用、被借助的资料，不是被观察、被认识的对象，当然，人也缺乏这种观察和认识能力。要么，许多自然现象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人事变化的镜像，源远流长的占卜术试图通过某种神秘的人与天的对话，窥破其中的秘密。要么，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姿态，已经成为我们对自然的一种置身物外、飘逸超然的姿态。
中国文学从来都是更多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神秘的命运，面对进取或隐退的个人心境和激情，面对国家、集体的现实前途和政治关怀。我们的文学很少从自然界种种神奇的迹象中寻找灵感，也不想付出巨大的耐心观察其中精美的秩序。这种轻物质重精神的传统，可能是我们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这一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近似的解——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当物质探索和精神探索相重合的时候，物质探索就具有了强大的动力支撑，当它脱离精神探索的基础之后，它就失去了依托。胡适曾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不论这一论点正确与否，但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基本上就是这样显现排列的。
西方文学与西方科学总是比肩而立，它们仿佛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科学家们总是愿意将自己的数学公式放置在一个诗意的想象中，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文学具有共同的美学顶点——没有美学价值的科学发明不论其如何正确，都不值得追求，因为它从枯燥的起点上。已经丧失了人性追求中最可贵的部分。文学家从来不忌讳科学的入侵，他们从未将文学视为一个只面对自己的独立家园。他们甚至渴望异端的叩门声，渴望建造一个具有物质世界参与的、具有彼此相融或者冲突的文学审美系统，这样，一个更加富有激情和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梦想，就可以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展开。
为此，一些西方作家做了大量的文学之外的工作，他们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对他物的观察活动。他们不认为那些存在于自己周围的事物与自己无关，他们甚至认为上帝对万物的创造和对人的创造同等重要，也同样设计精美、周全。或者，造物主的用意乃是以万物来编制自己的某种不朽计划，人类必须用种种方式来领悟和破译每一样事物的意义，文学创作也不能例外。既然我们对一个完美的计划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顺遂造物主的意愿。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变得可疑。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召唤，也没有被赋予盲目行动的特权，既然我们已经是一个世界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需要理解同一个系统中其他构件的秘密以及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联性。
二
在欧洲，梅特林克就是一位将自己和世界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个文学家试图了解自然、理解自然，同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和理解自身的决心和勇气。他所采用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完全不同，因为他站立的角度和姿态，乃是依托于另一条地平线，他所显现的才智，同样是建基于另一种传统。欧洲最著名的诗人里尔克曾经在1900年11月13日写下了一篇札记，这篇札记在31年之后才发表。前一天晚上，他观赏了梅特林克的剧作《庭塔吉勒之死》。他用诗人特有的抒情语言谈到自己的印象：“我们从梦幻那里得知，情感是宏大而宽敞的。”他接着说：“在梦中，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幕当中，同一种感情像天空一样展开，时而布满云朵，时而清澈透亮，笼罩在每个事件之上，即使它们在这氛围中可能还会茫然无措。”
诗人的赞誉并不能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东西，因为。一种感受是能以通过解析的方法清晰地传递其复杂信息的。我们实际上只有经由阅读的路径才能获得自己的感受。戏剧可能会营造特有的气氛和表演本身来感染观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才华和能力最终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透过文字的缝隙来窥探其思想及情感的光芒。从梅特林克的散文中，我们更易于看出梅特林克藏在内心里的面孔。他在《蜜蜂的生活》中，对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物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梅特林克在“蜂房的门口”停下了脚步，怀着某种虔诚和敬畏，向这些玻璃后面的小动物们小心谨慎地窥探。按照一位法国诗人的说法．这是一些“长着金黄头发的小蜜蜂”，它们拥有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嗡嗡响着、翅膀像火焰一样扇动的蜂房”，一旦被打开，就会露出上帝珍放于密匣中的智慧藏品。
梅特林克为我们举例说明，富裕而安宁的欧洲是一个具有观察和细心研究传统的宝地，许多作家、科学家对观察他物世界的兴致始终不减。从法国的达当、博内、贝特朗到英语国家的兰格斯特罗特、库克以及德语国家的杰尔措恩……他们写过一本又一本关于蜜蜂的研究手册。事实上，这些事情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甚至。哲学家阿里斯托马科斯曾经用整整58年的时间来观察蜜蜂，为此，他一直隐居在孤独的荒原上。梅特林克从他的前辈们那里找到了写作的灵感，依然将小小的动物作为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象，并用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正因如此，一些养蜂场的印象是这样深地铭刻在记忆中：“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件，在属于泽兰省管辖的弗兰德的一个普通村庄。弗兰德整洁而优美，泽兰这荷兰的反射镜集中了对于鲜艳色彩的喜爱，以它的旖旎风光令人赏心悦目：那些像漂亮凝重玩具一样的塔楼和尖顶房子，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马车，在走廊尽头闪亮的橱窗和挂钟，在海边和运河边排列成行，似乎在等待朴素的慈善仪式的小树，船尾画得花里胡哨的大小船只，像鲜花一样美丽的门窗，无可挑剔的水闸，色彩各异的微型吊桥，像闪闪发光的精美家具一样精雕细刻的小屋——用金银首饰打扮得像风铃一样的女人们从屋里出来，到白栅栏围着的草地上去挤牛奶，或是到修剪成椭圆形和菱形、到处开满鲜花的嫩草地上去晒衣物。”这些仅仅是记忆中的场景，好像一些优美诗歌中不可缺少的意象。这些场景的存在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更重要的事物登场。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主人公该来了。
主人公不在别处，就在这样的场景中款款飞翔。“空中通道在这儿交汇，从朝霞初露到薄暮时分，全村的各种香气急促而又响亮地在这些通道上飞来飞去。”大自然的种种关怀都集中在这里，工蜂们珍惜每一点甜蜜的闲暇，用成千上万的小翅膀上的火星强调“无比美妙的日子”。养蜂场和一个哲人相伴，或者说，一个哲人隐居在养蜂场。在这里，“生活比别的地方更狭窄。”哲人已经厌倦了询问世间的问题，因为得到的回答“比动物和植物还简单。”他宁肯守着蜂房，在散发着香气的呼吸中，在蜜蜂不断飞过的空间，度过一个个安宁的日子。在某种意义上，一切悬而未决的答案可能就在其中。于是，梅特林克开始娓娓讲述蜂房里发生的故事：“蜜蜂宏伟的生活场面会按自然顺序一一在我们面前展现：蜂群的形成和飞离，新村庄的建立，新一代蜂王的诞生、厮杀和结婚飞行，对雄蜂的屠杀以及冬眠的恢复”。
梅特林克津津有味地谈到蜜蜂的一个个趣闻，谈到这些在神话中飞行的动物逸事，告诉我们神秘的蜂房中发生的一切。“一个人若是不了解也不尊重蜜蜂的性情，又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它们转瞬之间就会变成燃烧着愤怒与英雄主义烈火的树丛。”可是，有时，人们适当地喷一些烟，“再加上充分的冷静和温和，这些全副武装的工蜂就会任你掳掠，从不会想到放出毒刺。”这是为什么呢？梅特林克开始解答这一个小小的谜：蜜蜂们认为，“这不是可以予以抗击的进攻和强敌，而是应当服从的自然力和灾难。它们之所以不做无谓的斗争，是因为心中充满使自己受到欺骗的预见。它们想得太远了。”这时，“为了拯救自己的未来，它们奔向藏蜜的地方，准备立即在合适的地方建立新城……”
可以这样说，梅特林克不是居高临下地站在高处看待发现的一切，他已经采用了最为平和、优雅的姿态，毫无人类的优越感，相反，他写这些可爱的蜜蜂生活，恰好是针对人的傲慢、偏见、自我中心主义，针对人类的一切自以为是的愚蠢。他是怀着对这些小小昆虫由衷的赞叹之情，怀着对它们生活的足够尊重，来尝试着借取大自然的智慧的。他发现，这些小小蜜蜂竟然比我们的生活更有秩序，也更准确、精确、理智、充满活力和富有激情。它们更无私、更具奉献精神、更有道德感。相形之下，人无论是从智慧还是从道德的方向上看，都微不足道，上帝给予我们如此多的恩赐，已经超出我们应该接受的限度。很多方面，我们不配如此。我们的智力是如此低下、有限，以至于必须俯下身来，从四周的小小昆虫租借灯盏，否则，我们的眼前将一片黑暗。
人，必须感到自己的卑微。梅特林克试图从一个个他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发掘我们所需的真理。他发现，在自己观察的安置在玻璃箱中的蜂房，“装着无与伦比的活动，无数睿智的法规，很多很多的天才、秘密、经验、盘算、学问、各种各样的艺术、预见、信念、明智的习惯、奇怪的情感和美德。”可是在一个外行的、粗心的观察者看来，那儿只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浅棕红色浆果。”实际上，蜜蜂们在不停地工作，从事着神秘的、艰巨的创造性活动。即使那些看似沉入梦乡的像一串串死尸一样的蜜蜂，也在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加工和分泌蜂蜡。”它们只有这样辛勤劳作，才能得到集体的信任。梅特林克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蜜蜂的生活离不开个体之间的密切交往。不论个体的蜜蜂飞到哪里，“如同游泳者要定时回到水面上换气一样，它也必须定时回去呼吸群体的气息，否则就有死亡的危险。若是离群独居，蜜蜂在几天之内就会孤独地死去。”
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集体给予个体的快乐是如此巨大，以致它必须像一个吸毒者依赖鸦片一样，从中找到梦幻般的幸福感受。这样，一群蜜蜂就可被看作是一只蜜蜂。“在蜂群中，个体微不足道，它仅仅是一种附有条件的存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物种的一个长有翅膀的器官。它的一生全都奉献给了它参与构成的那个由无数成员组成的、不断更新的生命。”正因如此，蜜蜂的国度成为社会观察者的最好样本，在产蜜的膜翅目昆虫中，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家蜂文明进化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梅特林克看来，这样一个苛刻的蜜蜂国度，个性被“国家”所吞噬，而这一“国家”亦“成为专制而又不朽的未来形象的牺牲品”。
三
单单谈论蜜蜂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生活闲暇中奢侈的猎奇行为，它显然不具备更为深广的价值、意义。梅特林克也不会以惊人的耐力，通过细心观察为我们提供一些用来消遣的闲话。他是想从神秘的蜂房中找到一面可以映射我们的镜子，重新确定我们的肖像轮廓。他说：
“人有能力不服从大自然的法则，至于他是否正确应用这一能力，则是他道德生活中最严肃也是最糊涂的问题之一。不过，在与我们不同的世界中去捕捉大自然的意志，并未因此而显得索然无味。”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己习见的生活中，已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修改、歪曲了大自然的意志，所以只有在这些膜翅目动物的每一个动作中，才能重新找到大自然赋予生物世界的原始意义。
因为，“大自然的意志在膜翅目昆虫的进化中显现得非常确定，而膜翅目昆虫是除了人之外地球上最富于智慧的生物。”梅特林克进一步推测，“大自然似乎追求物种改良，但它同时又表明，它不愿这样做，至少是在这样做时必须损害个体的个性自由、权利和幸福。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其每个成员的个人生活亦随之缩小。凡是出现进化的地方，它都是个人利益越来越完全地为总体利益牺牲的结果。”另一个例证是，“熊蜂的工蜂并不想放弃爱情。而我们的家养蜜蜂却终身处于贞节状态。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群体的幸福与安全，为了使蜂房在建筑、经济和政治方面更加完善，它会放弃所有的个人福利。”这意味着，大自然的意志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它至少在这里显现出其矛盾、摇摆和不确定的一面。也就是说，即使是全能的上帝，也在充满选择可能性的十字路口徘徊、犹豫不决。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窥透自然的秘密，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否则，我们就有僭越之嫌。无论是蜜蜂，还是我们自己，凡是我们不可了解的，不可理解的，不能了解和理解的，都属于命中注定。物种一代代相传，一代代几乎是重复生活，一代为下一代不断付出牺牲，它们究竟为了什么？梅特林克对这一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他说：“物种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爱，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人类也存在这种命定性，但较之蜜蜂，这种命定性的强度与规模要小一些，从不会作出如此巨大、如此普遍和如此意见一致的牺牲。我们服从的什么可预见的劫难可与蜜蜂的劫难相对应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犹如对那像我们观察蜜蜂一样观察我们的生物一无所知。”他的推测带着几乎是绝望的痛苦，就是说，也许我们所不知道的，上帝也不会知道。
梅特林克的苦恼来自形而上学的推理，尽管他似乎运用了自己所掌握的一部分知识和经验。他写蜜蜂、写蜜蜂的生活及其规律性，写蜂房里的种种故事，实际上仅仅是为了讲述我们自己。他所表达的乃是人生的迷茫。他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