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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
王安石言给田募役，有害十余。八年，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弗补。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从一多处并之。
初，手实法行，言者多论其长告讦，增烦扰。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绾言其法不便，罢之，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
九年，以荆湖两路敷役钱太重，较一岁入出，宽剩钱数多，诏权减二年。寻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羡数上之司农，余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闻州县希提举司风旨，广敷民钱，省役额，损雇直，而民间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多。募直轻而仓法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乞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留二分。」
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十年，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余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余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契勘见今约支几岁不至阙乏，霈发德音，特免数年；或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王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御史知杂蔡确言括反覆，贬括知宣州。
役钱立额，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纽为数，从便输纳。淮东路估定物产，如其实直，以均敷取。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输。元丰二年，提举司言坊郭户免输法太优，乃诏如乡户法裁定所敷钱数。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于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言：「议定淮、浙役书，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缗钱近二十九万，会定岁用，宽剩钱一百四万余缗，诸路役书多若此类。乞先自近京三两路修定，下之诸路。」从之。
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
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
「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
于是始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已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皆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言：「率户赋钱，有从来不预差役而概被敛取者，有一户而输数百以至千缗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户长须三等已上户。不知三等已上户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阳循雇名，阴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户部言：「诏凡耆户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户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户旧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户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轮差轮募之处，欲且如本法。」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点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色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
司马光复奏：
「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
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固有因而破产者，为此始作助役法。自后色色优假，禁止陪备，别募命官将校部押远纲，遂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法，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每州桩收，候有重难役使，即以支给。
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许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转运司季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竞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弗以人言轻坏良法。」
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右正言王觌奏：「光议初上，惇尝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实小人，不当置腹心地。」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
王觌又言：「近制改募为差，用旧法人数为则，而熙宁元年以后，募数屡经裁减，则旧数不可复用，请悉准见额定差。」先是，差法既复，知开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内尽用开封、祥符两县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以足旧额。右司谏苏辙言：「开封府亟用旧额尽差，如坛子之类，近例率用剩员，今悉改差民户，故为烦扰以摇成法，乞正其罪。」
司马光之始议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虽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赇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曰：「乡民因徭为吏，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若尽以重法绳之，将见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几为民害。」遂已之。
苏辙又言：
「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刬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京给者尔。向使止用官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中价，不许添刬，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若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于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出卖耶，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
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大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桩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
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
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
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
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择其要者先奏以行。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于法许用者支用外，并桩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闲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天下版籍不齐，或以税钱贯百，或以田地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虽皆别为五等，然有税赋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无等可加，遂至税缗、田顷、积财、受种十倍于此，亦不过同在一等。凭此差役，必不均平。虽无今日纳钱之劳，反有昔时偏颇陪费之害。莫若裁量新旧，著为条约：如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合于本等中差一役，税钱两倍于一役者并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虽税钱更多，不过三役，并听雇人。或本县户多役少，则上户之役不须并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远近而均其劳逸。假令甲充役后可闲五年，乙税钱两倍于甲，可闲三年，丙又倍于乙，可闲一年。以其田土顷亩之类为等并其余同等多少不侔者，并仿此。又成、梓两路差役，旧专以户税为差等，熙宁初，别定坊郭户营运钱以助免役。乃在税产之外，州县抑认成额，至今不减，至有停闲居业移避乡村，犹不得免。今方议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废，然须参究虚实，别行排定，以宽民力。」并送详定所。
苏辙又言：「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必无肯就招者，势须差拨，不知岁收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欲于何地用之？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则衙前并是乡户。虽号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占名，与差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则凡役皆当均及以次人户，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前矣。」
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役法下振恤）
役法
中书舍人苏轼在详定役法所，极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司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续闻有命：雇募不足，方许定差。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欲合一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或已受差却释役使去，或已辞雇却复拘之入役，或仍旧用钱招雇，或不用钱白招，纷纭不定，浸违本意。」遂条举始奏之文，尝许州县、监司陈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见利否，县许直上转运司，州许直奏，使下情无壅。详定所第当稽阅监司、州县所陈，详定可否；非其任职而务出奇论、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县土风利害概行天下。」从之。
未几，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并减五分，余户等下此者悉免输，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皂迓送飧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于此六色钱助用；而有余，封桩以备不时之须。」
臣僚上言：「朝廷虽立差法，而明许民户雇代，州县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须正身，恐公私未便。」诏：「不愿身自任役，许募尝为弓手而有劳效者，雇直虽多，毋逾元募之数。」御史中丞刘挚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盖乡人在役，则不独有家丁子弟之助，至于族姻乡党，莫不与为耳目，有捕辄获；又土著自重，无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盗寇充斥，盖浮惰不能任责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宁未变法前，身自执役，最号强劲，其材艺捕缉胜于他路。近日复差，不闻有不乐而愿出钱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户，皆习于骄脆，不肯任察捕之责。欲乞五路必差正身，余路即用新敕，厘为三色：旧有户等已尝受差者，曾有战斗劳效应留者，愿雇人代己者。立此三色，所冀新旧相兼，渐习御捕。」侍御史王岩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与挚同。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东南长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户，上户必差弓手，则是以上户就中户之役，实为优幸。上户产厚而役轻，下户产薄而无役，然则所当补恤，正在中户。今若增上户役年，使中户番休稍久，则补除相均矣。」又言：「近许当差弓手户役得差人为代，此法最便。议者谓'身任其役，则自爱而重犯法'，熙宁募法久行，何尝闻盗贼充斥？彼自爱之民，承符帖追逮则可，俾之与贼角死，岂其能哉？两浙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责正身，至有涕泣辞免者。此岂可恃以为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