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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世家-第1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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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彦博和吕公著执政的这四年当中,可谓是乏善可陈。元祐元年,王安石之前颁布的一系列新法相继全部都被废除了,可是,恶果也就此诞生。

    从元佑元年开始,大宋朝朝廷财政收入每一年都在递减,而且,其递减的幅度非常大。第一年,中央从各地收上来的各种赋税直接少了五分之一。

    这其中的原因

    了不单单是河东路大雪灾和元祐元年各路旱灾。雪灾和旱灾的确是能够导致粮食减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财政收入的缩减。

    不过,其中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王安石颁布的新法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站出来反对,其实,就是因为那些新法当中,有很多都触及了北方文人世家大族、佛道两教人士、武将世家以及大商人们的根本利益。

    比如市易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都大大的损害了这些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时候,为了获得更多的帮助,主导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居然用自己的‘新学’作为开科考试的根本。

    这一点就极大的损害了保守派一系的根本利益。

    新法被废除,那些各地的豪绅和世家大族的利益也自然获得了保障,可是,朝廷收上来的税收也就自然而然会大幅度减少。

    别的不说,元丰八年的那次大雪灾,就间接让文彦博的家族彻底成为了介休县最大的地主,没有之一。

    文彦博因为举荐郑侠到河东路就任,遭受的骂名再大,在猛烈,可却是一点也不妨碍,他的家族趁此机会在介休县周边大肆购买土地。

    不过,文家这次举动显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介休县,其他家族怕文家,当然不敢在这件事情上和文家做对。可是,除了介休县,周围的州府县那些豪绅和世家豪族可就不会卖文家的面子了。而且,那些在灾年不得不卖地的小农民和小地主在听说是文家收地的时候,宁肯低价卖给同乡的地主,也不肯卖给出高价的文家。

    韩琦家是称霸相州,而文家因为这件事以后,就只能在介休县坐井观天了。

    文彦博知道这一情况之后,当然不高兴,他专门把自己的一个门生派到太原府汾州,当了汾州知州。试图让这个学生利用他知州的身份替文家解困,可是,不管是保守派或是变法派想要在地方上有所作为的话,必须要依靠当地的豪绅,才能真正的有所作为。

    变法派那些有能力的官员的确是可以不在乎,像蔡卞和章惇。

    可是,保守派大臣执政之基就是这些地方上的豪绅们的支持,他这位学生刚上任的时候,这些豪绅还挺欢迎,可是,他刚用话一试探这些人,第二天就陡然发现自己彻底被架空了。

    即便太原府知府郑侠试图在后面帮衬文彦博的这个学生,重新掌握一州的权利。可是,他的这种行为却彻底的激怒了整个河东路地方上的豪绅、以及中间派系的那些官员。

    原本一直挺支持郑侠的判官和转运副使都变了脸,直接导致郑侠在之后的三年任期当中根本就无法作为。别人都不停他的了,他又能怎么办呢?

    文彦博不是没有给郑侠换过搭档。

    可是,谁说保守派大臣就没有派系之争了。

    蔡确和章惇还在的时候,保守派在司马光的带领下,的确是团结一心,因为宋神宗信重变法派的人,他们不得不抱团取暖。可是,元祐元年,蔡确和章惇相继被贬出京,司马光又早早去世。

    保守派也就渐渐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趋势。

    保守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系:

    朔党:司马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

    洛党:二程、朱光庭、贾易

    蜀党:苏轼、苏辙、吕陶、上官均

    这是后世人总结的三个派系。

    不过,因为蔡道的原因,苏轼和苏辙,一个早早的就被贬到了杭州就任,一个在宋神宗驾崩之后,生病延期入京,就让司马光产生了误会,再加上苏轼那个大嘴巴,导致苏辙就此被罢官免职。

    看到朝中文彦博和吕公著如此的霸道,苏辙也彻底的想通了,他养好病之后,立即入京,也张商英一起在汴梁城外,蔡道买下的那个大庄园,办起了学堂。

    顺便说一下,那个张天北也如愿成为了苏辙的入室弟子。

    一年之后,也就是元祐二年,为了躲避风头,苏辙毅然将这座学堂留给了张商英打理,他则带着张氏一家人和自己的一家人返回了故乡眉县,准备回故乡兴办蜀学。

    一方面,这是蔡道的建议,因为苏氏兄弟的名望要大大高于张商英,朝野之外的人都看出了如今朝廷的日子非常难过,吕公著又身体不好。保守派已经出现颓势了,他们一定会想法设法用各种方法去拉拢一些中间派大臣和他们共同承担朝政。

    各种方法里面,甚至还包含了丞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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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方法里面,甚至还包含了给予其丞相的位置。

    其实,也不必奇怪,这是因为,大宋朝朝廷当中可不止一个丞相。

    一般说起来,大宋朝的丞相一般有六位,这还不包括枢密使、枢密副使。

    文彦博和吕公著这样做,的确是会分出一部分的利益出去给中间派系的大臣。

    可是,局势如果仍然就这么继续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中间派的大臣也就必须要站出来分担一部分的责任。

    而中间派大臣当中,坐上这个位置的最适合的人选无疑就是苏辙。

    说起来,苏轼名望和政绩其实都是要高于苏辙的,特别是这一世,托了蔡道的福,他早早就从黄州升任泾源路安抚使,协助刘昌祚在防守反击中,打破西夏国进犯的大军。

    那一次的战役,大宋西军仅仅泾源路一路的兵马就杀敌过万,严格来说,就差了十几个人就能凑够两万人了。不过,刘昌祚为了不让自己太出众,主动将功绩掩盖了起来。

    这一次的功绩,就让苏轼的履历更加好看了。

    可是,他那张大嘴巴,实在是太惹人讨厌了,吕公著和文彦博早就已经领教过这张嘴巴所带来的危害,所以,哪怕是选张商英当上丞相,他们也不会把苏轼这个大|麻烦再次招入京师当中。

    可惜的是,苏辙和张商英都不是傻子。

    他们在京郊呆了一年多的时间,二人如今已经基本了解了蔡氏学堂的运作方式,以及蔡道教育小孩子们学习的方式,同时也看透了如今朝堂上的局势,

    他们心中也早就各有了自己的判断。

    苏辙十分明白,如今,保守派大臣得势,其形势是在沙滩上见城堡,完全是空中楼阁。这一切都建立在太皇太后高滔滔一个人的身上,是这位所谓的‘女中尧舜’一直在他们背后撑腰,可是,高滔滔年纪已经不小了,究竟能活到什么时候,谁也无法预料。

    而小皇帝赵煦却在渐渐长大,听宫中的传闻说,这个小皇帝自小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宋神宗,虽然他们身边教学的师傅全都是反对变法的人,可却一直都没有能改变赵煦对宋神宗的崇拜。所以,如此的形势下,高滔滔一旦离世,赵煦必定会立即掌权。

    那么,那个时候,保守派的前途可就堪忧啦!

    苏辙自己应该何去何从,也就不难选择了。

    何况,吕公著和文彦博就算真得给了自己丞相的位置,也不会真心的放权给自己。

    所以,一看形势不对,苏辙立刻就举家离开的汴梁城。回到家乡却支援教育事业去了。

    而张商英更是想得简单,既然司马公都不肯用自己,所以,他就极为仇视保守派一系的大臣。如今,就是文彦博和吕大防都下了台,他也不会去趟那里的烂泥潭去的。

    随着蔡道的乱入,苏轼和苏辙早早的离京,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蜀洛朔党争并未发生。

    吕公著在的时候,也还能够压制住这三派人之间的矛盾。

    可是吕公著一死,文家又开始在家乡‘胡作非为’。

    当政便开始了,先是洛党,程颐又开始大嘴巴了,他之前是以布衣的身份和司马光、吕公著结交的。因此而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当上了小皇帝赵煦的老师。

    司马光死后﹐朝臣们藉着朝贺大赦的机会﹐都去吊唁司马光。可偏偏,这个迂腐的程颐认为不可﹐说什么‘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哪能朝贺大赦才完,就立刻去吊祭呢﹗

    这个时候,苏轼这个大嘴巴没在,所以,蜀党和洛党便没有闹起来,可是朔党的人听了程颐的话之后,心中都大为不满。

    你程颐能够当上皇帝的老师,还是托了司马光的福,如今只是吊祭一番,你自己守你自己的‘礼’,可以不去,却不能在一旁瞎咧咧。

    ‘做人不能太程颐!’

    这句话在司马光死后,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迅速传遍了整个汴梁城,这之后,这句话又以很快的速度迅速传遍了全天下。

    这句话,后人一看就能看出,这风格是出自穿越者的口中。可这件事的的确确不是蔡道作的。这是他在听手下向他汇报朝廷动向的时候,无意之间说得一句评论。而这个手下自然是七色领的人,这句话很快就传到钻石领的耳中,于是,这才有了之后的事情。

    受此影响,程颐很快就丢掉了皇帝老师这个差事。

    不过,文彦博很快也因为家里的事情遭到御史们纷纷的弹劾,再加上,他当政的这几年,朝廷亏空严重,财政收入锐减,入不敷出,欠下内库当中的钱粮多不胜数。

    高滔滔如今也明白了,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文彦博和吕公著从自己内库当中借走的那些粮食,归还的日期根本就遥遥无期了。

    于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政坛老将文彦博就成了保守派党争,第一个倒下去的大官。

    至于程颐,其实,大家并没有把他放在眼中,就连小皇帝也对他心怀不满,因为,这个大学者在讲学的时候,总是不忘抨击王安石变法。

    指桑骂槐,他这么做,无形中也是在抨击宋神宗。指着儿子的鼻子,说其父亲的不是,甚至是辱骂,赵煦即便是小孩子,又如何能够忍受呢?

    文彦博这些年和吕公著一起执掌朝政,非但没有为国家积攒下财富,还耗尽了宋神宗靠着新法积攒下来的最后一点资本。

    还有一个更加倒霉的,他就是郑侠。

    这个家伙如今有了很多的外号在身。

    反骨仔、

    灾星、

    福清子

    等等,不胜枚举。

    不过,蔡道给他取得那个‘官中侠’的外号,却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昏官、无能、残害百姓,勾结官绅,私吞救灾粮,一件件、一桩桩,都让郑侠的名声彻底的臭了。

    元佑三年,郑侠在河东路转运使和太原府知府的任期已满,回到京城之后,吕公著已经退休,重病缠身,文彦博被家中的事情搅得是自顾不暇,一天到晚的都要想方设法为朝廷筹集足够应对天灾的粮食。

    因为,这几年的旱灾和雪灾几乎都光临了京畿地区。

    吕大防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何况,他本人就一直极为反感这个反骨仔,再加上郑侠在河东路做得那些没脑子的事情。所以,郑侠到汴梁城里述职之后,便被冷藏了起来。

    他也是吕公著卸任之后,第一个被下台的地方高官。

    元佑四年,京师再次旱灾,朝廷府库困窘,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得不宣布,今年罢春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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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佑四年,京师再次旱灾,朝廷府库困窘,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得不宣布,今年罢春宴。

    就此,文彦博黯然下台。

    吕大防和范纯仁就趁此机会将郑侠掉了江南西路。反正那里地处南方,又是王安石的老家,这个灾星还是去祸害他仇人的老家去吧。

    郑侠走后,京畿地区立刻开始下起了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天旱灾对粮食收成的影响。不过,这一年夏秋季节,老天爷霖雨不断,黄河流域河流的水势普遍大涨,也幸好吕大防和范纯仁这些人应对得体,这才没有让黄河发生更大的灾害。

    其实,保守派应该分为四个党派,以吕公著和吕大防这两个人为首的,他们并不完全属于朔党,就是文彦博也不完全属于朔党。继承司马光衣钵的人是刘挚。

    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更多代表的是自己的家族,而吕大防则更多代表的是关学,虽然他自己不是关学宗师张载的徒弟,可他的三个兄弟都是张载的弟子。

    保守派三党,洛党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与王安石多有异同。只要主张用理想中的王道来改变现实,而这个所谓的‘王道’典范就是华夏历史上远古尧舜禹的时代。

    从这一点来说,王安石对比洛党更务实一些,洛党诸如恢复井田之类的举措太过于想当然了。

    而洛党与王安石一系的人当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王安石更注重法,而洛党则更注重人。

    至于那些在后世被归于蜀党的大臣,其实都应该归于中间派更恰当。

    苏轼这个大嘴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不断上书,喷那些颁布的新法,不过,他和那些保守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苏大胡子说得在理,言之有物,可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有些过于太武断了,直接一刀切。特别是王安石,无怪乎别人都称呼他为拗相公,根本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一切发对变法的人都是自己的政敌。不过,当吕惠卿、邓馆和李定一手炮制的乌台诗案,想要籍此彻底整倒苏轼的时候,还是王安石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而替苏轼求情的人,除了愿意以身替兄长定罪的苏辙以外,大多数却都是变法派的大臣,比如苏轼原本的好友章惇。

    而苏辙这个人更为复杂,他原本也同苏轼一样,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还向王安石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比如,‘青苗法’,苏辙就用唐朝著名的经济专家、丞相刘晏,就从来不把钱借贷给百姓,他只要是利用古法常平法调控国家的粮食价格,来达到让农民增收减负的目的。

    其实,苏辙的这个主张完全是正确的。

    常平法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法家真正的创始人魏国李悝,史记中记载的尽地力之教就有这样的记述。

    谷贱伤农,如果王安石将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话,那么根本就无需颁发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粮食的价格,王安石变法既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又可以避免树敌太多。

    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将世家大多数既是超级大地主,又是大粮商。他们自然比较依赖粮食交易的收入,可是,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严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话,这些势力在粮食交易中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来弥补。而王安石最后还是一意孤行地,强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拢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完全得罪了。

    在遇上宋神宗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皇帝,新法的败亡自然已经注定。

    最后,还是因为‘青苗法’,苏辙最终还是被王安石贬出了汴梁城。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这个原因,才让苏辙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历史上,苏辙在元丰八年八月奉诏回京,就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对于司马光反对而要废除新法的态度,也进言劝谏了一番,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是一类人,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废除新法这件事,不单单是苏氏兄弟劝过他,就连范纯仁都劝过他。

    不过,后来,苏辙做下了一件错事。司马光主张将宋神宗时期夺取的几个边境上的磐堡归还给西夏国,用来换取和平。可是,当时,发对的人很多,而司马光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差,所以,暂时搁置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元佑二年的时候,西夏国派人来恭贺赵煦继位的同时,突然索取这几个磐堡,而苏辙居然也建议答应西夏所请,这个时候,文彦博和吕公著也自然是顺水推舟,答应了西夏国的这个请求。于是,卖过求荣的帽子就戴在了苏辙的头上。

    要知道,苏辙那个时候,既不是丞相,也不是枢密使,他仅仅只是个中书舍人而已。他在朝堂上,也就能够提提意见而已,如果,太皇太后高滔滔、文彦博和吕公著都不答应的话,他这个小小的中书舍人的话,又如何能够作数呢?可是,后人在替司马光辩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黑锅扔到苏辙的头上,他也的确是主动背的这个黑锅。

    好在,因为蔡道乱入的原因,元丰八年苏辙因为生病,耽误了进京的日期,让文彦博和吕公著对他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而招他进京的司马光又病重不能理事。他因此被罢免了官职。

    无形中算是躲过了那个黝黑的黑锅。

    而这个世空当中,因为兰州城过早的失陷,缺少了苏辙这个傻子,司马光过早的过世,三个因素的影响,导致西夏国求取边境的这个无理要求,就再也没有人愿意起这个头,答应这件事。

    其实,元祐元年之后,西夏国内部也同样遭遇了权利的更迭,根本无力对外发动战争。憋屈的李秉常终于忧愤而死,他的儿子,年仅三岁的李乾顺继位,西夏国的大权再次落入了梁氏的手中。这位梁太后是前太后的亲侄女。

    蜀党中除了苏氏兄弟,还有吕陶,这个世空当中,还应该加上张商英,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员上官均其实是八闽邵州邵武人。

    所以,这个后世所谓的蜀党,更应该被成为中间派更正确。

    如今还应该加上孙觉、曾巩、曾肇、蔡玄、宗泽和张叔夜,以及苏门四学士。

    秦观最终还是如愿的在元丰八年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进士。

    这次的科举考试,秦观能够中选,过程可谓相当的惊险。

    秦观之所以能够考中进士,还是依照蔡道的建议。

    蔡道让七色领的人给了秦观一封信,信中大致是劝谏秦观,要想施展个人的抱负,就先要考中进士,当上官员。而如今保守派和变法派在朝堂上争斗不断,这一次的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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