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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晓得少数服从多数，但要把意见讲在当面！”吴焕先正要转身离去时，不禁又说：
“要刘百成（伯承）的事，你也要坚决写上、写上！”
太平寨。地处羚羊山以南的高山村寨，夏日的夜晚显得十分的孤寂。一轮明月升起来，撩拨着吴焕先不安的心灵。省委书记的工作没有做成，他觉得对不起战士们。如果真有个刘百成（伯承）就好了。那一轮又圆又亮的满月儿，紧紧地勾住了他的思索，怎么也睡不着了。
“姚小川。快起来起来……”
两个人一块儿从周家祠堂走了出来。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径直向西走去。
姚小川这才明白过来，问：“军长，回家去么？”
吴焕先嗯了一声，只顾朝前走去。可他马上又说：“先到油扎湾，看看我的那位嫂娘。愿是许下好久了，可一次面也没有见过，今晚得找她当面说说……”
他还记得妇女委员方志汉的儿子吴世德牺牲的事。她没有儿女了。先是送大女儿参军，牺牲了；又送儿子到部队，也牺牲了！他曾当着方志汉的面，说要给这位红军战士的母亲，敬上一炷高香，认她作“嫂娘”！两个多月过去了，去看看她也好啊！他也想回家去看看母亲，太想妈妈了，人是不是到最困苦的时候就想娘，这是人的本性吧。妻子的死就没有见上一面，痛苦煎熬使他难以忍受。假如母亲再有个三长两短……从太平寨到四角曹门也不过十几里路程，两个人在月光下行走如飞，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又是多么难得啊！
吴焕先和姚小川下得山来，从程家湾路过时，使他惊呆了，反动民团头子易本应在这里烧杀抢夺，“移民并村”，箭场河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更使他痛苦万分的是油扎湾的方志汉不在了。
群众告诉他，就在昨天早晨，易本应带了两千多民团武装把几个村子的群众赶到了箭场河，强迫移民并村，群众不走，敌人当场就抓了几个青年男子，加以“通共通匪”的罪名，杀一儆百，共产党员方志汉挺身而出。易本应气急败坏地吼叫：“共产婆子！她是共匪！杀了她……”方志汉被敌人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钉竹签、烙铁烧身……她宁死不屈，被敌人砍杀在箭场河边。
吴焕先两腿抬不动了。油扎湾不用去了，还去竹林巷吗？母亲生死未卜，假如她……“去吧，军长，就四五里山路，抬脚就到，怎么也得看一眼大娘啊！”姚小川心急火燎地说。
两个人走进四角曹门。谁知一到家门口，迎面就是两副交叉贴在一起的封条，连房门也给查封了。明亮的月光下，只见一条写着“共匪首恶吴焕先住宅”，另一条写着“民国廿二年七月查封”，还盖有河南省经扶县大印。姚小川气不过，伸手去揭，吴焕先拦住了。
“让它留着好了……”他不无痛心地摇了摇头。
他们无奈地涉过倒水河，朝竹林巷那个杂货店铺走去。姚小川一眼看到红军路过的小茶棚，吴焕先加快了脚步，没想到早有老人迎上来，说：“是安儿吗？安儿……你回来了！”
吴妈妈在这黑夜中已经听出了儿子的脚步声。喊出了儿子的小名。她就是这样一天天一夜夜地在茶棚里等着。
“娘，我回来见你一面……”吴焕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他善良慈祥的老母亲磕了个头！
母亲忙又把他扶了起来，用袖头揩了揩眼角，苦笑着说：“你娘活得挺自在，没碰到灾啊难的，磕的么头咯？”母亲告诉他说，他的二嫂和小荣荣，都给敌人押到了新集，转送到周河一带的白石庵去了，剩下她一个孤独老婆子，有家不能栖身，最后才不得不搬到这里居住。民团头于易本应不晓得这个住处，她也可以安身。对于曹干先的死，母亲也听说过了。当时，老经理吴维儒派了个红军战士，化装成“打短工”的老百姓，帮她收割了两亩地的麦子，把粮食打好收藏起来。那个打短工的红军战士，说他为她的儿媳妇挖过墓，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实实在在地讲给她听了。临走时，还叫吴妈妈保守好秘密，别让敌人晓得就是。
吴焕先对于老经理的精心安排，确实也感到过意不去，感激不尽。作为儿子来说，别说收割两亩地的麦子，就是为母亲挑上一担水、砍上一捆柴，他也没法子做到。见面时除了几句安慰话，还是几句安慰话：“娘，六姑这两年又当儿子又做媳妇，有她在家照料，我也放心。现在她不在了，嫂子和荣荣也走了……娘啊，家里就剩下你一个，你要自家保重才是。往后的日子长着呢，也苦着哪，我也不能留在身边孝敬你……”
“儿呀，你就放心领你的兵，打你的仗！从今往后，娘也不去跑反，也不讨饭！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母亲告诉儿子，说她炒了二斗新麦豆儿，用石臼捣了几布袋炒面，就放在夹道里面，躲上三两个月的，也饿不死！她怕儿子不放心，随手揭起半边炕席，挪开墙角的一块石板。对儿子说：
“不信，你就爬进去看看。”
吴焕先随着母亲的心意，爬进了夹道。这是父亲在世时防备土匪留下的夹道。里面虽然黑古隆冬，兵荒马乱作为藏身之处也倒万无一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吴焕先不免心酸。
儿子要告别妈妈了。母亲虽然恋恋不舍，但她还是宽宏大量。忽然从怀中掏出了两块银元。这是儿子让她完成的任务，她没有完成。方志汉不要这两块银元的抚恤费，两个孩子都献给了党，她是党里的人，不要党的钱。她说：如今志汉不在了，这钱还是还给队伍上，日后用得着……
吴焕先说：“娘，这钱你且存起来，日后见她丈夫吴先琳时，送给他吧！”
“你先琳哥么，他如今也参加了游击队，身上还背着个细份子……”母亲说：“能不能送到他手，也就很难说！”
母亲为儿子办事真是一片真心。
吴焕先连夜返回太平寨。第二天一早辞别省委书记，并且汇报了箭场河一带还乡团残害群众的暴行。沈泽民听着落了泪，说：“我们真是愧对了大别山的母亲！”
红军战士筹不到粮食。“与民争粮”的现象日益严重，指战员们又不得不饿着肚子，乘夜返回中心苏区，辗转于光宇山、阳真山、紫云山等地。在此期间，地方苏维埃政府曾采取与群众订立契约的办法，将群众之部分稻田归红军收割，但数量少得可怜，难以满足红军所需。每天派部队远到以南的桃花镇，以至宋埠附近，去割稻谷打粮，亦不过日得一餐。因为打粮而造成的战斗伤亡、失散和掉队的减员人数，也越来越多。部队驻扎在山上，住无房，吃无粮，又遇到连日大雨，饥团交加，生病者占半数以上。“军长吴焕先、军政委戴季英之病未愈，而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副军长兼）又病，副师长兼团长黄绪南同志带彩未愈，营长病者多人；七十五师三个团的团长、团政委病者也占半数，各级干部病者亦多人。……战士每天打粮一次，沿途分队到天明集合时始能收队，每次病及失散每团多至一二十人，队伍锐利的缩小，实走向瓦解前途。如此情形，当然不能作战……”此时此刻，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境地！
8月22日，刘镇华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再次向红军发起围攻。红军在光山、潢川边大小斛山与敌十三师万耀煌部激战竟日，虽杀敌甚众，但无力击退敌人进攻，遂向太平寨实行转移。一路上，与敌英勇奋战，浴血苦斗，多次打退敌人的前堵后追，才转移到了太平寨地区。部队还未来得及喘息，敌人又跟追而至！无奈又被迫向东转移，再次来到福田河附近。8月26日夜晚，经由福田河以南的松子岭、张家店之间，越过潢麻公路，“不得已遂向亲区行动，割谷打粮，休养士卒及干部，而图再举”！
过了潢麻公路以后，边行军、边作战、边打粮吃的情景，也是够凄惶的了。因为途经之地，稻谷大都没有成熟，粮食仍很困难。直到皖西北边界时，经与皖西北道委接头联系之后，得知“南溪一带谷子大半成熟了，红军去不愁粮食……遂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苏区行动”。
坚持“不应当到皖西北去”的死硬方针，在被敌人逼得走投无路之时，最后还是遭到破产，不得不“到皖西北苏区行动”。
从两路口的“打粮”，到返回中心苏区的最后一战，经历了二十多天的辗转反复，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赶到皖西南溪的时候，整整错过一个月时间！
吴焕先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大势已去，晚了，晚了！”
至此，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
逼上老君山
真正大势已去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在驻地卡房忽然听到长空雁呜，老君山、天台山一带枪声大作。他对秘书科长刘华清说：“这不是游击队的枪声。”郑位三挎上盒子枪，扎上皮带，穿黑棉布套装，戴红军帽，完全是一个游击总司令的装束。他立即率总司令部直属队向枪声激烈的方向奔去。这位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小列宁”、刘少奇夸之为“鄂豫皖地区干部学习马列最好的一人”、年仅三十。人们已习惯称他为“位老”的人，从此跨上正规军的旅途。十七岁的刘华清曾跟随他南征北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
郑位三、刘华清那天晚上看到的情景使他们想到不管谁活着，都要向后人交待大别山有一支红二十五军。
这时候的红二十五军只剩下八百人，春天的时候是一万二千人，转移皖西时，鄂东北道委又给她补充了两个团。新编红七十三师，二一七、二一九团。
史载：“红二十五军初上皖西北，受到赤城、赤南军民的热烈欢迎。双河、南溪一带群众闻讯，奔走相告，送茶送饭，踊跃支前，使红二十五军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就连一贯反对上皖西的省委书记沈泽民也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这里群众对二十五军欢迎之情形，迥异于黄麻群众对二十五军之态度。”
1933年9月5日。红八十二师师长刘得利率部迎接红二十五军，两军又一次会合在一起。
“刘得利同志，我向你这个‘得利’师长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得了个大胜利。”
吴焕先紧紧拉着刘得利师长的双手赞不绝口。他一到南溪，就听说在十多天以前，这位向以打仗勇敢著称的年轻师长，指挥红八十二师和三个地方游击师，在史河岸边打了个漂亮仗，截获敌十二师两个营押运的七十多对毛排的军需给养，战斗中歼敌一个多营，缴获大米一百多万斤及大批物资。
“这样多的战场缴获，就是在鄂东北打上两个月粮食，无论如何也是弄不来的……我们一过来就有饭吃，省得派兵打粮啊！”吴焕先忘不了鄂东北打粮吃的困苦日子，同时也对红八十二师的战斗收获，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现在好了，好了！”刘得利连声应道，“我们早就盼着你们过来，吃上几顿饱饭，一块儿打上几个大胜仗！就像我们前次到了福田河，一块在黄土岗抗击敌五十四师一六二旅，把个“钢三团”、“铁四团”打得落花流水，敌旅长郭子权也四蹄蹬天啦……”
“得利同志，我们这次来到皖西北，真是有点跑反的性质，实在没有法子。就怕……好景不长！”吴焕先不无感慨地说。
刘得利莫名其妙地眨着两眼：“怎么的，马上又要返回去不成？”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错过了机会，耽误了时间，过来晚了，晚了！”吴焕先无可奈何地摇了下头。他接着又说：“这次来皖西北，也是走投无路，被敌人逼得没法子！……就当前形势来说，我们已经十分被动，难以招架敌人的进攻……”
“看你说的！”刘得利不以为然地笑笑，“现在过来正是好时候，根据地的稻谷熟了，不愁没有粮吃，军民都拍手叫好咧！”
刘得利讲的也很实在。这时的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虽然也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剿”之下，但仍然保留着一块方圆百余里的地盘：汤家汇、双河山、南溪等几座互为依托的中心集镇，依旧在我手中。根据地境内，群众情绪稳定，粮食也比较充足。沈泽民后来给中央的报告说：“以所见之大概情形，皖西北以敌人集中力量进攻鄂东北，故得处于比较顺利的环境，粮食及群众情绪皆较鄂东北为优……
果然不出所料。刘镇华发现红二十五军到了皖西北境内，遂将前线指挥部从新集东移沙窝集，指挥一个师又两个旅跟踪追到皖西地区；同时又以三个师的兵力，对潢麻公路严加封锁，切断了西归之路。9月11日，刘镇华以包括皖西北敌军在内的总共五个师又两个旅，从四面八方向皖西北中心区合围。
敌重兵压境，鄂豫皖省委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作战方针，以两支红军队伍会合赤城、赤南的游击武装，扼守险要，反击敌人进攻，并以红七十四师在南溪、桃花岭一线构筑工事，正面抵御敌人。9月13日，敌四十五师一三三旅在师长戴民权亲自率领下，首先进攻双河山，继而占领南溪。红七十四师坚守阵地。英勇抗击，将该路敌军击溃，杀伤敌三百余名。14日，敌七十五师二二四旅、二二五旅进至瓦屋基、泅道河、汤家汇一带，在飞机配合下，向红八十二师阵地进攻。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与红八十二师会合，在瓦屋基与敌激战一天，击溃敌二二四旅。这时，由于对敌情不明，红军按兵未动，与敌对峙。而敌则派一部由银沙畈绕到小门坎山，准备进占大门坎山阵地，由东向红军进攻。大小门坎山是汤家汇的屏障，一旦被占，敌便可在根据地中心长驱直入。红二十五军军部得到皖西北道委送来的情报后，遂星夜疾行，抢先一步占领了大门坎山阵地。但敌已占领附近大小山头，红二十五军三面受敌，形势极为不利。16日，敌四十五师乘红二十五军西移，占领了双河山。红二十五军获悉，随即东调，配合赤城二路游击师收复了双河山。19日，敌以第二二五旅一个团向西，二二四旅一个团向东，同时进攻汤家汇。红二十五军又将双河山交给二路游击师，急驰汤家汇，与红八十二师和赤南一路游击师会合，经激烈争夺，暂时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红二十五军往返数次奔走于双河山和汤家汇之间，虽经艰苦奋战击退了敌人，并给敌以一定的杀伤，但部队十分疲劳，陷入苦于应付的不利境地，未能有效地遏止敌人的进攻。正当红二十五军主力准备抗击敌七十五师更大规模地进攻时，敌六十四师一九Ｏ旅迂回到我军的侧后方。敌重兵围攻，我军几面受敌。23日，沈泽民、吴焕先不得不决定红二十五军撤出汤家汇。双河山阵地，向根据地外围转移。敌人相继占领了关王庙、汤家汇、双河山、桃树岭、南溪等地，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了。
沈泽民随军到达皖西北以后就累倒了。9月26日，他抱病躺在担架上，于大埠口附近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省委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红八十二师继续留在皖西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会后，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进行了整编，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兵员又损失过半，全军两个师只剩下三千余人。多么令人揪心的现实啊，红二十五军总是在成倍地减少，成建制地缩编……五个月之内，红二十五军从潘家河战斗胜利后的一万两千余人，到七里坪之围失败后的六千余人，而今又削减到三千余人……三分之二以上的指战员，都到哪里去了呢？有战斗的伤亡，有疾病的减员，也有错误肃反所造成的罪恶。那些在“肃反”中惨遭杀害的，大都是红军中的领导骨干，跟着他出生人死的共产党员。其中就有廖荣坤和姚家芳两员战将！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而又被“监督利用”的红军师长，这时也在大埠口结束了他的青春年华，洒下一摊鲜红的血！一个月前，部队在向太平寨转移途中，红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在大小斛山与敌突然遭遇，指战员虽经英勇奋战，但因长期病饿交加，身体虚弱，没有力量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姚家芳和团长李和生等人，都被省委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当时就逮捕了好几个，有的立即被处以死刑。姚家芳被押到皖西北以后，吴焕先几次向省委担保，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儿。当他闻讯赶到现场时，眼睁睁望着躺在血泊中的战友，无可奈何地叹了几声，抹了几把眼泪。姚家芳就这样“以血洒花”死于自己同志的枪刺之下！
因为姚家芳这个“第三党”，由此而引起的肃清“第三党”的风波又起，遂又在七十三师蔓延开来。该师的二二三团五连，在转战于皖西北途中，“打粮”时弄到一只鹅，被连部几个成员吃了，就将指导员秦作为抓了起来，加以“第三党”的爪牙分子，“吃喝委员会”的首领，当着全连队伍面前处以极刑。就在这个连队的队列里面，还有个十四五岁的“第三党”分子，被五花大绑地捆着，一路上边走边哭。吴焕先碰到时问他：
“小同志，你犯了什么过失？”
小战士哭着回答：“我本来是个三保险，现在变成了‘老三’！因为他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三党”了。
吴焕先为他松了绑说：“排行老三，不等于第三党。”小战士说：“同志们平时叫我小三，保卫局听到以后就变成了‘老三’，在那里‘老三’是‘第三党’的代号。”吴焕先拍拍小战士肩头说，以后让同志们喊你大名。
吴焕先以他军长身份解救过不少无辜者，却没有救得了红二十五军唯一的黄埔四期生姚家芳。姚家芳被加以“第三党反动首领”的罪名，处以惨不忍睹的极刑。
沈泽民没有停止过在苏区党和红军中“肃反”。原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独六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杀。
奇怪的是被错杀的人没有谁求饶，他们宁愿受酷刑，也要为红军结余一颗子弹。
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