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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任期两年，两年之后，换了新老总，我们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大家心照不宣地不将这件事情说给新老总听。其实，
我们心里面挺感谢旧老总在过去两年中对我们的数据操练，让我们懂得了“完美”的做假方法，知道了协同合作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这帮所谓部门的头头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公司就有危险了。那段时间，集团里正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有什么心得，于我，总是有点想冷笑，虽然我听教育讲座的时候也很认真。
我的朋友阿延总是要我们谢媒，我告诉他，让我们走在一起的，只是因为我的老总那可爱的虚荣心。
第22节：因为老总的虚荣
因为老总的虚荣
每年年底，我总是会为一件事情着忙，就是公司的每年成立庆典。很巧合的是，公司成立的日期与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于是在这十余年中，我总是和公司一起过着生日，公司是一年年地成长，而我是一年年地老去。到我二十七岁那年，公司成立八周年，老总说，八是个好数字，我们请新闻单位给我们来宣传一下吧，你去找个记者来。我的老总他有点虚荣，他快退休了，他想在他离开前留点口碑，所以，他的虚荣是可以理解的。
我并不认识什么记者，但我认识政府机关里搞宣传工作的人，于是我去找了个熟人阿延，请他找个记者来给我们写点东西。他很热心地帮我的忙，他和那个记者都在我所邀的贵宾名单里面。阿延向我邀功道：“记者不好请啊，后来，我把你给夸奖了一番，特别强调你还待字闺中，他就答应来了。”我听了笑笑，多好色的记者啊！
记者果然来了。一个白净且稍有点腼腆的男人，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的眼睛。晚宴上有抽奖，他抽中了一辆自行车，送给我。他回去之后写了个新闻发在一版，因为我曾得过一个不起眼的奖。可就是因为那个奖，新闻的主角居然是我，公司和老总反而成了我的陪衬。我把那天的报纸给藏了起来，但还是有很多客户和供应商看到了报道，打电话来贺我。我很心虚，看见老总也有点讷讷，老总居然还对我说：“他那个新闻切入点不错嘛！”这话听在我耳里，很不是滋味。过几天，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收了信没复他。从此不再联系。
半年后，老总又开始虚荣了。我们公司赞助一份杂志，成为杂志的理事，每年交理事费。杂志社组织理事会成员进行所谓调研活动，老总说他年纪大了，没精力参加这些活动，我便代替他去。那次是参观本市的一家国有企业玻璃厂，在巨大的生产设备上爬来爬去的，我的鞋子当场牺牲。在附近的步行街买鞋子的时候，手袋给抢了。那时我正供楼，是我最拮据的时期，而那天，手袋里还装着我去交房款的钱，以及手机和所有证件，这件事让我非常沮丧。当晚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发呆，觉得特别孤独无助，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我找了通讯录来，好在那时的手机存储量不够大，联系方式都是记在本子上的，我一页页地翻，翻到了记着那个记者手机号的那一页，心想，就找他说话吧，从周年庆典后到现在八九个月了，不知他找到女朋友没有呢？于是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好像在一个很吵闹的环境中。他对我说：“手机快没电了，我打过来，我一定会打过来。”
第二天我们见了面，一个月后，1999年台湾大地震那天，我在结婚证上按了手印，成了他的妻子。
我的朋友阿延总是要我们谢媒，我告诉他，让我们走在一起的，只是因为我的老总那可爱的虚荣心。
我们还会在一起，会天天见面，这辈子，怕是分不开了。我们在这十年共职时光中创造了一些故事，我想，这些小小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传奇。
第23节：传奇
传奇
海伦？杨是我的妹妹。在我进这个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已经在那儿做文员了。我那时在另一个地方上班，我们要见面的话，来回需花费36元，那时工资不高，一半花在路费上了。妹妹说，为了省钱，我们得在一起。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种选择，就是：为了省钱，我们可以少见面。但是，妹妹似乎没有想过第二种选择，她认为，我们应该在一起。
于是，我来到了妹妹所在的公司，成为一个秘书。集团内规定，亲戚不能入同一个职能部门，所以，我是属于行政的，她是属于业务的，我们的工作看起来井水不犯河水。1994年，她用的电脑是香港总公司搬上来的，用仓颉打字法才可以输入，妹妹凭着小时候看繁体字小说的功底，硬在一个星期内把仓颉输入法给学会了，并达到每分钟40字的速度，听说这个速度让我们的港籍同事们对她刮目相看。
我一直很自豪我有个漂亮能干的妹妹。有时候，有人对我说：“你没有你妹妹好看。”我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很开心。在我眼里，我妹妹确实是很漂亮的，但是，她似乎一直没有把她的漂亮派上用场。公司里土著女孩子们经常欺负外来的妹妹，把很多应该由她们完成的工作推给妹妹去做，我听说了，有点愤愤不平，但妹妹劝我道：“反正我有时间，加班就加班呗，等我什么都会了，有没有她们就无所谓了。”后来的几年间，公司每年在绩效考评之后都会裁掉一些人，但是，妹妹一直都不在裁员名单中，最后，她可以指挥别人干活了，大家开始称她为海伦？杨。
我和海伦？杨一直在一起。开始，我们住同一间宿舍，后来，妹妹说，我们得有个自己的家，于是，我们一起供了个房子，住了三年。三年后，我出嫁了，带着妹妹住到了夫家的新房里。半年后，我的妹妹嫁给了我先生的弟弟，她也有了自己的家，搬了出去，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而且应该永远是一家人了。
那么久，我和妹妹一直没有分开过，我们一起上班、下班，在午餐时间讨论一下彼此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个会议室开会，她代表她的部门发言，我记录她所说的话。我喜欢她的自信，喜欢每天上下班的途中坐在她的身边。有她在，我不会那么寂寞，她总是那么自信，可以消解我偶尔产生的悲观。人们经常夸奖我们姐妹感情好，我会幸福地说：“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我们做妈妈只隔了三个月。我先休三个月的产假，公司默许大着肚子的妹妹顶了我的工作，轮到她休产假的时候，我去上班了，公司又默许我顶了妹妹的工作。这似乎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但是没有人反对。于是，我的妹妹她开始指挥我为她干活，我很乐意。
我们还会在一起，会天天见面，这辈子，怕是分不开了。我们在这十年共职时光中创造了一些故事，我想，这些小小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传奇。
每天可以见到不同的人，每一天都有不可知的情节发生，度量并帮助着他们之间的算计，犹如打电子游戏，我以此为乐。
第24节：三合一
三合一
我每天上班，面对的都是部门经理、客户、供应商，几乎都是老总级的人物，最不济的也是衣冠楚楚的业务员，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古龙水的味道，我在他们中间，错觉生活里面就是一堆做生意的人，而生活就是做生意，互探消息，问，要茶或者咖啡？他们在饭桌上斗酒以示友情深重，肚子里面却在计算着盈亏；我审时度势，找话题打圆场，保持良好的饭桌气氛。这种生活并不让我厌恶，反之，每天可以见到不同的人，每一天都有不可知的情节发生，度量并帮助着他们之间的算计，犹如打电子游戏，我以此为乐。
后来，因为人事变动，我暂时兼管了人力资源部，才发现，因为做秘书这个职业太久，使我慢慢地忽略了生活的另一面，虽然生活的另一面与我如此之近。车间员工为了几元的加班费三番五次地上来讨说法；清洁工因为分工不均向我投诉；司机因为跑的长途远了一点，提出要增加些许补贴；有员工身体不适要求让他去检查是否是职业病，尽管全公司职工刚刚体检过……他们的态度认真得让我害怕，但是我必须面对他们，我试图以规章制度里的条文去答复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套入某个条文之中，满足或者拒绝他们的要求，或者以部门的名义出文向上面征求意见。在做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有点不爽，我必须站在公司利益的这一面，去面对员工，不管我看了多少遍《劳动法》，不管我用劳动法的条条框框去说服（应该说是威胁）我的老总守法，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我不能有同情心，我只能有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
就在那时，有关部门要求我们公司建立工会，公司要求我做工会主席，我告诉老总说，工会主席不能由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担任，这是规定。老总淡淡一笑，道：“法不责众，我认识的那些公司里，都是管人事的在做工会主席。要是随便让某个工人做了工会主席，闹事了怎么办？”我的港籍老总居然也很了解国情。于是，我们开了个全体大会，进行工会主席选举，我理所当然地做了工会主席，在会上，所有的员工都面无表情，似乎事不关己，没有人反对。
我却是像模像样地主持了工会的工作，建立了工会组织，要求公司按工资比例拨付工会费用，那是一笔不算少的钱，可以每个月组织员工搞些活动，或者去不远不近的地方旅游。工人们很兴奋，他们才感觉到了工会的好处。可是，四个月以后，会计部不再划拨工会费用到工会的账户上了，询及，收到答复说，上头看到了这笔费用，他们认为别的公司并没有月月划拨工会费用的，我们也可以不划拨。
此后一直没有进行过选举，我不知道我还是不是工会主席；我还是兼管着人力资源部，但只是挂个名而己，我不再过问具体的事情；我仍旧是个秘书，安排老总一天见几个客人，我问他们咖啡或茶。但是，我已经学会把生活的两面进行比较，这有助于我保持清醒的头脑。
那个不爱学习的老总让他的手下们给玩走了，因为他只会看文件上的白纸黑字，因为他只是个会签字的老总。
第25节：培训老总
培训老总
骆总上任的第一天，我把一叠书和资料放到他的台面上。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您应该把这些书都看完，您可以一边看一边去各个工序转一转，这样容易理解书本内容。骆总他有些尴尬，但我并不在意他的表情，我想，他应该会理解我的。虽然他是我的老总，可是他现在对什么都不懂，我不希望我的老总是个对业务一窍不通的笨蛋，只知道在支票上签字的时候抠门，然后闹个被整个集团传诵的笑话。
我没有告诉骆总，他的前几任都看过我给的这些资料，而且他们都比较虚心好学。上任美国人伦总，他的学习能力是一流的，不久之后他就可以和厂长争论买哪种设备比较好，而不用受谁摆布。做个老总，要是什么都不懂，那受人摆布的机会多了去了。我暗示了一下骆总，上任伦总在他在任的两年中，虚心好学，表现出色，一出去就有人为他投资上亿元建个新厂让他玩。
骆总倒是领会了我的暗示，上班的前几天总是在翻我给的资料，他翻了几天之后，很神秘地对我说：“除了培训这些业务知识外，你还应该培训我点什么呢？”我说：“我知道的啊，每一任老总上任的时候，总是问我：‘上一任他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有什么黑锅要让我背的？’”
骆总哈哈大笑，他说，他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我告诉他说，会计部是属集团直接管的，会计那边要是没有问题，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您也不要产生问题，所以，才让您看那些资料。骆总他拍了拍我的脑袋，让我感觉，他像个战友，而不是我的老总。
其实，我知道我们公司各部门的头头都希望老总什么都不懂，他们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老总就只落得个签字的分儿。在我的四任老总中，只有一任老总不看我给他的资料，他的宗旨是，有风使到尽，也就是说：我现在是老总了，要把老总的威风耍尽，但他耍了不足一年就走了。他不知道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他以为他的部下是让他来指挥，来颐指气使的。其实，所有的部下都只能用战斗的心态对待。那个不爱学习的老总让他的手下们给玩走了，因为他只会看文件上的白纸黑字，因为他只是个会签字的老总。
骆总他总是在各部门频频出现，还像模像样地查看各工序的数据。我不知道他到底看懂了没有。骆总他经常和各部门头头谈心，亲如兄弟姐妹，但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心里到底有没有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总之，骆总的任期很长，达到三年。
而她的先生，一如继往地在台上唱歌，唱的是男中音。在合唱团成立庆典的晚会上，她去参加了，笑容有点失落。
出纳阿芳
出纳阿芳是广东人。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虽然阿芳的普通话在广东人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但有时也不免露了广东人的马脚。有一次和她一起出去公干，她要下车，对司机说：“老金司机，你慢慢死，我要下车了。”我和老金司机一时听不明白，想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慢慢死”就是“慢慢驶”，但老金司机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开过她要下车的地方，于是我们让她下车慢慢走回头，作为她要老金司机“慢慢死”的惩罚。
虽然阿芳的普通话经常会闹一些笑话，但是她却是一个有十年历史的合唱团的成员，那个合唱团是民间的，小有名气，去过欧州、香港、澳门、台湾等地演出。因为阿芳的关系，我得以经常观看她们的排练和演出，知道他们唱歌用的全是普通话。阿芳唱女中音，在台上穿着洁白的长裙，嘴巴张成O形，唱得很投入。我在她唱歌的时候，没有找到她的笑料，这让我有点气馁。我又不甘心地去笑话她：“那些说话结巴的人，唱起歌来可顺溜了，看你也差不多。平时普通话说不好，唱起来没有问题哦。”她总是笑嘻嘻地面对我的取笑，不以为忤。
我很佩服有毅力有恒心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情的人，比如阿芳。那个合唱团，是没有工资发给他们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活动都是义务的，合唱团出外演出，包括出国演出，偶尔会有些赞助款，但是不敷使用，团员们必须自己补齐这些费用。这对阿芳来说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平时她十分节俭，但对于她的合唱事业，却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她经常对我感激地谈起帮助她们合唱团的人。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希望我派部面包车，因为他们合唱团的成员在去某学校排练时让雨阻了，她希望我能帮助一下他们。她知道我在公司里有调派司机和车辆的权力，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让司机出车，而且为的是私事，有违纪嫌疑。我和她说，要她和我合作一下，叫她十分钟之后再电话我。我先电了司机，说有份合同要马上送去某处，在半路上接到阿芳的电话，于是我可以对司机说：“你把我放下，去帮忙接一下阿芳他们。”司机觉得等我也是等，便答应了。
后来，我经常假公济“她”一下，我和阿芳成了比较亲密的朋友。她认为我帮助了合唱团很多，在我，不过是做顺水人情而已。而她，却在为一个毫无经济利益可得的实体做义工，就为了她热爱的歌唱，为了投入地把嘴巴张成O形。我似乎从来没有为什么东西投入过，其实，我很羡慕她。
阿芳她总是穿着俭朴的衣服，二十七岁的她头发已经白了，合唱团的一个男孩子娶了她，她有了孩子，不能染发，戴了假发套。不久，做了妈妈，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在办公室里，她不再和我谈合唱团，谈的是孩子。而她的先生，一如继往地在台上唱歌，唱的是男中音。在合唱团成立庆典的晚会上，她去参加了，笑容有点失落。
两天后，收到快递公司送来的快件，里面是四张飞上海的机票，还有我们交给他买两张机票的钱。
第26节：吴先生
吴先生
我们一直称他为吴先生，我们指的是我和海伦（我的妹妹）。我是在会客室里见到吴先生的，他是原材料供应商，他希望和我们公司合作。他和我约了时间，我却忘了通知我的老总，老总恰好出去了。这是我工作的失误，所以，我请他到会客室的时候，心里颇为内疚。但是，我没有说是我忘了，我说，老总有急事出去了，不好意思。我说：“吴先生，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你也可以留下资料。”
吴先生看起来是个随和的男人，稍胖，看样子四十开外，他说，没关系，我留下点资料你帮我转交吧。他给我资料之后，就和我闲谈起来，说他老家是福建的，公司在上海，在深圳设了个办事处。说儿子不争气，初中毕业不肯读书，看来也只好做生意了。我说，做生意好啊，将来像李嘉诚一样有钱。
吴先生和我们公司合作的事情进展缓慢，最主要的原因是吴先生他好像并不急于要做成这笔生意。他经常打电话来，主要是和我聊天，说天气说地理，间或问我同种原料的最新价格，这些价格我不是很熟，但是分管主要材料采购的海伦对此很熟，我总是问了海伦之后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