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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操被男人夺走以后，人也就是人家的了，何惠芳不顾家人反对，一心要嫁给江堂发，这时她才知道，江堂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孩子。也就在这时，何惠芳发现自己怀孕了。江堂发说：“等安定下来，我就去离婚，我们先找房子住下来。”于是，何惠芳也就住进园青坊大街85号大院里，等待着江堂发离婚，等待着孩子的出生。
可是，没有等到离婚，江堂发就死了，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何惠芳成了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寡妇。
多年来，何惠芳虽然有点恨江堂发，但对他的死，是心存内疚的。她认为江堂发的死跟自己有关，因为自己太虚荣了。
何惠芳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母亲一连生了五个女儿，何惠芳最小。父亲是个做水果生意的小业主，辛劳了一辈子，就是希望有一笔小小的积蓄，生几个儿子，哪怕有一个也行，使自己老有所倚。对一个每天靠一斤两斤地卖水果维持生活的人来说，他想到的就是老了以后怎么办。生了这么一堆女儿，一堆赔钱货，他整天是郁郁寡欢对孩子对妻子漠不关心。何惠芳的母亲总生不出儿子，得了产后忧郁症，整个家庭几乎就像地狱一般了。
父亲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打老婆，就是打孩子。何惠芳差不多就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小时候看惯了母亲被打，母亲被父亲打了以后，没处出气就骂孩子。后来，几个姐姐都长大了，一旦父亲脾气上来了，立即一个个撒开脚丫就跑了。小女儿何惠芳跑不动，挨打最多的就是她。在父亲的拳头下和母亲的骂声中，何惠芳长大了。
何惠芳自小就没有安全感。因此，当她见孔武有力一身戎装的江堂发，就动心了，就是最后江堂发粗暴地占有了她，也使她有一种被征服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一直贯穿在她和江堂发的性生活中。在江堂发重重的压力下和近乎暴力的发泄后，她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感。
何惠芳得不到江堂发的明媒正娶，心理上就寻求一种补偿。她怀孕后，一直要求孩子所用的一切都要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就是上海产的奶粉和童装。
江堂发对于美人儿的何惠芳当然宠爱有加，心里也一直有歉疚，所以尽量满足何惠芳的要求。正是因为这，他把自己的命送掉了。
那一天，两个人云雨以后，何惠芳哭了，说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出世了，现在还什么都没有。
江堂发的心被何惠芳哭软了，他说他们正在和“支派”争夺一条街巷的控制权，因为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市百货公司的仓库，双方都想占有仓库里的物资，已经打了好几天了。
江堂发答应今天晚上带几个人摸进去，先弄点奶粉和童装出来。
那天晚上江堂发真的带了几个人摸进去了。进去的时候还顺利，出来时，由于大家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被“支派”发现了，立即引来一阵枪声。
江堂发开枪还击，就把自己暴露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到他所藏身的地方，打得他一动都不能动。
江堂发死得很窝囊，一颗流弹打在他身旁的水泥电线杆上，然后比瞄准还要准地反弹到他的脑门上。他连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头一歪，倒在那儿了。
江堂发被流弹打死，他的同伙都没有发现，天亮后才发现司令不见了。想回去找，但“支派”封锁了这条街，坚决不让“反派”把江堂发的尸体弄走。
可怜江堂发窝在电线杆下，背上是一包婴儿用品。正是酷暑八月，几天后就闻到尸臭了，到后来简直就是臭不可闻了。
后来，不知是哪一派的人，把一个自制的汽油弹扔到江堂发的尸体旁，江堂发就在燃烧的汽油中“火葬”了。
何惠芳那些日子天天以泪洗面。
后来，茉莉出生了。茉莉出生的那一天，何惠芳种的一盆茉莉开花了，满屋子都是沁人肺腑的清香，何惠芳就给女儿取了这么一个有点伤感的名字。
法律上，何惠芳和江堂发没有关系。江堂发死后，他的老婆到老宅来取江堂发的东西，带了十几个娘家的人，把屋子里抄了个底朝天。江堂发老婆边抄东西边骂何惠芳：“你这个臭婊子！你这个骚货！害死了我男人！”骂着骂着竟恶狠狠地打了何惠芳两个嘴巴。何惠芳怀里抱着茉莉，连挡架的手都腾不出来，茉莉吓得大哭起来。
这时，曹老三从围观的人群中跳出来，大喝一声：“住手！”一把抓住了江堂发老婆的手。江堂发老婆娘家人竟一轰而上，要打曹老三。成虎的妈妈也挺身而出了，她大声地喊着：“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不要仗着人多势众，到我们老宅来撒野，没有王法了？”说着从何惠芳的怀里把茉莉抱过来，交给了成虎，自己就挡在何惠芳的前面。住在三进的月清，也声音响亮地叫着：“你们不要这样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抢了人家的东西，还动手打人！”江堂发的老婆冲到月清面前，唾沫横飞地说：“谁抢东西了？我来取我丈夫的东西！”说着，还推了一把月清。本来，老宅人对何惠芳并没有好感，但这时都看不下去了，朱银娣、钟贵珍、唐秋雁，甚至书呆子齐社鼎都出来了，他们把江堂发老婆一群人赶出了老宅，程基泰还把大门关上了。
从那以后，江堂发老婆再也不敢来老宅了。可武斗结束后，清理武斗组织，到后来清理“文革”中的血债，何惠芳又被牵扯进去。江堂发死了，死无对证了，造反派参加武斗人员就把武斗中的一些血债推到江堂发身上，虽然法律上不能叫何惠芳承担责任，但每一次清查，都找她了解情况。最长的一次，她被讯问了七天。她在老宅的家，又被抄了好多次，主要是找枪。跟出了鬼似的，江堂发在武斗中几乎不离身的那支驳壳枪后来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清理的重点就是找那支枪，枪失踪了，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家被抄了好多次，那支江堂发心爱的气枪也被抄走了，可就是没有找到那支驳壳枪。
这么多年来，何惠芳像一条受伤的狗，只能躲在房间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
今天女儿突然问起父亲。这些乱麻一样的往事，怎样才能和女儿说清楚呢。
看着手中江堂发的照片，何惠芳泪流不止，说不清是哭江堂发还是哭自己。这时茉莉撑着拐杖推门进来了，何惠芳连忙擦干眼泪，她不想在女儿面前哭。茉莉穿一件粉红的睡衣，是她们厂里的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带着蕾丝花边，看上去茉莉就像是一个洋娃娃。面对着这个美得叫人心颤、纯洁得通体透明的女儿，何惠芳决定不将江堂发的事告诉她，不能伤害她。
茉莉很懂事地，用手擦擦妈妈的脸，轻声说：“妈，别伤心了，我不问了。”
程基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脑子里变成了一锅糨糊，糊涂了。当初第一次去迎江宾馆，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就觉得像是踩在棉花上一般不实在，今天不知道是踩在云里，还是踩在雾里，一个疑问始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难道这是一场梦？
走着走着，看见了一幢小洋楼，自己非常熟悉的小洋楼。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是梦吗？
摸了一手的油汗，这时吹来一阵风，程基泰打了一个寒噤，身上最后一点热度，全让这阵风给带走了。
程基泰突然出现幻觉，女儿程翠玲就站在身边，自己指着面前这幢小洋楼对女儿说：“这幢小洋楼就是当年我和你太爷爷的家，当时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教会的洋房就数它最好了。如今，你爷爷在香港，是开大轮船公司的，只要你学好，将来可以到香港去。”
那时候，程翠玲一直不学好，程基泰想尽了办法也唤不回这个“浪女”。于是，就把她带到这幢小洋楼面前，跟她数说自家当年的风光。尽管程基泰说这些话时，自己心里都底气不足，但为了让女儿学好，不得不画这个饼来充饥。看着这个早已不属于他的小洋楼，眼前出现的全是当年当“小开”的日子，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你爸爸是在这楼里长大的，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出息了，还会住上这种小洋楼。”
今天，程基泰站在秋天的寒风中，面对着当年的风光岁月，不知道是身上那薄薄的香港衫在抖，还是他人在发抖。怎么也想不到呀，日盼夜盼的港商黄瀚浩，给自己带来的竟是这样致命的一击。
程翠玲对读书不感兴趣，对花花绿绿的香港感兴趣。她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去过香港，看程翠玲长得小巧秀丽，就想引诱程翠玲去香港赚钱。听到程翠玲说她爷爷在香港开大轮船公司，两人一拍即合。
程翠玲就跟着这个朋友走了。她们坐船到了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衡阳。在那里，朋友花了一百元钱找了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是给货车编组的，知道哪节车厢哪些货是到香港。一天夜里，朋友带着程翠玲来到衡阳火车站编组站，一条条铁轨上停着好多好多的火车车厢，她们等来了一个人，什么也不说，打了个手势叫她们跟他走，七拐八拐把她们带到一节货车车厢边，然后拧开了车厢门的封铅，叫她们上去，就把门关了。关上门以后，隔着门缝关照她们说：“呆在里面别动，一天一夜就到香港了。”
车厢里装的全是干货，一箱一箱地码在那儿，她们找了一个缝隙坐了下来。朋友很有经验地拿出一袋食品，还有几瓶矿泉水和一扎空的塑料袋。食品和水是为了路上吃的，可带那空塑料袋干什么？程翠玲不解，也没问，她是一个不愿动脑的孩子。
当晚货车没有动，第二天白天也没动，这就让她们受罪了，首先是热，密不透风的货车车厢跟大蒸笼似的，程翠玲热得只穿一件小裤衩。接着是渴，好在有几瓶水，但朋友不让多喝，她说不知道还要熬几天呢，这水到时候会救命的。再就是大小便，人总要排泄，这时候程翠玲才知道朋友带空塑料袋是干什么用的。程翠玲受不了了，她要出去，她要回家。她不顾朋友的阻拦去拉车厢的门，门纹丝不动，它不仅关上了，还用铁丝铅砣封上了。程翠玲绝望地叫喊，朋友拼命捂住她的嘴，把她几乎捂昏了，她软软地躺在车厢地上，连哭都没有眼泪了。
第二天夜里，车厢终于动了，先是被编到一列火车上，第三天早上才开走。她们在车上闷了四天四夜才到香港，她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了。香港火车站的搬运工从车厢里把她们抬出来了，喝了些水，恢复了一点体力。这时，听到一个人在打电话，朋友听得懂香港话，她知道是在报警。马上示意程翠玲跟她一块儿跑。于是，两人从货场里跑了出来。
程翠玲就这样到了香港。
在迎江宾馆黄瀚浩的房间里，程基泰知道了女儿到香港的艰辛，现在又担心她在香港的生活，便问：“那，她在香港靠什么生活？”
黄瀚浩笑笑说：“她在香港做小姐。”
程基泰被黄瀚浩的话弄蒙了，也不明白什么叫“小姐”，就问：“她本来就是小姐，还要去做小姐吗？”
“哈哈哈……”黄瀚浩大笑起来。
程基泰被笑得莫名其妙：“你笑什么？”
黄瀚浩解释说：“程先生，小姐就是‘鸡’。”
程基泰不解：“鸡？”
黄瀚浩说：“程先生听过香港的‘一楼一凤’吗？‘鸡’就是‘一楼一凤’。”
程基泰有点着急：“一会儿‘鸡’，一会儿‘凤’，到底是什么意思？”
黄瀚浩看程基泰确实不懂，想了想，干脆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程基泰：“在香港，‘鸡’就是暗娼。”
程基泰终于明白了。他脸色苍白，深陷在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突然，程基泰神经质地一跃而起，走到门口，听听外边有没有动静，又打开房门，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黄瀚浩安慰他说：“程先生，你放心，我是程小姐的朋友，一定会替你保密。你也不要太在意，香港这个地方，是笑贫不笑娼的。”这样安慰的话，听了比不听还难受。
程基泰死死地盯着黄瀚浩，直盯得黄瀚浩头皮发麻，然后打开房门，一个人离开了宾馆。走在街头，什么样的噪音他都听不见，满脑子只有一个字：鸡、鸡、鸡。
程翠玲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爷爷，她死心了。这段时间她吃的用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要收钱了，就要她出去找工作挣钱。她是偷渡客，没有地方肯雇用她，最后只能做了“一楼一凤”。
黄瀚浩开始就是程翠玲的客人，后来成了她的常客。在每次肉体交易完后，他都喜欢在程翠玲那儿睡一觉，当然需要另外付钱，有时程翠玲就跟他讲自己的家乡宜市。这位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正在考虑开辟开放以后的大陆市场，以扩大货源的事，听到程翠玲的介绍，知道历史上宜市和周边出过很多大商人，在民间一定散落着不少古玩。他到宜市人生地不熟，就通过程翠玲找到了程基泰。
程基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这一睡竟然睡了一天一夜。等他醒来，就关着门在家里写信，丁主任来敲了好几次门，他都不开。写好信，就去迎江宾馆找黄瀚浩，谁知黄瀚浩又和钱启富下乡去了。
三天后，当他们从乡下回来时，程基泰堵着黄瀚浩交给他一封厚厚的信，请他回香港后一定亲手交给程翠玲。信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意思：回家来，粗茶淡饭保平安。
黄瀚浩走了。程基泰面对着四壁空空的家，想，女儿回来，回来怎么住啊！他只盼望着老宅赶快拆，拆了就要还给他新房子。有了新房子，女儿回来不仅有地方住，也不会乱跑了。有了新房子，就可能留住女儿的心，他就可以和女儿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哪怕是粗茶淡饭，过的是平安的日子呀！
程基泰心灰意冷，钱启富却干得更卖劲了。买了那个假印章后，钱启富接受了教训，第一，不懂的东西坚决不碰；第二，还是要亲力亲为以免上当受骗；第三，要尽快把那亏损补回来。
于是，他又领着黄瀚浩下乡了。在乡下，钱启富充分发挥自己“掌眼”的能力，和黄瀚浩配合得非常默契。每收到一件东西黄瀚浩都交给钱启富看，特别是玉器，由钱启富做鉴定，然后黄瀚浩来定价。钱启富毕竟多年没有干这一行了，也不知道海外的古玩行情，他悄悄注意着黄瀚浩的定价，准备着一旦黄先生离开，自己独自收货。
分手时，黄先生又给了他一笔佣金。
这次给的都是人民币，回到家里钱启富就交给了朱银娣。
这段时间朱银娣心情可好了，她忙得不亦乐乎，先要把那些外汇券换成人民币。这玩艺儿只有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才能用，抓着一大把外汇券，中看不中吃，朱银娣和钱启富都着急。后来钱启富告诉朱银娣有专门的人在炒外汇券，这些人就聚在宾馆门口，看到外国人特别是华侨，就上来问。朱银娣就拿着外汇券到宾馆门口去找这些人，先是五十一百地换，后来，就把所有的外汇券都换成了人民币，现在这笔钱已经有一万多块了，放在哪儿都是一堆。
朱银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虽然知道是丈夫钱启富挣来的，但不知道这笔钱是不是合法，就不敢存银行。不存银行放哪儿呢？她买了好几个瓦罐，把钱塞在里面，把床下一块地板撬起来，把罐子放在地板下面藏着。
那时，一万块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那些日子朱银娣六神无主的，干什么都不踏实，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万元户”是社会公认富起来的人，她们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变成了“万元户”，朱银娣老是在心里问自己：我富起来了吗？
真的富了，钱家反而不摆富了。原先喜欢在厅堂里吃肉的钱家，也像张家一样关门吃饭了。这笔钱，让早先倒头就睡的朱银娣得了一种“病”，每晚如果不将所有的钱数一遍，就睡不着觉。
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小儿子也考取了大学，在合肥读书。家里一下空了起来，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朱银娣都会插上房门，爬到床底下，撬开地板，把几个装着钱的罐子一一抱到床上，把昨晚已经数过的钱再数一遍。有些钞票是从银行里拿出来的，一沓一沓捆好用纸条封着，朱银娣还是要蘸着口水，一五一十地再数一遍。
朱银娣一进入点钱状态，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旁边打雷恐怕都不会惊动她，让钱启富看着都有点害怕。
钱启富也有一个毛病。解放前，他跟着父亲下乡收货，都是现金交易，现金就放在背褡子里，白天不离身，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放在枕头下面。要是放错了地方，他就睡不着觉。后来又养成每晚睡觉，不管有没有钱，都要把钱包放在枕头下的习惯。有一次，跟着黄先生到乡下去收货，晚上住在县招待所。白天走了那么多山路，人已经很累了，可钱启富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半夜才想起，他的钱包放在裤子口袋里，他马上爬起来，把钱包放到枕头下面以后，才睡踏实了。
朱银娣的“病”直到认识了一位福建做服装生意的商人后，才好一些。这位商人来商场推销一种毛线织的大衣，很新颖，受年轻姑娘们欢迎。朱银娣有本钱了，就想留职停薪，自己开一间服装店，专门经销这种样式新颖的毛线大衣。
朱银娣离职了，租了店面，开了一间服装店。虽然赚头不大，但还是有钱赚的。做生意每天有钱进，心境就好。
开了服装店以后，朱银娣每天都要点营业款，或缴银行，或付给供货商，或临时带回家，还要缴纳工商税务房租电费等各种费用，点钱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只是从自己手里经过的钱，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的，点钱的瘾就没有那么大了。虽然只是经营着一家小服装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操心的事太多，每天回到家里都疲惫不堪了，渐渐地她就不每天点家里的钱了。
朱银娣的毛病好了，钱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