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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礼 。燕王等在藩国时都曾节制诸军。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与命将计议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吗？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对各王府官军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赏赐。“赏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头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赏钞十锭，典膳仍在本职，食俸同正六品，赏准次功百户例，舍人准次功总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赏钞有差” 。《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 。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 。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朱棣做了皇帝后，绝不提此事。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 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朱棣是玩弄权力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见。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永乐即位之初，面临着缺官的局面。不久，由于“悉复旧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牍付科”，即可以复职 ，再加上涌现出一大批靖难新贵，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起来。到永乐二年六月，“中外官数”竟“比旧额增数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给予注意。由此不难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县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乐刻舟求剑的复旧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朱棣的复旧，甚至偏颇而极端。以田赋而论，建文中革去江南苏松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做户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于民的好事。但这一政令也在复旧的名义下被朱棣取消了。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槛车徵至京而死。 永乐中，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要远远超过定额。特别是在迁都之后，农民要负担庞大的运输费、手续费等等。因此，论者曰：“太宗即位，尽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迁转，又数赦免。然岁积逋粮，至宣德末，苏州一郡已七百九十万石，常松亦然。” “吴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赋至七百九十馀万。督使相继，终不能完……宣德中虽名减赋，实则同洪武之旧。” 甚至连建文年间僧道每人限田五亩，其余均给农民的规定也被废除。朱棣的复旧，并不问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缚他的手脚。他宣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 而实际上滥施残刑酷法，任意杀人，毫无章法。至于南征安南，亲征蒙古，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训可援？朱棣的许多做为都与祖训不合，甚至与自己在《圣学心法》中的说教相左。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时，要不是杨荣拦马提醒，几乎忘了应该先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称的尊崇祖制，率由旧章云云，与他的先谒孝陵后登宝座一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朱棣召见北京儒士武周文，劳谕甚至，特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第二天，武周文入谢，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年儒士，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优礼？朱棣对翰林侍读胡广等说：“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实。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原来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学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对《易》理解得深。朱棣说：
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
又说：
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来，朱棣深得《易》经“变通”的要领。他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自己者曰“从道”，去其不适于自己者亦曰“从道”；以“内君子，外小人”作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论，君子之所为者行之，小人之所为则以“外小人，内君子”为说词。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随时变通，为我所用。
三、煌煌文治
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礼是可以理解的 。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权益则受到忽视，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朱允炆失败了，历史没有给他转向文治的机会。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自是他夺权的需要。但当其政权稳固后，必要用文人治理国家，文臣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改变。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 ，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永乐元年朱棣对他的群臣说：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劊⒔挥谩ｋ抟苑频录坛写笸常鏊际ペ樱硪轨蠓┯傧筒模死窭郑┤收灾液裎巍陨喜桓夯士即匆抵瑁抻谑爻芍溃嗍秆伞�
又有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献媚取宠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评。他说：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张扬其事。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儒雅了起来。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 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 。然而，他们是以参赞机密、参与决策的名义进入内阁的。
1．文官制度趋于完善
正是这些人进入了内阁，肇始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洪武废除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却了一个环节。朱元璋曾一度设立四辅官。四辅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但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久罢设。后来，又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帮助皇帝处理公务而已。当时帮助详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们可以“兼司平驳”。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是在朱棣即位的当年九月。以文学侍从之官，进入决策行列，说明文官制度趋于完善，这是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但这时入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品秩不高，没有部属，也不专管什么部门，各部门奏事也不得相关白。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越六部，成为决策的中枢，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
延揽人才，重视学校科举
明朝自洪武以来，国学及府州县学在全国普遍建立。朱棣继承其事，重视学校教育。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朱棣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在他亲撰的碑文中说：“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强调尊礼孔子，是因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
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 ，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 。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 。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 “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 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 。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 。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 。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 。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 《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 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 ，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 。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 。“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 。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 。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四、标榜儒家政治理想
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 ，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 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 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