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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庚继位后，铸造了著名的后母戊鼎以纪念生母妇妌。后母戊鼎的铸造展现了商朝最鼎盛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强盛的国力。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里探宝（盗墓），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头上带着铜锈。当晚，他们找了十七八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d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就已被日寇占领。后母戊大方鼎出土后，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培文的院中，用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驻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黑田荣很快就来了吴培文家，绕着鼎一边转圈一边嘀咕“宝物！宝物！”大鼎落入了当时侵华日军的眼中。
日本人走了，吴培文他们的心也提起来了，再留着鼎，可能性命难保。一番商量后，他们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打算卖掉。肖寅卿来了后，出价20万大洋，却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据资料记载，农民们还真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毕竟越砸越觉得作孽，吴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大家横了一条心，决心要把大鼎好好保护起来。
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一次，日军100多人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此时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终于无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军包围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谢天谢地，大鼎仍在。吴培文大叹“大炉有灵，天助我也。”
第十一章 后母戊鼎的故事（）
这之后，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d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但由于日本人仍旧盯紧了吴培文的行踪，要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吴培文等乡亲为保护国宝，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免遭日寇掠夺。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时任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和国民政府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这一事件登载于当时的《民生报》：“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后母戊鼎。
1948年，大鼎在南京首次展出，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并一直存于国家博物馆。成为了我们国家的镇国之宝。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已发现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后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后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首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铸造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c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
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后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令人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苑、中国文字博物馆三个中国举足轻重的博物馆，在展示同一件青铜大鼎（殷墟、文字博物馆为复制品）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位于首都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为“司母戊鼎”。
第十二章 祖甲变汤法（）
祖庚在位十一年病死，三弟祖甲才得以继位。
祖庚死后，他的弟弟祖甲才回到帝都，继承王位，秉承了他遵行礼制的风范。
祖甲曾经生活在平民中，了解平民的疾苦，他限制大大小小的贵族对人民的榨取和掠夺，甚至修改《汤刑》，以严刑来限制这些不孝子孙。因此招致贵族对祖甲的不满及刁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祖庚在这期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祖甲之后的商代，国力逐步衰微，并最后走向了灭亡。在武丁、祖庚和祖甲父子三人统治的100余年间，是商代中兴的极盛之期。这一时期，商朝的统治力和国威远播四方，而且以青铜为代表的中原文明也非常辉煌。
祖甲，统治时间：bc1323－－1291年。
祖甲，且甲，或帝甲，子姓，名载，商朝第二十四位君主。
bc1323年，武丁的儿子、祖庚的弟弟祖甲继承了商朝君主之位，以殷（河南安阳）为都。
祖甲十二年（bc1312），太甲征伐西戎中的一支丹山戎。
当初商王阳甲曾经讨伐过丹山戎失败。这是时隔百多年之后的第二次征伐。
当年冬天，得胜回师，丹山纳入商王朝统治之下。
祖甲十三年（bc1311），西戎的其它方国纷纷前来表示臣服。说明此时商朝武丁开创的盛世已经达至顶点。
前面已经说过，祖甲比祖庚的优点是灵活，而祖庚的优点是稳重。
祖庚在世的时候一切政治措施都是武丁已经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蔽端，所以祖庚萧规曹随，便可游刃有余地处理朝政大事，这也是一切政治家的最大期待，就是继承人也能奉行自己的施政方略。
而祖甲的优点是灵活，这一点恐怕是继承人最不受欢迎的特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施政方略，往往会对前辈的措施进行修改，没有条条框框。而一旦改革，就可能福祸参半。
每一朝代的君主到了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都会面临两种选择，到底是选灵活的继承人还是选择苯拙的继承人。实际上两种选择在后世历史出现的都太多了，各有教训。
而祖甲因为灵活的性格特点，不会将祖先的成法放在眼中，可以客观地观察利蔽，也就敢于修改成法，但是这种客观性受到各人学识的限制，所以也可能仅是主观狂想，所以这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不利之处，也是受到后世儒家学者批判的作法。
为了报效祖先功德，商人盛行祭祀，但所祭对象和顺序都很零乱，没有一定的规矩。
祖甲即位后，创造了“周祭”之法，具体方法是：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始，按照商王及其法定配偶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用羽、彡、三种主要祭法遍祀一周。周祭以旬为单位，每旬十日，都依王、妣庙号的天干为序，致祭之日的天干必须与庙号一致。如：第一旬甲日祭上甲、乙日祭报乙、丙日祭报丙，直至癸日祭示癸；第二旬乙日祭太乙（汤）、丁日祭太丁；第三旬甲日祭太甲、丙日祭外丙。如此逐旬祭祀，一直祭到祖甲之兄祖庚。用一种祭祀法遍祭上甲到祖庚的先工先王，需要九旬。祭毕，再分别用另两种祭法遍祀，直到全部祭遍为止。周祭之法，使殷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因此盛行于商代后半期，并逐渐达到最高峰。祖甲创立的周祭之法是祖先崇拜和宗教制度的最好体现。在上古文明中，各大民族都有自己的祭祀体系，周祭之法和古巴比伦、古埃及的祭祀法各不相同，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祭祀系统。
周祭之法的创立赢得了臣民的欢迎，在此激励下，祖甲二十四年（bc1300）；太甲正式启动对《汤刑》的修改工作，而汤的权威性使得太甲的工作阻力重重。
王旧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悔鳏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携远，殷道复衰
祖甲曾经生活在平民中，了解平民的疾苦，他限制大大小小的贵族对人民的榨取和掠夺，甚至修改《汤刑》，以严刑来限制这些不孝子孙。因此招致贵族对太甲的不满及刁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祖甲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惜他对汤刑的修改破坏了商法的权威性，使得贵族们不再有所敬畏，政治斗争日趋尖锐。政治上层动荡不安，引至基层官员对底层百姓的疯狂压榨。社会统治陷入一片混乱。
祖甲执政后期，蚕丛氏部落不屈服商朝人的压迫，领导部族奋起反抗，结果弱不胜强，战死岷山，族人四处逃散，他们的一支，“从茂汶盆地的东面翻过与岷山相连的玉垒山脉进入四川盆地的西北沿”，志在伺机重新抗争。
从《国语》曰：“玄王（中宗太戊）勤商，十有四世，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陨。”。可知：后世儒家学者将商灭亡的原因怪罪到了祖甲对汤法的破坏。
廪辛，统治时间：bc1290－－1227年。
廪辛，冯辛，或凭辛，子姓，名先，商朝第二十五位君主。
bc1290年，祖甲的儿子廪辛继承了商朝君主之位，以殷（河南安阳）为都。
商王廪辛继位初，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祖甲执政后期起事的蚕丛氏部落也加入了羌方的势力联盟，屡犯商王朝，常使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成为商王朝欲用兵的重点。
廪辛决定用兵平定西戎。
商王廪辛针对羌方武装力量强悍等特点，战前进行全面的谋划和布置，一面命戍军暂避敌锋，待机而动，一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进犯。
由于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庚丁抗击羌方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打散了蚕丛氏部落，擒杀羌方伯，占领羌方部分土地，并派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逐、何等五族戍守。
但羌方并未被攻灭，成为隐患。武乙及其后的诸王在位时，仍常与羌方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周武王攻纣时，羌方更参加了灭商的联军。
廪辛在位期间，西方一些方国部落也不断攻扰商朝，廪辛发兵多次征伐，还征调卫、虎、受等几个部落出兵攻打。但是，始终没有将方国部落征服。
廪辛死后由弟弟庚丁继位。
第十三章 蜀国蚕丛氏（）
祖庚在位十一年病死，三弟祖甲才得以继位。
祖庚死后，他的弟弟祖甲才回到帝都，继承王位，秉承了他遵行礼制的风范。
祖甲曾经生活在平民中，了解平民的疾苦，他限制大大小小的贵族对人民的榨取和掠夺，甚至修改《汤刑》，以严刑来限制这些不孝子孙。因此招致贵族对祖甲的不满及刁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祖庚在这期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祖甲之后的商代，国力逐步衰微，并最后走向了灭亡。在武丁、祖庚和祖甲父子三人统治的100余年间，是商代中兴的极盛之期。这一时期，商朝的统治力和国威远播四方，而且以青铜为代表的中原文明也非常辉煌。
祖甲，统治时间：bc1323－－1291年。
祖甲，且甲，或帝甲，子姓，名载，商朝第二十四位君主。
bc1323年，武丁的儿子、祖庚的弟弟祖甲继承了商朝君主之位，以殷（河南安阳）为都。
祖甲十二年（bc1312），太甲征伐西戎中的一支丹山戎。
当初商王阳甲曾经讨伐过丹山戎失败。这是时隔百多年之后的第二次征伐。
当年冬天，得胜回师，丹山纳入商王朝统治之下。
祖甲十三年（bc1311），西戎的其它方国纷纷前来表示臣服。说明此时商朝武丁开创的盛世已经达至顶点。
前面已经说过，祖甲比祖庚的优点是灵活，而祖庚的优点是稳重。
祖庚在世的时候一切政治措施都是武丁已经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蔽端，所以祖庚萧规曹随，便可游刃有余地处理朝政大事，这也是一切政治家的最大期待，就是继承人也能奉行自己的施政方略。
而祖甲的优点是灵活，这一点恐怕是继承人最不受欢迎的特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施政方略，往往会对前辈的措施进行修改，没有条条框框。而一旦改革，就可能福祸参半。
每一朝代的君主到了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都会面临两种选择，到底是选灵活的继承人还是选择苯拙的继承人。实际上两种选择在后世历史出现的都太多了，各有教训。
而祖甲因为灵活的性格特点，不会将祖先的成法放在眼中，可以客观地观察利蔽，也就敢于修改成法，但是这种客观性受到各人学识的限制，所以也可能仅是主观狂想，所以这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不利之处，也是受到后世儒家学者批判的作法。
为了报效祖先功德，商人盛行祭祀，但所祭对象和顺序都很零乱，没有一定的规矩。
祖甲即位后，创造了“周祭”之法，具体方法是：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始，按照商王及其法定配偶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用羽、彡、三种主要祭法遍祀一周。周祭以旬为单位，每旬十日，都依王、妣庙号的天干为序，致祭之日的天干必须与庙号一致。如：第一旬甲日祭上甲、乙日祭报乙、丙日祭报丙，直至癸日祭示癸；第二旬乙日祭太乙（汤）、丁日祭太丁；第三旬甲日祭太甲、丙日祭外丙。如此逐旬祭祀，一直祭到祖甲之兄祖庚。用一种祭祀法遍祭上甲到祖庚的先工先王，需要九旬。祭毕，再分别用另两种祭法遍祀，直到全部祭遍为止。周祭之法，使殷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因此盛行于商代后半期，并逐渐达到最高峰。祖甲创立的周祭之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