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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
然后便留了下来。
您很快就说：“怎么摆脱扬？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恨这个家伙，遇到这么一个人是我的命。他留下来了，什么都不干。一个傻瓜。没有任何尊严，我把他赶出去，扔掉他的手提箱，他又回来了。他留下了，一言不发。”
您无法摆脱我。我也摆脱不了您。我试图出走，但又回来了。就这样。就是这样。
是的，我在那儿是为了记录您说的话，让您写作，而我却一言不发。您在创作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故事，而我却什么都不懂。我就是因此而留下的：不让您停止写作，让那些字落在纸上。但愿这些书能写完，献给所有的人，献给所有的读者。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正等待着他们呢！
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我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人，不把自己当作您，当作杜拉斯。不，这个名字只属于您。您很孤独，孤独地生活在世上，孤独地写作。您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任何人。然而，我留下了，我还是留下了。我就这样留了下来，既无法避免，又似乎偶然。“一个祸患，”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假如您留下来是为了钱，我先告诉您，扬，您将一无所获，毫无所获。甚至都没必要抱有希望。”
不，我没有任何希望。不希望得到钱。什么都不希望得到。只希望看到您。您依恋着我，我依恋着您，“建立一种愚蠢的、荒谬的联系，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您这样说。毫无意义，是的。然而，它却存在。什么东西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好像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证明，永远有待于证实，永远有待于检验。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证明。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只有文字，只有真实。这种真实总想来到我们之间，有时它也存在，具有一种难以保持的魅力。所以，应该置之不理，应该相爱，更爱这个世界。它回来了，它在那儿。文字的真实。
文字的真实（2）
11
那是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您躺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
您死了。
雅米娜 · B合上您的眼皮，用一条布带把您的头包了起来，想让您的嘴巴合拢。雅米娜是个阿尔及尔来的医生，和我们呆在一起一年了。她负责给您看病。
整个晚上我都躺在您身边。您抓着我的胳膊，揉着我的胳膊，您还有不少力气。您抓着我的胳膊，我躺在您身边，一动不动，让您抓着我的胳膊、我的手、我的肩。我知道应该这样，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您能做的一切。
您不说话，闭着眼睛。
晚上，埃尔韦 · 索尔教授来了。他说您马上就要死了，在几小时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毫无疑问。“没必要去拉埃内克医院了，她呼吸没有痛苦，没有脱水，用不着对她进行抢救。”
他留下来跟我呆了一会儿。我们谈起1988－1989年间在他工作的拉埃内克医院进行抢救的那九个月。那时出了奇迹，生命复苏了，您回到了人间，完完整整，脸上挂着微笑。这次，奇迹不会再出现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回到您的身边，伸出胳膊，把手递给您。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胳膊，躯体的其他部分一动不动。我躺在您身边，没说话。我知道您已经听不到什么了，只有胳膊和手对您来说还有点意义。我知道您已经死了，但心还在跳，必须等到心自愿停止跳动。六点左右，我决定回自己的床上去躺一会。我离开了您，让您躺在您自己的床上。灯亮着，门开着。也许是一声呼唤，一声叫喊。我不知道。我睡着了。八点左右，我听到雅米娜来了，我不想起来，我想雅米娜会比我先到的，我让她去。我完全相信这个女人，她已经学会爱您。我试图重新入睡。我想长时间地睡一觉。我迷迷糊糊，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雅米娜的声音。她在我房门口叫我：“快来！”
我明白了。心跳停止了。您真的死了。永远死了。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自古就有，并将一直存在下去，世界各地到处都会发生，每一个人都会轮到。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左右，这件普通的事发生在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发生在您自1942年起就住在那里的那个套间里，发生在那个房间里，那个书房里，那张年轻的寄读生睡的小床上。是的，那天，这事发生了：您死了。
2月29日，您就与我告别了。当时我在伽利玛出版社，在大厅里。我忘了去那里干什么。雅米娜打电话给我。我在任何地方她都能找到我。她说您不好了。我立即明白了：情况严重。我知道雅米娜之所以这样通知我，是因为情况真的很严重。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
您半坐在床上，靠着枕头。您看着我，我发现您马上就认出我来了。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我也拥抱着您，笨口拙舌地说：“您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您要去哪？为什么要说永别？”
您没有回答。您继续看着我。您知道我已经明白您要死了。我知道没必要撒谎、骗人、说笑话。我从您的目光中明白，没必要再坚持下去了。我沉默着。后来，救护车到了。早上，当您出现轻度昏迷时，雅米娜就叫救护车了。她已经发现问题很严重，叫了救护车，我则坐在我的手提打字机上。医生们进来了。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我说没必要送她去医院了。他们说，确实没必要了。
就这样，您一直坚持到星期天上午，坚持到八点钟左右。心脏真的停止了跳动。您无法制止死亡，我也无法制止死亡。我让您死去。您很孤独。我陪伴在您身边。您抓住我的手，又往上抓住我的臂，抓住我的肩膀，您紧紧地抓着，我感觉到您的手抓着我的皮肉，我知道您还不知道是我，是扬跟您在一起，躺在您一动不动的身躯旁边。您双眼紧闭。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除了等待那件事，那个词：肉体的死亡。为什么会死？为什么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死神落到了您头上，落到了圣伯努瓦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话可说。只需证实死亡。心脏已停止跳动，所以不可能再活着。已经死了。您已经死了。独自一人死了。可以说，独自一人被死神带走了，而我还活着。
我打电话给殡仪馆，立即想到要安排殡葬，随后，通知您儿子。“你母亲死了。”我不能这样说，我还不能说这句话。我打电话给您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
我现在觉得，真正的永别并不是在2月29日，不是那天，而应该早几天。那时，您的身体尽管很虚弱，但情况稳定，料不到您这么快、这么迅速就会死。那是在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您的床沿上，您躺着。我们说着话。您在说。我忘了您说了些什么。后来，您抚摸着我的胳膊、我的肩膀，还抚摸我的脸。摸了好多次，我并不感到奇怪。一段时间以来，您经常这样。那天晚上，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您抚摸得很有力，摸我的脸。这已经不是抚摸了，不。您的手好像在给我的脸造型，好像您在造我的脸，画我的脸，好像您想看看我的脸有多大，想突然把它造出来一样。您把我弄痛了，我对您说了。我说我的脸要被您弄破了。您没有回答。您好像在说：“又来了，他什么都不明白。”您继续揉我的脸，用手揉，想看看我的头有多大。您已经想起我来了，不再失去我，不再昏迷。您和我在这张脸上重逢了，因为在您身边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有可能是别人，但情况不是这样。是我，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是这样。我让您揉。您揉得越来越快，您好像在给我洗脸，用海绵给我洗脸。我的脸成了一块面团，任您捏，任您揉。我没有制止您。后来，您停住了。也许累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您的手最后一次这样摸我，这是最后一次您这样用力碰我，好像想把这张脸带走，让它与您一同消失，与您的脸一同消失，消失在人们将把您放入的棺材中。不，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了。是的，我知道您快要死了。但既然您活着，既然您还这样抚摸着我的脸，我想您就不会死了。死神远离了。您没有虚弱到那种程度。您能吃能走，站得很稳，跟我说话。事实上，一切都很好，您不会死。您不可能死。
然而，我又知道您极有可能死。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了。您活不长了。那天晚上的那种抚摸，的确是最后一次了。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您呢？您当时知道吗？您说：“会好的，别担心，会好的。没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这是一种和蔼亲切的说法，是想把我留下，想再跟我在一起，想最后再爱一次？这是一种感激，想让我和您一起死，让我的脸就这样被您的手所摧残？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不能这样说。我不知道。只有您知道。但您不能再作证了，因为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您死于法国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了。死在您的床上。死在您写了那么多作品的房间里的床上。从1980年夏天起，我就跟您呆在那个房间里。从此，这个房间消失了，解体了，重修了，重新刷过了。住了其他人，诞生了别的故事、别的疯狂、别的生活。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都不在那个房间里了。搬出去了。您去了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我去了圣伯努瓦路的另一个房间，另一个门牌。一个白色的房间。一个带床的房间。一个您不会再来的房间。一个您给我的房间。从此，我得忍受这个房间。没有您。因为您死了，您不在了。因为那个写作的房间消失了。
12
您知道，不，这您不知道。我告诉您吧：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我可以重新去那儿，看那块白色的墓石了。我可以重新读那个名、那个姓和那个日期了。我发觉那块白色的墓石旧了，颜色脏了，经历了不少风吹雨淋日晒。有人来献过花，都烂在那里了。墓石已经变旧，您在那儿，被封在那儿已经很久很久了。人们只看见您的名字，您的身体正在消失，完全腐烂了。
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
只有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
文字的真实（3）
这我明白，我可以不流泪、不忧伤地来到这里了。我可以在小道中行走。闻着椴树的味道。我可以看到别的名字。
我拿掉枯萎的花朵，扔掉旧花盆，让您的名字永远露出来。他们不知道不该用花遮住名字。这样很碍事，这样是不行的。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好啦，问题不大。放上鲜花、小卵石、地铁票、糖果、纸头、蜡烛，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行为。我让它们全都留在那儿。后来，有几次我把它们清走了。统统地扔进了垃圾筒。我希望墓石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您的名字，您的笔名，那个与雏菊相同的名字。那些装饰，那些破玩意儿都没必要。
然而，我有时也听之任之。这是先人古老而幼稚的传统。一天，我买了三盆雏菊，把它们放在刻着您名字的墓石上，紧挨着您的名字。我露出微笑，说：“既有名字，又有鲜花。”这没必要。但我有时希望那块白色的墓石上有无数鲜花，摆满鲜花。希望这个墓，您的墓最漂亮、鲜花最多、最让人喜爱。不，我不这样做。决不这样做。就此一次，放三盆花。以后再也不放了。
我在公墓中兜圈，读着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那两个日期，出生日期和去世日期。我看着所有的墓、所有的碑、所有的名字和我所不了解的种种忧伤。我看着所有那些也被埋葬的死人和所有那些在公墓四周、在城里来来往往的活人。他们相爱、微笑，或痛苦，生活如此艰难，每天早上艰难地起床。“他们一生中干些什么？”我问您。“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等待死亡的那一天，也许这是一种痛苦。”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城里，在蒙帕纳斯区的“罗斯比”、“塞莱克”酒吧或更远一些的丁香园大道喝酒。晚上，一杯酒，听钢琴，听那首旧歌《我的路》，然后再喝一杯。他们活着，并没有死，没有忧伤，见一个爱一个，微笑，大笑，说话。这就是生活。他们还活着，在唱《我的路》。他们还没有死。根本没有死。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区别。无法消除。就这么简单。第二天，必须起床，不能再那样做了。不能再那样喝了，不，这太难了，这无济于事。只能更可怜。后来，当然，又坚持不住了，回到了酒吧，与男侍应聊天。那些穿着白色上衣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只需几句话。感觉好多了。
我在蒙帕纳斯的那个花园的小道上散步。以后，我可以这样做了，想您或不想您，这看情况。我走的总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步伐。我走着，重新抬起头。我走得更舒服了，呼吸得更舒畅了。我在外面走着。我不哭了，不哭。没有您，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您仍然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我也能这样做了。
我离开封闭的公墓，来到城中。我不坐出租车，我可以独自在城里走着，沿着塞纳河，一边走到夏乐宫。有时，我也走进帕西公墓，在里面转转。那里面也是秩序井然，一切都井井有条。有的坟墓花哨、富丽，有的坟墓简朴。名字、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无名的巨墓。每次总会看到一个新名字，想起这个已被遗忘的名字，因为我就是去那里找这个名字的。是的，我回巴黎后就干这些事，一大早在大街小巷里散步。我开始远离公墓了，在周围来来往往，越走越远，然后又回到那里。我没法不这样做。我监守着、看守着那个名字。
后来，1999年初，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我可以这样做了，走进那条路，呆在那个现在已刷成白色的房间里。我甚至让人把梁也刷成了白色。头顶再也没有那种阴暗的颜色了，这多让人高兴啊！我在圣伯努瓦路睡了第一个晚上，然后是第二个晚上，后来我就留下来了。行了，我可以在那里住下来了，在您给我的那个房间里住下来了。我又可以去花神咖啡馆了。“好久没有见您了。”系着白色长围裙的侍应们说。是的，好久了，三年了。这算不了什么。需要这么久，需要这空虚的、意识不到的时间。什么都不干，不说话，尤其不谈论您，对谁都不谈。我无法说出您的名字，不能说，对谁都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愿听见。但愿谁都不要说话。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像我还想把您关在屋里，和我在一起，让那种日子持续下去；好像我想到那个洞穴里去找您，找个有效的、不痛苦的方式自杀。但我没那么做。我一瓶一瓶地喝酒，一天抽三包烟，什么事都不做，人变得越来越迟钝，就像躺在床上的一棵白菜。我越来越胖。身体发胖了，越来越胖，胖得让人害怕。光阴流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明天，这种状况就会结束的，因为我要死了。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我并没有死，您看，我并没有死，因为我今天还活着。我把这整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您的故事都写下来寄给您。多么神奇的故事啊！
这并没完。为什么？您是谁？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提。我对您知道些什么？您对我又知道些什么？那是什么，1980年夏天之后您我之间发生的故事，以及在这之前，寄走的那些信，几百封信？“您的那些信，我全留下来了。有一些写得非常好。”几年后，您这样说。您以这些信为题材写了一本书，您把这本书取名为《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是您把这个故事公开的，全世界都知道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故事。简单而又平常，大家都看，一直都看，世界各地的人都看。什么“我爱您”呀，“我喜欢您”呀。这是怎么回事？总是同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真事。就这些。应该生活，也应该撒谎、写书、相爱、爱。“爱对方的什么？”我这样问您。
“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词都用光了。无法再说。几乎写不下去了。难以继续。是的，是这样，我停了下来，然而，在沉默四周，在沉默与沉默之间还有词。我给您写了几个字，我继续给您写了一封信，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您知道。几个月前，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我很高兴，是的，是这样。就像一种幸福。我可以这样说。
1999年3月8日，我让人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为您举行了一场弥撒。我想这样做。为了我自己。回到那个地方，回到教堂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三年前，您最后一次来到那里，被放进那具浅色的木棺材。
您躺在棺材里，您的脸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我不敢碰它。可我想碰。您已无能为力。这对您，对上帝，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只有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碰您，尽管我觉得这没有坏处。我没有做我想做的事：不，别以为真的是这样。我根据一种我并不完全了解的真实需要行事。否则就不会去公墓拜访，不会让人举行弥撒，不会献花，不会写信，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不会在沉默中思考。不，什么都不会做。您我只会面对上帝。会这样的。您别笑，别说我又来了，别说我是个小丑。不，不要这样说。我跟您知道得同样清楚。然而，事与愿违。
什么？您将变成什么样子？您最终会说的。
“不，我不会告诉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不完全知道。”
我们俩一起在那里看世界，看世界上所有的面孔，看了又看，并且说怎么办？拿这些东西、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又会怎么样？有时，我们百思不解。有时，我们哭着；有时，我差点扔下一切，扔下自己，扔下您，扔下一生。我们越来越不明白：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后来，又发生了变化，又重新开始了，不再停止。我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