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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更爱。
是的。我想像您一样，成为您，第一次来到这群岛。我还想呆在那里，等词汇从您嘴里出来，从您头脑中出来。等待从那里出来的词汇，等待已经写下来的词汇，已经印成书的词汇，我可以读了又读。等待美妙的词汇，我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可以第一次读到。您在那儿，所有年轻的读者都在那儿，他们独自或和您一道阅读那一个故事的全文，那也是我们的故事。从我读到《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的第一天起，从我第一次往圣伯努瓦路给您写信起，从您第一次给我开门起，从“80年夏”的第一个吻开始，从第一个晚上开始，从早晨的第一个吻开始，从第一次咒骂和第一本书起，那个故事就不会结束了。一辈子都不会结束，天天如此，直至厌倦，直至一钱不值。
而您也精疲力竭了：“结束了。我要死了。跟我走吧！没有我，您一个人怎么办？回来吧！”
我没有回来。您于1996年3月3日上午8点15分去世，死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我没有回来。我扔下了您。您死了。我没死。我仍活着，我在这里给您写信。
您发笑了：“瞧他把自己当作什么了，当作一个作家了。”您笑了，说：“除了写作，您没有什么可做的。写吧，不管写什么。您有一个极好的题材，一个珍贵的题材。是我这样跟您说的。别装作行家里手了，写吧！没必要自杀。别干蠢事。”
这个题材是什么呢？
这时，您露出了微笑。您的脸变得跟孩子一般，他对神奇的知识浑然不知，却又无所不知。那微笑可以说充满了您的脸，您的头脑，您的思想，您的心。您说：“那题材就是我。”
所以，我现在听您的。再次听您的。我写您。我根据您写作。事情并没有完，我还在，我没有死，我没有随您而去。然而，我天天想念您，我听您的吩咐：写作。
她索取了一切，我奉献了一切。完完全全。除非没有任何东西可索取了。我还在，完完全全在。不是为了她，不。在那里的是她，我在那里是为陪她。但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儿，在她身边，紧挨着她，却从不曾停止与她分离。她要我的一切，甚至爱情，甚至要毁灭我，甚至包括死亡。她想竭尽全力相信这种美丽的幻觉。她相信。她想尽办法，想把一种完整的爱情，把每时每刻都写进书中。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知道我不会就范，会抵抗，不会再做什么。然而，她坚持不懈，想得到更多，就像是一种英勇而徒劳的挑战。对她对我都一样。她什么都想要，她要一切，又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不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作这种尝试，希望我和她能合二为一，然而不行，这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情况下都失败了。她知道这一点，她知道她和我不但不能合二为一，而是一加一等于三。暂时的解决办法是引入第三者：写作。这种办法在尝试，一直在重复使用。这不能说出来，必须像秘密一样藏在我们心底。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普通的、平常的、人道的方式，不能说的话决不要说，否则会毁了什么东西。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天真而老练。真正的假天真，忘掉这种天真。就像必须忘掉这些文字、这些书一样。也必须忘记上帝。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让爱情更加伟大，让爱情更加明显，更具体可见，让它可以见得到摸得着。好像有这种可能似的。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字写出来了，有时您我会意一笑，完美的微笑。精确的一点，不会消失。不会消失是因为这是我对您说的，是我为您写的。因为事情并没有结束，而是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它不能停止，我们不能分离，词汇源源不断地来临。永不间断，直至永远。
5
我并非一钱不值，但确实是我，扬，日日夜夜、随时随地陪伴在您身边。您说：“没必要打电话给别人。打电话给您母亲、您姐妹，这没必要，因为有我在。我比别人聪明得多。您没有朋友，只认识一些无用之人，一些超级窝囊废。到了这种地步，真让人害怕。”
我取消了曾让人安装在我巴黎房间里的电话。没必要。电话一响，她就过来问我：“是谁？”我不回答，继续说话，好像她不在跟前听似的，然后匆匆放下电话。我不再打电话，不给任何人打电话。她说：“不管怎样，这没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您也不说话。”
晚上，在夜色中，我们锁在黑色的小汽车里，沿着河边兜风。“您看，这就是湄公河。这条河真是不可思议。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漂亮的河吗？看，水面的那些灯光，怎样才能描写出来呢？因为我们看着它们，它们只为我们而存在。不，我们对它们毫无办法。”
接着，她又说：“我从来没见过谁的车开得这么差。我害怕，我要回去。没必要晚上来散步。”我说：“那以后就别再出来了。”她说：“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的车。属于我的。您从哪来可以回哪去。我都不知道您从哪来。滚吧！让我安静点。”
当时，我想说几句话，故意突然刹车，让她痛一痛，要她的命。我说：“可事情并不是这样。世界并不是一无所有，还有爱情呢！”
她朝我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察觉到有一丝冷笑。她说：“算了吧，您的爱情和那些闹哄哄的东西，给别人吧！您是疯了还是怎么的。我们回去吧！”
“我看见我的脑袋在太平间里。我没有脸了。扬，快来，快点。”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间，您一直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来临。清醒得十分残忍，让人受不了。可以说，死神已经来临。您也这样说。您问我：“我今晚就要死了。您相信吗？”
有天晚上，我跟您聊起天来。只要您谈起死，您就不会死。“哎，您说呀。告诉我说我要死了，而您却活着。”您看着我，一副惊愕的样子：“说得不错嘛！”您平静下来，然后我们接着说话。
您活着，谈论着自己的死亡，谈论着通往死亡的道路。您不再离开您去的那个地方。别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
“拿这个我不熟悉的东西怎么办？怎么对付它？怎么办？扬，您告诉我。我们一同自杀，您觉得怎么样？我给您钱，去买一把手枪。我们自杀。”
《情人》（3）
我看着您。我说：“好啊。谁先开始？谁先打死对方？”我看见您露出了微笑，看见了您眼角的微笑，您好像才十岁。“我先开始吧，然后再看看情况如何。”
我们俩都笑了。笑得仰面朝天。我们捧腹大笑。您说不，这办法不好。别用手枪。我们另找东西。于是您找啊，找啊，想找到什么。您知道其实这并没有必要，您很快就会死。几个月后，几天之后就会死。您现在就差不多已经死了。然而，没有，您还活着，您还在。您在吃，在走，您和我在一起。您说：“我们需要钱过冬。我们写本书吧！”于是，我们又重新开始，重操旧业。您写着，您不会死。您不可能死。您向我口述了几个句子，持续的时间很短。总是书面语言，还带逗号。您听着句子，您忘了。您无法把句子重复一遍。
您想出了一个书名：《待消失的书》。
“这很美。起书名，我总是很棒。您觉得我能结束这本书吗？我能写完这本书吗？说实话！”
我说：“您每次都说同样的话。从第一本书开始，您每写一本书都这样说。”
您没有回答，您知道我在撒谎。这将是您的最后一本书，您将写到最后一天。临死前三天还在写。直到最后一刻您还想写，想做您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写作。
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您还没有睡，我们在看电视。您坐在客厅里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上，我躺在布满坐垫的沙发上。那些坐垫有的是您好多年前做的，有的是在旺夫门跳蚤市场买的。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不时地看着您。您在打盹，您睡着了，我怕您摔倒。我监视着您的一举一动。但您没有掉下来，您每次都及时立起身来。
后来，音乐突然响起。也许是首华尔兹。舞曲出现了。
您站了起来，开始跳舞。跳了几秒钟。我也站起来，我们一起跳舞。走了几个舞步。跳了没多久。您精疲力竭，在那张红色的大扶手椅上坐下。音乐声停了。
晚上，我起床到您房间里去看您，看看是否一切都好，看看您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那儿。是的，您睡了；是的，您在呼吸，一切正常。灯亮着。我也可以睡觉了。
最后那几个月，您常常在半夜里起床，穿过套间。您没弄错，您还知道方向，知道我睡在哪里。我睡了，很累。门开着，我听见您的脚步声。您总是细心地穿上皮鞋。我听见您朝我房间走来。您开了灯。我睁开眼，看见了您。我问：“是谁？”您说：“是我。玛格丽特。”
“坐到我身边来吧！”
您坐到床沿上，架着腿。
“您这样不冷吗？不穿衣服？扬，不管怎么说，这没有坏处。聊一会儿吧！”
您说着，谈起往事，谈起电影剧本的素材。您问我对那个电影拍摄计划怎么看。我想睡觉，头脑迷迷糊糊。您继续说着，无法停下来：“说说话有好处。整天睡讨厌死了。”
六点左右，我看了看表：“您回房间去吧，我想睡觉。雅米娜九点钟要来，我得睡觉。”您看着我，站起身来，使劲全力，“砰”地一下关上门。我听见您说：“我跟隐居者生活够了。我得尽快换人。这种生活，如此无聊的生活，我再也无法过下去了。”
也许，我不应该睡觉；也许，我应该再听下去，再呆下去，再爱下去，永远没个够。无法想象最后的一天马上就要来到，无法想象。因为您整夜整夜地说话。我们应该讲得更多，对，好好讲讲。可是，讲什么呢？编造一个爱情故事，比书中的更伟大。但怎么说呢？这怎么可能呢？
有几个晚上，我想睡觉，我要您走，回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死亡。有几个晚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把您打发走了。我赶走了您。您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房间里等待死亡，从无一句怨言。第二天，您又回来了。
我们俩独自关在圣伯努瓦路的这个套间里。我们在等待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只知道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您很快就要死掉了，没必要再跟您说笑话。
我们在那里不知干什么好。我们吃东西。我强迫您吃东西，我用小汤匙喂您吃。您吃着，您还有力气吃东西。有时，您从我手里接过小汤匙喂我。您喂我吃东西的动作就像在玩，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好像您说您跟我一样，我们俩很像，像两个孩子。死神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在玩，一直在玩，从“80年夏”开始，甚至在这之前就开始了。“你寄给我的所有那些信”，您想起来了，“那些信我都留着。我用那些信写了一本书《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布列塔尼的犹太人，我就是这样叫您的。是我这样对您说的。”是的，吃吧！吃吧！必须吃饭。“不。”您推开餐具，叠起餐巾。您来来回回叠了几十回。我继续吃着。您只玩餐巾，摊开，把手放在上面，好像要把它熨平一样，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餐巾一折为四。我说：“别玩餐巾了。很烦。”您看着我，说：“您不知道，我总是对颜色感兴趣。我太喜欢这种红色了。”您继续玩餐巾，摊开又叠好，叠好又摊开。看餐巾的颜色，别的都不重要。红色。弄清楚它是怎么存在的。
是的，我们在那里等待。时间流逝。每天都像是偷生。又活了一天。我每星期给您洗一次澡。我把您抱到浴缸里。您大叫：“您是不是想把我杀死？您就是这样杀老妇人的。”您泡在水中。我擦着您的背、您的胸、您的臀部、您的脚，我给您洗头发。您叫道：“杀人犯，我早知道我会被您杀死。”我继续给您洗着，一句话都不说。我碰到了您的皮肤，您瘦瘦的，就像湄公河边的那个女孩一样瘦。中国北方的那个年轻的情人看见并且爱上了那个女孩。我把您抱出水面。您说：“我冷死了，我快冻死了，一点不骗您。”我迅速擦干了您的全身。我给您穿上一件长袖汗衫，一起到您房间里去，给您吹干头发。您很喜欢吹头发。您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照自己的脸。您很喜欢浴后这么休息一会儿。接着，我给您洒了一点花露水。您搓着手，说：“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这种花露水。这东西一定是您的。”
最后一个澡，最后一餐饭，最后一个微笑，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我们事先知道哪天要死，知道一切都有可能随时停止，不，不会的，我们活着。我们濒临死亡，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生活在一起。肉体还在，互相接触，有时还互相抚摸。晚上，我们互相抚摸着脸，想认出什么东西，抓住什么东西。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想再写些什么东西。也许吧！谁也不知道。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就当一切都好。好像时间不会停止，必须勇往直前，全身心投入，不要弄虚作假，体验一种激情，一种爱情。因为它很快就要停止；因为它不会停止；因为我在写您，这还没完；因为我在跟您讲述发生了什么事。
那场爱情确实还没有过去。它还在，凝固在那儿，没有名称。关于它，我什么都不说，我不知道。那是您一手创造出来的。事情还没发生，我就知道那是真的。但愿一切都是真的，以及您和我。我不知道这怎么说，但您知道。因为您每天都在写，都在寻找那个词。不单是那个词，而是那个词前后的别的东西。在我无声之词的窟窿里面寻找。我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您也说过，我也说过；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写。一如既往。第一次，在这之前的第一个字。
《情人》（4）
我无法把您的姓“杜拉斯”与您的存在、与您、与您的身体分开。从此以后，只剩下这个姓，举世闻名的姓：杜拉斯。这三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书名和您写的一切文字，也包含了署名为“杜拉斯”的那个女人。这是作者的名字。它印在封面的上方，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个姓译成外语还叫“杜拉斯”，到处都一样。这个姓单独成了普通名词，被读她的书和不读她的书的人，甚至被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的人们广泛使用。它毁誉参半，被人妒忌，遭人诬陷，受人虐待，似乎一钱不值。这个名字可爱而被人爱。它不属于哪个人。它属于大家，属于读她书的人，属于第一次读《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兴高采烈地喝康巴利酒的那些年轻的读者。它也属于别的人，属于读不懂她的书和没读过她的书的人。没读过她的书，离得远远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杜拉斯的名字已经写下来了。全世界到处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只要打听一下这个名字，只需买一本书。书上有她的名字。谁想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名字。它不可能被人忘记。不，不可能被人忘记的。我的名字，扬，也不可能被人忘记。决不可能，它已经被您永远地写进书中了。即便不叫这个名字，它也不会消失。
今天，您的身体已经消失三年了。没有躯体了。事实上，自1996年3月3日以后就没有躯体了。在那个星期天，您的躯体很快就被送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太平间里去了。我不想再见到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也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您已经死去的躯体。那就像是一种耻辱。不要这样让您暴露在别人眼前，暴露在世人眼前。星期天下午五点左右，您的躯体就已经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寓所。圣伯努瓦路空空荡荡的，平台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一辆灰色的救护车把您运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殡葬间。您乘车穿过巴黎，没有我。我留在家里。应该发出通知，应该告诉大家您死了，说3月3日的这个星期天，上午八点，杜拉斯死于巴黎。我将宣布这一消息。我做了。我告诉法国新闻社：杜拉斯死了。法新社向杰洛姆 · 兰东1核实这一消息，说不定是开玩笑呢！我说没错，您的确死了。几小时以前死的。这是真的。我们可以宣布：全世界再也不会有署名为杜拉斯的新书出版了，再也不会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殓房看您。您穿着我前一天带给殡仪馆的衣服。您穿着那件墨绿色大衣，那是您自己做的，布料是在旺多姆广场买的。是《情人》出版后您的出版人送给您的。
“您知道我是谁，我不付钱。这是我的出版人杰洛姆 · 兰东送给我的礼物，您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不付钱。您把发票寄去。扬，给他地址。”
那天，您在旺多姆广场的那家商店里买了三块布料，准备给自己做几件大衣。您说：“我不会感到难为情的。我跟他说买两块，但我现在要买三块。您选一块红色的，草莓压碎的那种颜色；一块驼毛色的，一块墨绿色的，车厢的那种颜色。”
您躺在那里，脸淡淡地化了妆，涂了口红。您很正常。我没发现您有什么变化，没有。好像您在住院。我坐下来，等待。什么都不想。我在那儿等着，就像个傻瓜。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无事可干。一切就绪。3月7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将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向您告别。然后，您将去蒙帕纳斯公墓。殡仪馆的人说，您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就在路边，靠近主干道，进门后靠左，在门的另一侧，萨特和波伏瓦也葬在那里。您想，那是个多好的地方。
我站在您面前，等待着。您再也不说话了，眼睛不再看东西。我看着您的脸，不敢碰它。我不想碰到您冰冷的皮肤，我不能够。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不能碰您。这个已经死亡、冰冷、僵硬的躯体，穿着墨绿色的大衣和浅色的皮鞋。那双鞋是在马勒泽布大道的“金鞋”鞋店里买的。那天，您买了两双鞋。那是在夏天，我们要去特鲁维尔。您说：“我没鞋穿了，得去买鞋。”我们去了“金鞋”鞋店。您给我买了一双凉鞋。漂亮极了。“我说，在特鲁维尔，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鞋。”女售货员让您在贵宾留言簿上签名。我们对那几双鞋感到很满意。
我看着您。
我看着面前这张闭着眼睛的脸。它没有睡，它没有死。然而，它死了，的确死了。我无法拥抱您。所以，您真的是死了。
星期四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