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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都自信能把浪费掉的时光捞一点回来，我浪费在原罪中，他浪费在激情里，理性的觉醒之后，失落的性质是一样的。
后来听说先让走了，上朝鲜，还是去了美国，我也东奔西赴，一晃就是十几年，待到在北京重新安顿下来之后，忽然接到他要到万荷堂看我的电话，鬼才知道他打哪儿来？不定窝在北京哪儿都没去，说是马上就到，开了大门一路嚷到客厅，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原来这十几二十年他真的混在外头。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先让朝鲜的爹，气得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爹不爹，先不管，和朝鲜（韩国？）有家庭关系一定不伪。倒是佩服这老小子藏而不露的修养道行。也可能组织早就晓得，我至今才晓得，算不了鸟事！
给我看一些他在外活动的报章杂志，多少年来他既画画又写文章，开了不少画展，靠画吃饭，瞧阵势想必能行！
接着送了一大函画册给我，名叫：
《黄河十四走》
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韧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
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
《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不是你杨先让自己说，是我说，你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你真正像一句人们常挂在口头的套话：
“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在你头顶上，是一个荣耀的光环。
文化的发明，往往原始于一颗智慧的火花。只是火花毕竟只是火花，你看准它，捕捉住它，给予它现实的设想，一次、两次、一百次、一千次的实验……所以，任何时期任何文化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只是一个过渡，从前人到后人的过渡。居理夫人、爱因斯坦是这样，贝多芬、马勒、巴托克是这样，毕加索、米罗是这样。——甚至是后人的踏板！
“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胳，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湮没的文化有待发掘，沉睡的文化有待唤醒。民间美术至今给莫名其妙的朦胧力量毁蚀得差不多了，有的先生觉得它落后需要改造，有的先生任其柴烧墙毁，如此如彼，真正有切肤之痛的贤达人士又力不可及，现代科学文化冲击使创制者本身也渐失信心，所以保护、推广拓展的工作还很艰难。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贫者曰：吾一瓶一钵足矣。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
这是小时候，彭端叔《为学》篇记下来的，可能有错漏，书于卷末，代表向去了南海的穷和尚杨先让的祝贺。我当然不是那个富和尚，我是个没杨和尚那么气宇恢宏的快乐的穷和尚罢了。
2001年11月2日
湘西黄永玉书于北京徐辛庄万荷堂
火里凤凰
这是五十年前刚解放的时候，为香港《大公报》写的家乡凤凰的“特写”。
文章不单幼稚，还有点自以为懂事的“左”。给谢蔚明老兄看到了，他说可以印出来，我不好意思；如果当时他说“嗯，的确不怎么样”的话，我就有勇气不印了；但他说了相反的话：“历史嘛！有用的……”而且催促得很紧。
五十多年了，留下这个带着儿时尿臊的纪念罢！
云深不知处
——麟庐兄画展序
麟庐兄要开个画展了，我在意大利，不一定赶得回来，倒是想尽力赶回来参加他的这个盛会。
这个展览会对他自己，他家人，他朋友，甚至对文化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展览会里可以欣赏到他作品的功力、学养和历练过程。相信观众在这些作品面前会瞪大眼睛，惊讶赞叹这水墨淋漓飘逸潇洒的笔意。唉！麟庐兄和我相识近五十年，那时候大家都颇为翩翩年少，毕竟今天他已经八十五岁了。
八十五岁不是开玩笑的年龄！
自从八十五岁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北京城圈圈里，虽然也走南闯北，实际也不过是走一走又兜回北京城来，这个人不是那种只爱远游而不顾家的人。人是山东产，却在北京城度过了一生。
他是一本文化大书，他的经历、交往、见闻、修养、道德观、吃喝根、妻儿缘……十足丰富灿烂。
他一生知足，自得其乐，不炫耀，不满溢，大方，厚道，懂得分寸，严操守。作画无价值观，有情感观；从情作画，信手送人，张三李四，苹果啤酒，都是好人，都是情义，于是摊纸磨墨，画将起来。既不懂市场经济，也不讲购求关系；画价升降毫不在意，论资排辈视若等闲，来者不拒，见者有份，吡哩叭啦，卷了就走！……我曾表示过看法：
“老许呀！老许！朋辈尊长的画作你珍惜尊重，自己的画作倒是闲抛闲掷，真难以让人理解。”
他说：“十二亿人口，几张画铺不了那么宽！人一辈子开心就行！”
我说：“你不严……”
“那么严干吗？”他说。
中国有许多人自称齐白石学生。依我看，去过齐家几趟，照了三两张相的人有的是，都是学生，怕未必！齐老头死了，要声明没那回事也难了。
李苦禅、许麟庐很少把学生不学生的挂在口头，倒真正师从侍奉过齐白石。拜齐老头为师，精研师道，作出师承的成绩。
从师茧中出脱，悟时自渡，才见出从师的功架。
齐老头过世多年，研究他老人家的书籍出了一本又一本。齐老头又不是写书的，理论都在脑子里和言语间，这些珍贵的珠玑只有身边的徒弟们才能会心。苦禅这位好老头太早仙逝，剩下个许麟庐，我真觉得可惜没有或很少有人去向他讨教、认识齐白石。随口道出的机密，比堂而皇之的“叫板”珍贵得多。许麟庐是座齐白石矿，我懂得他。
麟庐兄曾有人戏称他是“东城齐白石”，我并不觉得粗俗。他顺手能画出齐老头各类型的作品，郁沉、朴实、厚重方面的，轻快活泼方面的，林林总总，无一不像，简直像到了家。如果老许真要弄出几幅“齐白石”作品来，不客气地说，那眼下假造齐白石的人和那些作品，只能算是老许的龟曾孙子。哪儿是哪呀！
老许高起兴来也动手几幅齐式虾蟹，那点水，那点透亮，他可算是敏悟绝顶的人了。唔！对，下次见面，找一张好宣纸，请他来一幅齐式鲜活虾子和螃蟹才是！
记得一九五三年我拜望齐白石老人时，是可染先生带去的，为的是给老人画速写，有老许在座。老人住在一位女弟子家。画完了给老人看。老人说：“蛮像咧！”后来还照照片，我坐在老人身边，可染先生按的快门；可染先生坐在老人身边，我按的快门。
木刻刻好了，预约时间送去给齐老头，到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和平画店去约老许，老许头戴巴黎帽，身穿讲究的好料子长褂，很是潇洒漂亮。他本来有事，后来说：“算了，不管了！”又提议邀李苦禅，问过，不在家。郑可先生老远地从白塔寺赶来汇合。可染先生带上队伍西单下车，进入白石铁屋。后来又来了裱画的刘金涛。白石老人喜欢我刻的像，要请我吃饭，于是带了大帮子人马上金鱼胡同口升隆饭庄三楼。
第三次是我在西单菜市场买了两长串大闸蟹去的。可染先生事先关照我齐老头喜欢吃螃蟹，麟庐兄也在座，还有谁，满满一桌人，记不起了。
后来的一两次和谁去的也忘了。老人家前后还画了两幅画，一幅带蜜蜂的紫藤，一幅荷花。画荷花的时候老人家边画边想必“入定”，在荷叶杆点点子一直点到荷花瓣上，护士老伍抓住齐老的手往回挪说：“往这里点！”
因为去得少，去得珍贵，所以样样小事都记得住。
麟庐兄多年随侍齐老之侧，可惜老兄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否则俨然一本“罗丹论艺术”式的“齐白石论艺术”，将成为艺术宝典。
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齐白石艺术的通人。这情况别人难以认识；恐怕连老许自己也不自觉。
五十年代初麟庐兄在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开了一间和平画店。原来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的尊人留下三架小小面粉机给他，就在胡同口路东单菜市场对面，三间门面开起面粉加工作坊来，即是把麦子放进机器然后吐出面粉的那种简单玩意。祖业不可抛，经营起来却索然无味，于是每天跟当时也颇为年轻的李苦禅在二楼上画画喝酒。一声“大热天有阵雨”，就拼命下楼往东单广场跑，抢收晒在那儿的麦子。
年轻天真，不懂事，加上个艺术家的命。这命，嘿！
后来面粉铺子还开不开我没打听，倒是就近的那间和平画店非常有名。所有的文化人都往那里蹿，还有当官的和一些世界著名的“和平人士”们。
我中央美院的收入有限，加上一点点稿费，居然也常到那儿看看。高丽纸画的那张徐悲鸿的《漓江烟雨》就挂在进门的东口，西边靠桌子一架楠木境框里齐白石的两个德州大西瓜盛在破篮子里的四尺大画，和一张同样尺寸未装框的李苦禅三只灰鹤的画同时震慑了我，我举棋不定。不必考虑大师和门徒，我面对的是重要的艺术。口袋只有一张画的钱，买了齐白石，下次不见了李苦禅如何是好？于是把钱放到老许手中说：“我要李苦禅！”
老许感动了，他望着我说：“永玉，真有你的！这样吧！你买齐老这张，三只鹤我让苦禅送你！”
交易真这样做成了。事隔五十年，老许这点山东豪劲，真令我难忘。
从和平画店我买过十几张齐白石，一张黄宾虹的《荆江所见》，三四幅溥儒。“文革”抄家退还给我的，只是最初那张李苦禅和齐白石。五十年来，李、齐两幅画陪我到如今，说异数也真异数。
资本主义改造运动之后，和平画店由公家当了老板，搬到王府井。麟庐仍笑眯眯地在那儿工作。他划了个甚么成份呢。面粉厂老板？和平画店老板？是小业主还是资本家？吃了苦头没有？心痛不心痛？不好问。他原本就是喝酒的，看不出他平常喝酒和借酒浇愁的明显分别。
我当时心情也乐混在浪潮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子上不是对资本家报喜的时候讲过吗？“资本主义改造像吃狗肉，开始不敢吃，吃上一口之后就越吃越有味！”（大意）我黄某以前也是喜欢吃狗肉的，毛主席吃狗肉的理论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
王府井的和平画店也搬过三次家，一下没有台阶的路西，一下有台阶的路东；一下又回到没有台阶的路西，再后来和平画店不见了。有一年的有一天，我发现麟庐兄在琉璃厂荣宝斋站柜台。他仍然那么笑眯眯，这着实使我深沉地难过起来。是不是有人在哪个节骨眼上误会了，忘记老许是个杰出的画家。
我在北京四十多年搬了四次家。开始在大雅宝胡同，后来搬到美院本部后头的宿舍，再搬到新火车站的罐儿胡同，度过了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之后搬到三里河宿舍。
没想到第三次搬家的时候会这么贴近芝麻胡同老许的家。原来罐儿胡同往前走七八步就到苏州胡同，左拐三四步右转弯就到芝麻胡同许家门口，近到说给人听都不信。
“文革”前那几年我们两家的来往真叫开心。
老许家是个单独的院落，栽着许多花木。儿女从一数到九。我算术打小时就不好，我记得老大和两个女儿嫦和娥，怎么一下子就数到小七，然后小八，再是小九。剩下三个怎么数也数不过来，可能我见过二、三、四，也可能各家有各家的计算方法。
这个家一直到今天，到我的见识和情感的极限处，我没见过第二个这么温暖甜蜜的家庭。真是那首出名的英文老歌《HOME SWEET HOME》里头所唱的“那么完美，那么动人。”老话所云父母慈祥，子女孝顺，未免太概念，许家生动多了，丰富多了。
儿子女儿各有各的工作单位，上班下班。家里剩下龄文大嫂和老许两个人。晚上，除老大外头有家室住处外，其余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小七已成家，还有个恬静文雅的小女儿。满院子的大金鱼缸养着的名种金鱼都由他管。到秋天还喂蛐蛐，几笼画眉和别的什么名鸟由他照料，话虽少而喜欢打架，“文革”的前门外那场“名架”是他照应主持的……所以我们叔侄之间有空时就互投所好，畅论这种天下。小八温和，弄点音响之类，似乎是在继承爸爸的艺术事业，静静的，且有点腼腆。小九这小子是个快乐种子，大声礼貌地笑着，插上一两句得体的有趣的嘴，伯伯叔叔都愿意亲近这家伙，只是不知道他长大会干什么？他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小，我儿子在街道工厂，我忘记他当时什么营生，孩子们的未来谁料得到？
嫦和娥用广东话说是一对“女”，我踏进许家大门之后从来分不清她俩哪位是姐哪位是妹？我故意装成从来不糊涂，分别她们两位易如反掌的神气。说老实话，对她们两位的容貌，三十年来，请多多原谅，至今我还闹不清楚。
嫦和娥都在上班，却是妈妈的得力帮手。如何帮，如何助，难以调查；反过来看，龄文大嫂少了她们，势如潮涌的工、农、兵、学、商、党、政、艺各界大驾光临，老太太怎么招架得住？老许又是个万事不在乎的员外脾气。
说起老大和我之间，还有一本“血泪账”。
“文革”热火朝天之际，我们学院厨房大师傅小万又名“万众”组织了一个“工人革命委员会”，简称为“工革会”，自我规模宏大得狠。有一天找了我去，知道我是教木刻的，要我为他刻一个“工革会”的印章，明早就要。我哪里会刻章子，便偷偷把老大拉到我屋里来，他是个金石家，应该不会有困难。没想到他心里忐忑，一边刻一边流汗（当时是大冷天），忽地一刀戳进左手食指，满手鲜血，赶忙涂上红药水和碘酒，捂着手落荒而逃……
第二天，那个小万又名万众的在大操场对我轻轻说：“昨天叫你做的事，不要做了。”我的心腾的一下子掉进大肠里。
最近见到老大，我想起这件事。想起这件事又能怎么样呢？血没白流的只能是我衰年心痛的感谢。
这一家的孩子，是老许所有朋友们、孩子们的伯伯叔叔的勤务员。办事跑腿，无一不能，像间随叫随到，效率极高的社会主义服务公司。几十年前，朋友们只片面地感觉到许家的家教好，孩子们不单快乐而且勤劳，有同情的美德。那时的文化界的老朋友们夫妻分散，孤苦伶仃的占多数。哀哀欲绝之际，得到许家孩子们细致善良的关心，倒是真心实意地感到“一股暖流通向全身”。孩子不只是听话才这么干的，满身阳光地来，干完又满身阳光地走……要知道，那时许家本身处境也十分困难啊！
二三十年弹指间，许家的孩子们个个都长大成人了，当年的助人为乐的家庭教育取得了道德上的好报应，一个个成为心胸开阔的各有成就的人。真没辜负两位老夫妇的苦心。
当年的那个家像座善心的寺庙，时常有些飘零落魄的和尚来“挂单”，避个风雨，求点慰藉。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前脚刚走转身又回来的照样殷勤欢迎。
我二十多年前在日本遇到文艺前辈井上靖先生，他慎重地问起我在日本声望很高的大书法、大金石、大画家钱瘐铁先生的情况，我尽所知的讲给他听了，钱先生和我有过许多来往，受益匪浅。时时想念他，想起他心里就很沉重。钱先生和郭沫若当年在日本有很深的交情。这个老头儿脾气不好，性子急，“反右”本来没有他的事，却在会上为好友林风眠、刘海粟打抱不平。“真是好大狗胆！”结果自己也戴上了右派帽子。找老朋友郭沫若。郭沫若是随便找得的吗？只好到芝麻胡同找老许，一住就是半年。天晓得那风雨飘摇的半年是怎么过来的。
明末，寥落的陈老莲在大少爷的张岱的园林里住过好长一段时间，赵之谦在山东潍坊大少爷郭味渠的家也住过好长一段时间（当然这是郭昧渠的祖宗作的东），看起来画家在朋友家作书画画这类事情是自古就有的。
麟庐兄北京的家园在朋友心目中应是个可以寄托情感的地方。独门独院，情感浓稠，真耐人回味。
想说一说“文革”以后的一桩公案。
好多人说来说去都不准确。
“猫头鹰事件”是一些人硬造出来的。
“文革”过了，我们下了三年乡又回到北京城了，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和一些人被调到北京饭店去参加十八层新楼的美术工作。我没有画画的任务，只做了一些计划性的书面构想，比如哪一层会议室画些什么，摆什么，什么格式，请谁搞谁画最合适之类的设想。也不一定按时上班。做具体工作的都是海内高手，我份内的工作也不怎么操心。
既然常在家，也就穿着拖鞋懒洋洋地到许家去闲坐。有天，老许拿出一本空册页要我在上头画幅画，说是南京宋文治要。想来想去也不知画什么好，老许就说画个猫头鹰算了，我当时虽不认识宋老兄，但画是可以画的。
为北京饭店的设计工作搜集画画素材，我们一行四个人——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到南方名山大川走了一圈，年底来到成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