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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一不作，二不休？
在每天去井口的那些日子，我们心里盼望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抢险队赶快挖到井底看看井下到底还有没有遇难矿工的遗体；另一个，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到了井下专家就可以看到爆炸的现场，通过燃点、炸点来判断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为下一步追究责任提供依据。然而新打开的井口太小，抢险队挖掘进度十分缓慢，好几天，每天只有两三米，更悲壮的是挖掘工作进行到了一半，人们正焦急等待着结果，谁也没想到，抢险队24小时不停挖掘的“新井”又塌方了。
看来要想弄清楚“繁峙矿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爆炸究竟是因为什么引起，工作还要重新来，而且希望已经变得十分渺茫。
“王全全探矿”和富源煤矿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独眼洞”，而是由一个主井、一个副井两眼井组成。主井是一口竖井，直上直下的，下面通着很多巷道；副井呈台阶状，下去几十米有一段平台，下去几十米有一段平台，每一个平台算一步，6个平台说明“王全全探矿”副井一共有6个作业面，俗称6步井，每步井都和主井相连，承担通风和出矿的功能。
本来采矿就是一个技术要求很强，安全要求很高的行业，采矿要用炸药，炸药的保管不仅要求科学、责任心，还要求有定期的安全监督检查。矿井无论是哪个部位设有炸药库都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但是“王全全探矿”井下真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的确有一个炸药库，这个炸药库就在一步井的平台。出事的那天炸药库里刚刚补满100件炸药，每件炸药25公斤，100件就是2500公斤，爆炸也发生在副井，因此有人推测直接导致“王全全探矿”爆炸的原因是井下电线短路引起明火点燃了炸药，连续三声的巨响从地下传到地面还如山崩地裂，这绝不会是发自井下零星的炸药被引爆。
幸存者如何死里逃生？
第二次去繁峙我的任务很明确：下井。
本来第一次采访，我就想下去看看，但是当时抢险队对“新井”的挖掘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没有联合调查组的特许记者连井口都不能接近，那个时候下井不仅有危险，而且干扰抢险，因此我们的计划在当初颇显得有点一厢情愿。
第二次采访联合调查组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吐了口，但是这一次下井有没有危险？依然有，何况“新井”塌方了，我们要乘罐笼从原来已经封闭了的主井井口下到主井和副井相连的三步井的地段，整个主井三百多米，三步井130米，这样的距离让人光想想就觉得害怕。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出于职业自律，我是要现实一点的，这点“现实”不仅仅源于家中老人、丈夫、女儿的担心，毕竟我在矿上呆了那么多天，见了那么多遇难矿工被从地里挖出来的照片，站在现场向观众介绍过事故发生地，蹲在焚尸处手里拿过死人骨头对着摄像机向观众做过现场报告，这种氛围天天包围着我，心里不恐惧那是假的，何况就在我们决定要下井的头一天，主井因为连续下雨通往三步井的地方刚刚发生了塌方。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下。
那一天早上，我和摄像师、编导都换上了抢险队员穿的绿色工作服，头上戴着黄色的矿帽，嘴上不想说，心里却突突的。惟一让我感到有了一点安全感的是“爆破大王”王百姓主动提出要陪我们一同下。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我就要下井了，脚没有打抖，但是人像狗熊一样地往罐笼里一钻，手还是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了铁笼子的粗铁条。
“哐当”卷扬机发动，罐笼被一根手指头粗的钢缆吊着开始往下沉。开始的时候我还能见到亮儿，后来越往下眼前越黑。几分钟后到了井下，井下的黑暗和阴冷本来是不变的，但那一次我却能感到这两样东西对人有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窄窄的巷道只有一米多宽，脚下、头顶、身体四周全是矿石，一块块石头互相挤压着中间没有任何粘结物，任何一种外力在想象中都有可能把它们挤乱，塌方是随时的。
刚下去时我们几个人谁都没说话，突然，一块石块儿从头顶上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一段水管子上，发出怪异的贼叫，吓得人心嗵嗵乱跳。
很快，我发现在这样的洞里不说话是很可怕的，于是就开始不停地告诉观众：“洞里现在正在滴水，说明地上下雨，井下也会渗透”；“现在我看到身后的巷道原来和副井三步井相通，爆炸后这里发生了塌方”；“我脚下现在站着的地方据说当时死人最多”；“那些我手电筒照到的地方就是金矿”……
就这样我在井下不停地说话，采访结束后我回到北京，领导看了我这一段在井下的“串场”还表扬我当时看起来很勇敢，可是我的妈呀，上帝知道我当时其实是多么气短。
一小时后我结束了现场叙述，三步并作两步向罐笼跑去。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现场出完了，罐笼赶快把我和同事吊到地面。但是当罐笼由黑到亮快把我们这些人吊到顶上了的时候，我突然感到真正的危险还没有过去，因为我突然想起采访最开始我接触过的吴勇的父亲，他的儿子，那个17岁的小矿工，他的罐笼就是在空中行驶到了一半钢缆突然折了，6个小伙子在井筒子里顿时成了自由落体，都摔成了肉饼。浑身一阵冷汗接一阵冷汗。
当然我现在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描述我在井下的感受，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向读者展示我的恐惧或勇敢，而是想让读者由我的感受想象“繁峙矿难”发生时那些矿工在事故发生中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境况。
事实上我采访的时候听了好几位幸存者向我讲述他们当时的处境，而如果我自己没有下井我根本不能真正切肤地感受到他们当时面对的比我要大上无数倍的恐惧和无助是会怎样压扁人的精神。尽管采访艰难，田正尧还是躺在砂河小旅馆儿的床上向我哭诉过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记得那次采访到后来我问他：“爆炸时你在哪里？”
田正尧说：“在五步井。”（五步井？那可是比我下去的地方还要深将近100米。）
“你听到爆炸声了吗？”
“没听到，但是当时的风很大，我们6个人都被掴倒，我摔得牙疼。”
“然后呢？”
“然后就停了电。”
“停了电井下就一点东西也见不到了吗？”
“是，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摸。”田正尧说。
“那么后来呢，你听到了什么？”
“听见有人在哭。”
“什么人在哭？为什么？”
“两个小伙子，怕上不去。”
“井下一停电就有危险吗？”
“当然，井下一停电就没了风，没了风就没法送氧，没了氧气人还能挺多长时间？”
“当时你害怕了吗？”（这是废话，我在井下还没有停电都吓成那个样子，田正尧他们当时怎么会不害怕？！）
田正尧说：“怎么不怕？虽然下井时间不长，但是井下一停电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事。那时还不知道是爆炸，后来闻到烟味儿，渐渐喘不上气来，我就怀疑是不是炸药库爆炸了，我知道副井一步井的平台那有个炸药库。要是炸药库爆炸了，就有毒气、二氧化碳。”
实际上后来是井下一个和田正尧一起干活的老矿工头脑还比较清醒，他意识到在那个时刻人必须保持冷静，而且他知道“王全全探矿”井下有好几处巷道和临矿的矿井相通。于是他最先站起来制止了年轻矿工的哭叫，四下寻找手电，幸好他们下井还带了两个手电筒，于是急忙打开，开始爬行着找临矿的矿井出口。
那以后几个小时黑暗中的摸索，老矿工叫大家一定要手牵着手，谁也别掉队，掉队就意味着没有可能逃离死亡的魔爪。
走错了路，他们又返回。四肢被划伤了，谁也不敢停下来。爬了好几条巷道，眼前终于有亮光了，出口找到了，几个人才连拉带拽地爬出洞，拣回了自己的命。
田正尧最后告诉我如果没有老矿工在，那一次即使他们知道临矿有出口也爬不出去，出不去就只有一个结果，和他弟弟一样被熏死，就是这样，他们最终逃生了，可是出来的时候，他的嗓子已经受不了：“要是再找不对地方，我也活不成了。”
殷三被抓
还是在刚上山的时候，有一次我遇到中央6部委联合调查组组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我问王德学：“如果以后的调查能够证明‘繁峙矿难’有地方行政官员的保护，围绕着这个矿会不会还有权钱交易和腐败问题？”王副局长眉头紧皱很气愤地当时就给我扔下了这样一句话：“不用等以后，我看现在这里头就有问题！”
经过了“富源矿难”我丝毫不怀疑王德学当时和我说的这句话作为一个官员有什么不谨慎，实际上从第一次进入繁峙，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跟踪“繁峙矿难”，一连串儿的疑问始终在我心里上下翻腾，我早就急于进入幕后去捉鬼了：
“‘繁峙矿难’一发生繁峙县委、县政府为什么没有认真调查死亡人数？”
“为什么一开始就认定此次事故是‘2死4伤’？”
“为什么事故已经出来了却没有派人保护现场？”
“为什么不监控矿主、总承包人？”
“为什么让殷三在稳住了政府所有官员，藏了尸、填了洞，还有时间从从容容地逃跑？”
“殷三究竟是怎么拿到‘义兴寨金矿0号脉’承包权的？”
“殷三承包后有没有安监部门上山对他所承包的33个矿洞进行定期的安全检查？”
“如果有人检查为什么‘王全全探矿’的炸药库会长期安置在井下？”
“围绕着‘矿难’会不会有地方保护主义？”
“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如果有是出于地方集团利益，还是个人利益？”
一连串的问题哪一个能弄清楚都会撕开有可能存在着的黑幕的一角。
6月22日“繁峙矿难”发生，7月1日中央6部委联合调查组成立并进驻繁峙县砂河镇，到了7月8日，“新井”挖掘、追捕逃犯两项重要工作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天调查组在砂河镇五台山宾馆召开了工作碰头兼记者发布会。会上组长王德学言及上述两大工作心情极其急切。我坐在最后一排，当时还不知道邻座坐着的就是忻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浩。王德学在台上紧锁眉头，苏浩在台下倒是一脸平静，此时谁也不知道他对于抓捕殷三心里已经有了八九分的把握。
2002年7月9日凌晨3点半，我们摄制组还在房间休息，几小时前我刚刚结束对苏浩的采访，那次采访我的中心问题就是忻州市公安局何时能将殷三等人抓捕归案。苏浩很自信：“快了，如果事情进展得顺利，明天早晨就会有‘令人兴奋的消息’。”所以那一夜，我们摄制组虽然已经进屋休息，但是谁也没有脱衣服，可以说是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出去跟随警方抓捕殷三的重大行动。
果然，只有几个小时，“令人兴奋的消息”来了。我的房门被苏浩敲开时间是三点过几分。苏局长说：“快，殷三在5分钟前刚刚落网，如果你们有兴趣现在就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
“兴趣”？我们当然有“兴趣”。殷三被抓，意味着所有与“矿难”相连的疑点从此有了一张能够说清楚的嘴，这消息太令人振奋了。于是我们马上坐上苏局长的车，一路钻山过岗，出山西、进河北，快到天亮的时候在灵丘县一个叫岸底村的大山沟里见到了已经被戴上了手铐的殷三。
殷三被抓，整个“繁峙矿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始终在我心里上下翻腾着的一连串儿疑问就算找到了解开谜团的线头。但是殷三被抓中央6部委联合调查组当天并没有同意我上去采访，那时我的心像被装在一只布口袋里的一只兔子，好不容易找到了殷三，真相就要大白，但是人就在身边就是不让采访。“先让公安拿下口供”，这样的理由谁都得服从，好在调查组许诺一旦警方对殷三的审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新闻调查》有第一时间采访的权力。
一个月后调查组果然践约。殷三可以采访了。听到这个消息摄制组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第三次赶赴山西。
山西阳曲，看守所里，我终于见到了殷三。
殷三大约六十多岁，一张布满沟壑的脸堆满了苍老、世故与狡猾。整整一上午我并没有从这只“老狐狸”的嘴里拿到多少有用的东西。
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是事故原因、死亡人数、为什么瞒报，以及我心里始终上下翻腾着的那一连串儿疑问的答案，但是殷三始终躲躲闪闪避重就轻，而我此时也没有找准最核心的采访问题，所以这一次的采访不仅失败，而且回来越琢磨越有如坠五里雾中的感觉。
原来我以为“义兴寨金矿”本是一座省级国有金矿，殷三承包无非是想通过采矿来赚钱；其次，繁峙县在发生了“矿难”这件事上不做调查、不保护现场、不控制矿主，相反却始终顺着殷三的说法“2死4伤”向上瞒报，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当中必有用金钱换取了地方保护的种种交易。然而第一次和殷三交锋下来，我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相反殷三倒向我甩出了两颗手榴弹，炸得我晕头转向。
首先，殷三告诉我孙涧沟他承包的那33个洞没有一个是他自己的，他自己并不采矿。这就没有了通过采矿偷挖国家的金子发财的问题；第二，承包“义兴寨金矿0号脉”，这是发生在他和国有“义兴寨金矿”之间的事情，繁峙县没有发包权，县里没有道理插手。
我被殷三搞晕了，所有采访提问由于不得要领都成了没有子弹的空枪。
但是另一个事实也明摆在那里：殷三承包了国有“义兴寨金矿”，按照合同承包方除了向“义兴寨金矿”上缴了50万人民币的承包费外，当年也向繁峙县上缴了60万。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繁峙县和承包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坐地收银？
看来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殷三为什么要承包国有金矿？既然不是自己开采，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大劲搞这种名堂干嘛？承包真正目的究竟何在呢？
承包真相
2003年4月14日，这个时间距“繁峙矿难”发生和我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月，为了把“繁峙矿难”跟踪到底我第四次来到山西。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捕与侦查，实际上到去年年底大部分在“义兴寨金矿0号脉”承包和“繁峙矿难”中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相继归案。殷三被抓已不再是新闻，而与殷三一同搞承包的原来还有两个人：杨海龙、王建勇，过去我不知道，这一次检察人员告诉我殷、杨、王三人承包了“义兴寨金矿0号脉”，其中杨海龙、王建勇各投入90万资金，殷三的股份只有20万，所以“义兴寨金矿0号脉”实际承包的大股东是杨海龙和王建勇，殷三的股份虽小，但名义上他是总承包人。
四下山西，最后一次可以说我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定要解开殷三等人为什么要承包，承包究竟是谁的主意，“承包的真相”是一张无形的桌面，只要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所有幕后之事也就都会统统摆到眼前来。
据了解2002年3月殷三等人决定承包“义兴寨金矿0号脉”，后来的合同书上殷三（乙方）确实是只跟出让了国有资源“委托探矿权”的“义兴寨金矿”（甲方）签了字，繁峙县并没有在合同上成为“丙方”或第三方，但是，繁峙县政府在这份合同的诞生过程中以“县黄金开发服务中心”的名义在其中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无论从文件或当事人的供述里都有充分体现。
山西省义兴寨金矿原矿长杨林河，这是一个在看守所里记者能够见到的少数一扎就见血的还算爽快的人。见到他我先问：“殷三等人和你们的承包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杨林河很快回答：“承包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那是人家县上（繁峙县），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
“承包首先是繁峙县提出来的，为什么不是殷三？”这个信息看来很重要。
我又问杨林河：“承包本是你和殷三两家的事，繁峙县怎么会插手？”
杨林河：“属地主义嘛，‘义兴寨金矿0号脉’地底下的金矿是属于我们的，但地上的孙涧沟却归人家繁峙县管。”
对，孙涧沟地下的金矿是国家的，但地面上的主人是繁峙县委、县政府。这样说来繁峙县插手殷三等人的承包并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但是既然是繁峙县首先提出来的让殷三等人搞承包，那么金矿是国家的，他们知不知道鼓动私人承包不合法，繁峙县这么做的理由何在？要承包为什么县里不自己干？
为了证实这些问题我在看守所里又见到王建勇，我知道承包前王建勇曾经几次找过县长，殷、杨、王三人最终取得“义兴寨金矿0号脉”的承包权，王建勇是第一说客。
我问王建勇：“据说你们承包是县里先向省金矿提出来的，那么承包前你们找过县里的什么领导吗？”
王建勇说：“找过，县长王彦平和我是朋友，我去过他那里两三次。”
“你找他去干嘛？”我问。
王建勇：“就是商量承包的事。”
我又问：“那么你们承包省金矿一定要县里批准了？”
王建勇没有回答，看得出即使是来到看守所他也不愿意更多地说对县里“不够意思的话”。
我的采访钻进了一条胡同，接下来我必须见见王彦平本人。
王彦平，39岁，“繁峙矿难”发生后很快被双规，因为身体不好需要治疗，我是在太原一家看守所的医院里和他见的面。
“殷三等人要承包省金矿一定要经县里同意吗？”采访一开始我的态度是很平和的。
王彦平回答：“不用，县里根本没有这个权力，”一副桥归桥，路归路的样子。
那么好了，既然“繁峙县没有这个权力”，王建勇在承包前为什么要去找你县长？杨林河怎么告诉我“承包并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那是人家县上”？而殷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