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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该确立的。
从学术规模和总体力度上讲，大陆的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台港澳等地区。但是大陆的学者往往喜做鸿篇巨论，而不大善于从细部入手，观沧海于滴水。杨兴安的金学研究，十分注重细节，如从灭绝师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没有违背“正邪不两立”的宗旨；从韦小宝的索贿行贿，得出“韦小宝的成功在于洞悉人心”。杨兴安的注重细节，又并非是随意抽样举例，而是与一定的量化统计相结合，如他论述“痴恋成劫”者，就列出了段誉对王语嫣，韦小宝对阿珂，尹志平对小龙女，何红药对金蛇郎君，李莫愁对陆展元，武三通对何沅君，程英、陆无双对杨过，狄云对戚芳，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萧峰，小昭对张无忌，仪琳对令狐冲，霍青桐对陈家洛，于万亭对徐潮生，郭襄对杨过等一长串名字。点面结合，才使得立论既扎实又峭拔。面对金庸小说这一既博大又精深的艺术伟构，这样的研究态度是完全必要的。金庸小说在文学园林中，如大侠身处江湖，名望虽大，知音却并不多。像杨兴安这般每每切中肯綮的妙谈，实在堪称是英雄难得的知音。
然而此书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旧作，虽然许多妙论已广为接受，但仍希望杨兴安先生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希望大陆的金学研究能够在21世纪展开像金庸小说一样的宏大气象。
语到极致是平常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然而他的语言，却似乎很不“侠”，很不“武”，既没有梁羽生的英拔潇洒，也没有古龙的简劲飞动。梁羽生多秀文隽语，古龙多格言警句，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摘编几本《梁羽生豪言》、《古龙妙语》，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可偏偏轮到金庸，想编一本《金庸侠语》，竟是难乎其难。直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几段“掷地有声”的话来，教人顿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说，我也能写。但就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首，老年捻须。技痒之下，试着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来，却反而发现这是一种“残忍”，仿佛是砍断杨过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这时方领悟到，金庸的语言像一切超一流的伟著一样，是“浑然不可句摘”的。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整个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标本。标本虽然也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但毕竟远不及活生生的原态。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妙句，但人们却记不得全诗，甚至记不得作者。有时找到了全诗，才发现全诗平庸得很，精彩的还就是那两句，说不定作者就是为了那两句，才勉强凑出了一首诗。唐诗专家袁行霈先生称这种现象是“有句无篇”。这种现象在诗歌艺术之外也普遍得很，因为“有句无篇”毕竟要胜于“无句无篇”嘛，于是就出现了“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成大名”，“一句妙语惊天下”等等奇观。通才全才越来越罕见了，能以平常心说平常话的人也越来越罕见了。杜甫虽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的“惊人之语”不在一句两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浑然一体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郁顿挫”。金庸的语言也是如此，合则如星辰互照，通体生辉，分则如彩灯断线，明暗不齐。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录到中学生格言本上呢？但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楼拜说：“杰作就像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苏东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也。
这种平淡，表现在不以小说作为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决不到处发表自己的人生高论，也不趁机搭售自己的诗词歌赋，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宣传自己思想的传声筒。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个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正像上帝无所不在，佛性无处不存，金庸在哪里？在他文字的每一个跌宕起伏里，在他人物的每一个音容笑貌里。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议论，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作品所蕴涵的妙谛，用不着作者亲执教鞭，在一旁耳提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拈花一笑，谦虚地说：“我只是个说故事的。”
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陈墨先生还从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官话与方言、古典与现代、规范与独创诸方面论述了金庸语言的博大精深，无体不备。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正像《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剑术登峰造极之时，便不再依赖任何宝剑，飞花摘叶，皆可伤敌。在武侠小说中，无招之招，是最神妙的武功。在艺术创作中，无技巧的技巧，则是最高的技巧。金庸以他打通儒释道的艺术境界又一次印证了这个充满辩证法的哲理：请到极致是平常。
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学者骚客不但达不到这个平常，而且理解不了这个平常，还自以为语言奇丽、用词怪异，才是读书人的风采。有感于此，笑引一则民间字谜结束此文：“道士腰间两个蛋，和尚肚下一根筋。平平常常两个字，难坏多少读书人！”（谜底下个世纪公布。）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9／5／26，谜底已被多位女士猜破。）
沁园春二首：读金庸
《读金庸》
千古苍凉。
骨透罡风，
血卷残阳。
问春花一落，
楼空几载；
秋波万顷，
心系何方。
冷剑飘零，
温琴寂寞，
酒醒三更闻虎狼。
邀明月，
作终宵痛饮，
情渴如狂。
寻芳不过横塘，
任啼血刀头余暗香。
看乾坤丸转，
英雄玉碎；
屠龙技短，
报国书长。
鸿爪无痕，
佛颜似铁，
独坐幽篁疗旧创。
箫声起，
有金蛇款舞，
满地银霜。
《再读金庸》
残雨追春，
伏窗暗泣，
一枕清幽。
忆龙空万里，
难容壮笑；
鱼书方寸，
尽展情眸。
美酒飞花，
良辰跃马，
敢取月牙作凤钩。
想当日，
筑江边沙塔，
固若金丘。
谁人能比曹刘，
聚天下英雄演大谋。
恨奸儿无赖，
黄袍罩顶；
良民未解，
白发生忧。
虎入泥潭，
龙行戈壁，
自缚鸿心作楚囚。
且入梦，
索千般潇洒，
百种温柔。
（此二首词发表于《华章》1999年3期。）
第六辑 雪山窥狐 1 谁家子弟谁家院——何谓青楼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什么叫做青楼？
青楼就是妓院吗？
何年何月开始有了青楼？谁是第一任“总经理”？谁是第一位“服务员”？谁是第一名“观光客”？
“青楼”一词，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只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
《太平御览》上这样解释“青楼”：
《齐书》曰：东昏侯后宫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穷尽雕涂，以麝香、杂香涂壁。时世祖于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可见，用青漆粉饰之楼，就叫青楼。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奢华，可还是比不上“纯用琉璃”者。
《晋书》上记载一个叫麴允的人说：
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川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说明“青楼”与“朱门”含义相近，实乃“高门槛”、“大宅院”也。诗歌中也有不少这类的“青楼”。
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傅玄《艳歌行》：“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
江淹《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江总《闺怨诗》：“寂寂青楼大道边。”
……
从中都可看出，“青楼”与大路、高门是联结在一起的，与权势、地位相关，而与艳游、酒色无涉。
但不知不觉间，“青楼”一词渐渐有所偏指，这大概是由于它本来的意思就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吧。如梁代有过这样的诗句：“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青楼里住进了“倡妾”。
不过，在唐代以前，这种偏指还是少数。到了唐代，偏指骤然增多，隐隐然有与本意望衡对宇之势。据陶慕宁先生钩辑，如韦庄《贵公子》中“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用的尚是本意，而其《捣练篇》中“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祷衣曲”则用的就是新意了。
用本意的还有：
骆宾王《帝京篇》：“小堂绮帐三千尺，大道青楼十二重。”
王昌龄《青楼曲》：“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缦绾上青楼。”
崔国辅《古忌》：“怕不盛年时，嫁与青楼家。”
邵谒《塞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
孟浩然《赋得盈盈楼上女》：“夫婿久离别，青楼空望归。”
……
而用新意的则有：
李白《楼船观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
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李商隐：“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
唐代之后，“青楼”的偏指之意后来居上，反而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词相比，不过多了一点形象感，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已。元代有一本记载妓女生平事迹的书，便叫《青楼集》。明代有一本《青楼韵语》，实则是《嫖经》的易名。清代有一本狭邪小说，名为《青楼梦》。当代有一本妓女回忆录，则叫《青楼恨》。还有一本翻译过来的拉丁美洲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有两个译名，一个是《绿房子》，另一个便是《青楼》。
于是，青楼便成为烟花女子营业场所的雅称了。当然，并非所有的妓院都可称为青楼，至少要达到几“星级”的标准才行。至于一些脏乱差、黑陋丑，如同鸡窝、猪圈一般的地方也敢“僭称”青楼，不过是自贴金纸，主客两方听着都顺耳而已。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青楼这种东西出现？为什么要集中一群漂亮姑娘供男子前来享乐？为什么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有这种行为？比方说，集中一群年轻漂亮的母狼，等着公狼带着猎物来寻欢作乐，或者集中一群美丽矫健的母鹿，等着公鹿带着青草来寻花问柳，为什么不行？
说穿了，青楼是男人世界的产物。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子被男子统治并沦为男子的工具和玩物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青楼就正是男人世界的一枚醒目的徽章。
关于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有一种宗教说，认为妓女原是神庙里的女祭司，就像殷商时代的女巫。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记载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起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读了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谓对女神尽职纯粹是自圆其说的幌子，满足男人的需要才是实质。在男人的世界里，宗教也是要为男人服务的。
在中国，情况也许要复杂些。“娼妓”二字本意并非是指今日那些就知道以肉体换取金钱的时髦女郎们，这些女郎实在是连“娼妓”二字也不配的。“娼妓”的本意是女乐。女乐主要并不提供性服务，而是以艺术表演为己任，大致相当于官办的歌舞团。如果没有相当的水平，是难以滥竽充数的。
据史书记载，最早的妓女当推三皇时代的洪崖妓。其次则是《列女传》上记载的：“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据说夏桀蓄有女乐、倡优达3万人。这些也许是后世风传，无法确证，其具体情况也不得而知。但始作俑者肯定是统治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统治者把蓄有女乐的多少作为炫耀权势和财富的手段。帝王带头，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效仿，于是，大量的“家妓”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帝王自家之妓，自然也可称为“宫妓”了。
统治者拥有名目繁多的家妓，如什么侍姬、小妾、声妓、歌妓、舞妓、美人之类。那么平民百姓如何满足那种占有一个以上女人的欲望呢？这大概就要靠所谓“巫妓”了。考察今日一些比较落后的民族、部落的生活、风俗，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招”。
家妓与巫妓的合流，便出现了官妓，即由政府操办的妓业。
最早发明官妓的，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大政治家管仲。前人记载说：“管仲相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
700名妓女，可谓规模浩大，不愧是国家妓院。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大政治家梭伦，在进行那场著名的改革时，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开设国家妓院，此举深受广大群众称赞，他们说这不仅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要求，而且最有效地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不过管仲之举比起梭伦来，作用要大得多。
一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其所得之资是不可小看的。据说当今某国政府鼓励发展妓业，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牺牲两代妇女，换来民族繁荣！”管仲九泉有知，必当引为知音也。
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社会上总有一些旷男怨女，以及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和女奴隶、女俘虏、女犯人，还有宫里闲散的“超编”人员。设立官妓，岂不是一举数得！
三是吸引大量人才。人才都是希望遇见伯乐的。只要他的价值得到发挥和承认，他是甘为知己者死的。怎样才算“知己”呢？光是美酒佳肴、车接车送、外加四室一厅是不够的，于是官妓便成了最合适的公关小姐。
四是以妓制敌，兵不血刃。女人常常是一件最有力的外交武器。把妓女送给敌国，迷惑其领导，扰乱其政治，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栋梁。如果妓女再受到点特殊训练，那简直就可以成为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最顶尖的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不都曾被当作最有力的杀手锏使用过吗？
可见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
实际，此中的道理是一看就懂、一拨就明的。其他统治者也“见贤思齐”。如秦穆公害怕邻国西戎强大，便送了两队女歌星去，西戎国王很快堕入追星族，整天与歌星们“卡拉OK”，把最有谋略的总参谋长气得投奔了秦国。西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理，齐国害怕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强盛起来，便送给鲁君80名舞蹈明星，鲁君整天“蹦嚓嚓”，不理朝政，终于把孔老夫子气跑了，鲁国也就永远失去了强盛的机会。
官妓由政府统一掌握管理，自然是“计划经济”，指哪儿打哪儿。如越王勾践连年攻吴，士兵思家，军心不稳，他便组织了一个妇女慰问团去恢复士气。这便开了“营妓”的先声。
营妓也就是随军妇女，日本鬼子称为“慰安妇”是也。正式的营妓始于汉代。在此之前，都是采取一些急来抱佛脚的“慰问”方式，旱涝失时。后来又实行过配给制，但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的士兵得到了配给，有的没有得到，反而引起了新的矛盾。于是营妓便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三军指战员可以自由平等地“同甘共苦”了。可以说，营妓其实也是一种官妓，只是服务对象限于军人，大概也能享受到某些军人待遇，但恐怕也要服从某些军人的纪律吧。
宫妓、官妓、营妓，实际都是政府的奴隶，属于“吃公家饭的”。与此相对的“吃东家饭”的家妓则在汉代以后极为兴盛，到南北朝时达到了顶峰。家妓的地位处于妾与婢之间。妾是满足主人肉体之需的，婢是端茶扫地、铺床叠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为主人提供艺术服务，满足其精神需求。从家妓的水平往往可以看出主人的艺术修养。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人，为了笼络家妓之心，把十多个家妓一律注册为妾，看来他是很喜爱艺术的。晋朝的宋武因为自己“不解声”，连简谱也不会，就不蓄家妓。可见家妓是“艺术人才”无可质疑了。
蓄有家妓的都是高门大姓，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士族在文化修养上是连皇家也看不起的，甚至不与皇族通婚。他们对所蓄的家妓都要进行严格的艺术训练，所以，家妓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