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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中的10本，就历历印证着这一苍凉的感觉。《尝试集》是新诗的第一本诗集，开创了现代白话诗。《女神》是新诗的第二本诗集，真正代表了摧枯拉朽的五四精神，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中国诗集。《沉沦》是新文学第一部小说集，是摧毁假道学城堡的碎甲弹，在20年代荡起了轩然大波，当年有的青年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去购买。《湖畔》是中国最纯洁的爱情诗集，当年却引起了一场“道德保卫战”。《繁星·春水》是中国小诗的高峰，是中国的俳句，中国的《飞鸟集》。《红烛·死水》是格律体新诗的经典，它的严谨庄重与《女神》的奔放不羁恰好相映生辉。《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闲适散文的开端，与鲁迅的战斗杂文共同奠定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基调。《缀网劳蛛》是第一位现代宗教作家许地山的代表作，它达观朴实的人生态度可以让你摆脱“战斗”与“闲适”，另觅一条通往天国之路。《海滨故人》写的是第一代“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新女性的伤痛，对照今天那些很会走路但是已然无梦的女性，颇有意趣。《少年漂泊者》是最早的革命小说，鼓舞了大量青年选择最有价值的人生，陶铸和胡耀邦都是读了这本书后去投身革命的……
建碑林是一件严肃而又有趣的雅事，过去是要由朝廷来主持的。但朝廷所立的碑林未必是大众心目中的碑林。新文学经过80多年的呐喊、彷徨、沉沦、日出，早已在大众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无形的丰碑，“新文学碑林”恰是这些无形丰碑的外化。这些碑还需要我们“时时勤拂拭”，让它们在21世纪这艘陌生的巨轮上，为我们导航。
七七事变61周年，小暑。
略说《万象》的广告
《万象》是上海沦陷期间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份通俗文学期刊，从中的确可以看出上海社会的人间“万象”，这一点在它所登载的广告上也很有几分表现。
《万象》的广告五花八门，涉及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登载的有香烟、布匹呢绒、医药、补药、疗养、酱油、味精、麦乳精、药皂、煤球、铅笔、张裕葡萄酒、八折售书、跑马彩票及电影广告等。从这些广告，可以隐约想象到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
香烟广告在今天是被禁止的，而在那时却占据很突出的地位，版面设计和广告用语都很讲究。这是因为“香烟”在那时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广告画面上的吸烟者均为风度翩翩的绅士或姿态优雅的美人，而且烟雾往往被特意渲染，颇富诗意，让人想起郭沫若高声赞美大烟囱里冒出的朵朵黑云。另一方面，广告所宣传的香烟均为国产，隐隐有一点与洋烟相抗衡的民族工业意味。
现在许多报刊上告诫人们要少用乃至不用味精，而那时的广告语却视味精有如仙丹，仿佛一加“味之素”，木头也会变鸡块一般。让人想起今日电视上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
各种药物和补养品的广告商业味甚浓，有时带一点暗示的挑逗，反映出社会生活颓靡的一面。至于布匹、呢绒等，多是强调结实耐用，显然是针对普通工薪阶层的。煤球广告今日看来似乎“土气”，而在那时，相对于炭火盆来说，煤球炉的时髦程度也许不亚于今日的电暖器。
《万象》上曾有电影《家》的广告，号称是：“十大导演集体合作，四十位大明星联合主演。”好一副“巨片”口吻。
用电影明星作广告，那时也有了。比如有一种“银星”香皂，就专门请大名鼎鼎的影星顾兰君亲笔签名推荐。若在今日电视时代，她一定会冰绡半掩，回眸一笑说：“我只用银星！”
《万象》也给自己做广告，标榜说：“图文精美，集合全国名作家之著作。”这倒也不算太吹牛，《万象》的质量确乎是上乘的。
《万象》也帮其他报刊做一点宣传，如有一次为《力报》广告说最近添载冯蘅的《大学教授》，系《大学皇后》的姊妹篇。报刊之间互为宣传，今日亦然。
很有趣味的是一种文人卖字卖画的广告。例如有一则为：“孙了红画，陈蝶衣书，鬻扇，五十页为限，每页五十元，扇面自备，二星期交件。”孙了红、陈蝶衣均为著名作家，但却以此方式“创收”，可见他们生活条件很不如意。后来果然孙了红贫病交加，《万象》为他募捐，还举行了电影明星照片义卖来为其付医药费。
《万象》发广告从文字到图画都十分讲究，透过今日微黄的纸页似可看见当年的繁华。它的销售量很大，“读者不仅遍于知识阶级层，同时在街头的贩夫走卒们手里，也常常可以发现《万象》的踪迹。”读者劳累一天，手执《万象》灯下消遣，那味道就如当今晚间看电视一样。只是电视中的广告你不看也得看，常常反客为主，至于谈到语言的规范、画面的雅致，那就更不如《万象》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后文字时代”罢。
迟到的光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八年抗战惨胜，沦陷区河山光复，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那种“白日放歌须纵酒”的欢庆，那种“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归心，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定格于发黄的史册，成为一张张供人留恋的老照片。
然而，政治上、军事上的光复，还不等于文化上、精神上的光复。由于中国固有的道义伦理观念，“沦陷”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接近于“失节”。因此，沦陷区的文化产品，天然地就要在国统区、解放区面前低下它们羞耻的头。几十年来，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在我们的文学史中长期是一页空白，沦陷区的作家文人对自己的那段创作心惊肉跳，讳莫如深，只要没被定性为“汉奸文人”，就已经慨叹万幸，哪里还敢侈谈什么“沦陷区的文学”呢？
但任何一段历史都不会永远沉默，任何一颗珍珠都不会永远蒙尘。近年来，一批正直无畏的学者，向“沦陷区文学”这片雷区发起了大面积的探险，取得了一系列拓荒开路的成果。日前，广西教育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以钱理群教授挂帅的一批北大学人编选的《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不但是沦陷区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纪念塔。它体现了对沦陷区正直作家和善良读者的充分肯定和尊敬，它是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对沦陷区全体人民精神上、文化上的“迟到的光复”。
如果认为一经沦陷，就百无可谈，那显然是用一种固定的僵化的眼光去看纷繁变化的大千世界所得出的虚无主义的结论。沦陷，改变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语境，文学当然要变体以生存，以发展。奋起抵抗固然可歌可泣，但不奋起抵抗或者消极抵抗也未必该杀该剐，因为文学不同于军事。军事上还要讲究虚实进退，文学、文化更有其特殊的战斗和抵抗方式。即便是货真价实的汉奸文学，只要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学术研究价值，不能用道德评判代替历史研究，责骂固然正义，但抹而去之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何况大多数沦陷区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撤离或殉难，留下来仍操旧业，但是他们没有卖身事故，他们仍然曲折地、机智地表达着我们民族的声音，表达着被奴役民众的声音。必须毫不含糊地认识到，沦陷的国土，仍然是我们的国土，沦陷的人民，仍然是我们的人民。身在沦陷区的我们的人民，除了需要衣食温饱维持生存，等待光复之外，他们也需要精神食粮的慰藉，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撑，而沦陷区的作家正是担负了这一艰难的“敌后文工队”的使命。
皇皇550万字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分为文学评论、新文学小说、通俗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史料等卷，选收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各个沦陷区域的文论和各体文学作品，还系统搜集了从东北到台湾区域的珍贵史料，清晰地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脉络和主要精华。它用白纸黑字证明了，处在异族侵略者残暴统治和严密文网下的中国作家，在饥寒和寂寞中，在短短的数年内，仍然创作出了数量巨大，质量上乘的艺术品，这既是中华文化强大的传统所赐，也是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体现。钱理群教授说，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与独特贡献。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沦陷区文学总论》）
对于沦陷区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尚处于幼年期。学界一方面应避免盲目拔高新课题、新对象的通病，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沦陷区文学属于“乱世文章”而先入为主地认定它没什么大气候。须知我们今日的许多所谓经典作品，都是“乱世”的产儿。沦陷区文学由于在政治性和现实性上受到人所共知的限制，便转而在日常性和永久性上显露出它的艺术特色。张爱玲和钱钟书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战争和灾难逼使人们思考一些永恒性的问题，而沦陷的具体境遇又使这些思考更加切肤更加实在，这就使得沦陷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既有相通的一面，又保持了鲜明的特质。另外，由于新文学阵营的大规模撤离，沦陷区的通俗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但超过了现代文学的前20年，也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50年代以后的港台通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沦陷区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等人的创作，就成为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繁荣兴旺的先声。
沦陷区关于若干文学基本原理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先锋性。这些讨论实际上继承着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在文学是人的文学，在文学要大众化，在雅俗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文学发展，仍然不乏启示。
钱理群教授等人以数年之功，披沙拣金，编成了这套学术价值极大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国外许多学者和留学生闻讯纷纷订购，可谓是“好书如美色，未嫁已倾城。”然而据说周转了好几家出版社都因投资较大而令出版者望而却步。而今广西教育出版社能够毅然推出这套显然不会赚钱的大系，这除了说明他们的学术关怀和学术眼光，说明他们对民族文学的忧患精神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用钱理群教授的话说，他们这种眼光，这种投入，与“沦陷区作家当年的孤寂的文学创造，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同样孤寂的重新发掘，都是一种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总论》）有了这样的精神火炬，还有什么样的沦陷区，我们不能光复呢？
百年一老舍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旧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即1899年2月3日，星期五，刚刚屠杀完戊戌六君子的满清朝廷正在祭灶，祈祷灶王爷到天上别弹劾他们的那些丑事，好让他们再统治大清帝国一百年二百年之时，在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一位正红旗的满族妇女忽然昏迷过去——她生下了满清文化最优秀的挽歌手，中国市民社会最杰出的摄影师，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老舍。
老舍的价值是超时空、超党派、超雅俗的。30年代他从海外一回国，就是公认的“笑王”，随后迅即跨入一流小说大师的行列。抗战期间，他是国共两党一致推举的文协主任。50年代，他热情歌颂共产党，热情歌颂新社会，今天看来，却一点也不显得“极左”，因为他不是用自己的舌头在歌颂，而是用自己的心灵在歌颂。当他所歌颂的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坍塌时，他既不“转向”，也不“忏悔”，而是像中外圣贤共同推祟的那样，用生命承担了别人所不愿承担的道义。
有些人喜欢给作家排座次，可是大多数作家的座次总是排不定。有人排鲁迅是小说家第一，便有人说鲁迅没写过长篇，而且《阿Q正传》属于通俗文学；有人排茅盾是长篇小说第一，便有人说茅盾是主题先行，概念化；有人排沈从文的小说最美、最永恒，便有人说沈从文的病句一大堆，而且虚伪、做作、色情狂；有人排金庸超越雅俗，举世无双，便有人说金庸是宣扬暴力、崇拜老人、迷信数字以及提倡一个男人娶七个老婆……只有老舍，他像《茶馆》里的王掌柜一样谦虚和气了一辈子，也从未有人用“第一”“第二”去恶心他，但不管你是工农兵学商还是地富反坏右，不管你从思想的、艺术的、内容的、形式的、人物的、语言的、乡土的、世界的……各种角度去衡量，要数中国20世纪一流的小说大师，谁也不能把老舍数到五个指头以外去，这就是老舍百年不衰的魅力，这就是老舍作品既畅销又长销的原因。
读了优秀的作品，往往便想了解作家的生活、作家的内心。老舍的内心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尊严与屈辱的矛盾，快乐与痛苦的扭结。这些是作品中有所体现却又若隐若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老舍全集》，弥补了以往各种老舍作品集在这方面的缺憾，特别是集中收入的老舍日记，展示了老舍对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感受。鲁迅讲过，读大作家必须读全集。像老舍这样的文学家，不论《骆驼祥子》还是《茶馆》，都只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小部分。王掌柜一辈子“和气生财”，但谁想到他心底涌动着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对这个世界的决绝呢？全面地了解老舍，审视老舍，通过走进他的内心来体察百年来中国艺术家的命运所折射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对于“百年前宁静的那一夜”最好的纪念。
扁平人物的高峰——读《莫里哀喜剧》
一部戏剧能否成功，要看它的冲突；而能否永垂，则要看他的人物。这可说是除现代派以外所有戏剧的命运法则。莫里哀的杰作“成为欧洲各国的喜剧作家衡量自己创作的尺度”，能够跨越漫长的时空，经久不衰地上演于全球的大小剧场——仅《伪君子》一剧就在法兰西喜剧院三百年间上演了两千多场——其关键因素就在于他造出了一系列让人们没齿难忘的不朽的人物，而且——几乎全部是扁平人物。
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这两个概念，自从被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以后，尽管受到不同的毁誉，但一直为人们所沿用，而且扩大到小说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
福斯特说：“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莫里哀笔下出现的男女老少，无论贵族官僚、教士学者，还是商人掮客、工匠听差，差不多都是这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的漫画式人物。他们出现在剧里，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甚至简直就是为了某一个固定念头而生活在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如《太太学堂》中的阿尔诺耳弗，就是一心要培养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无才便是德的老婆，他的乐善好施、自高自大，以及对付阿涅丝的种种“亡羊补牢”的戏剧动作，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用金钱换来的封建荣誉——在剧本时间里主要体现为夫权思想。而阿涅丝则是一个天真得如同她的名字（AGNES羔羊）一般的姑娘，以至17岁了，还要问人“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司卡班的诡计》中的司卡班，其所有“阴谋诡计”都是体现他的见义勇为和睚眦必报，如同北京剪纸一样简单明快。他的朋友卡尔的两次出场，都只不过证明了他是司卡班的一个传声筒。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把情节作为戏剧的首要因素，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了人的觉醒，在作品中人的地位提高了，作家们以写人的性格为自己的天职。如莫里哀认为“喜剧的责任既然是一般地表现人们的缺点，主要是本世纪人们的缺点，莫里哀随便写一个性格，就会在社会上遇到，而且也不可能不遇到”。（《凡尔赛即兴》）可见，那是个发掘人物性格、整理人物性格的时代。所以，突出地表现人的某一类品性，可说是当时文学的最有价值、最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莫里哀出色地担负了这一任务，于是，他随着他的人物和作品一直活到了今天。
福斯特认为扁平人物有两大长处：一是容易辨认，二是容易记忆，并且说：“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永恒的东西，即使阅历很深的人也如此，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我们都希望看到经久不衰的、人物始终如一的作品，以作为逃避现实的寄托，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