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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牯子说，儿啊，你错了，他高兴不起来，越到过年他越是高兴不起来，他要流泪。
儿子问，那是为什么？
羊牯子说，他有想不通的事情。
儿子问，他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呢？
羊牯子说，他想不清为什么自己做不成好人了。
儿子问，那为什么眼泪是红的？
羊牯子说，他太伤心了。
儿子问，伤心了眼泪就会红？
羊牯子说，伤心了血就和着眼泪流出来。
儿子睁大着眼看着父亲，就像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大海。儿子不明白父亲的事情。
家具搬完了，妻子哭着叫儿子上了车。
汽车驶出大门时，儿子朝羊牯子挥手，说，爸爸再见。羊牯子也朝儿子挥手，说再见。羊牯子不知自己要到哪一天才能和儿子再见。
车子走远了，羊牯子仍站在雪地里望着红泪雪人发痴。
这日子，乡干部又都坐下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今年羊牯子不仅挨了批评，还宣布他下岗。
总结会开了一天。第二天就是分年肉。一早起来，干部们就砍了串年肉的棕叶来，又扛来了杀猪的盆子和四脚板凳，做好了杀年猪的一切准备。但张书记到猪圈门口一看，几头大肥猪一夜之间全都无影无踪了，只见猪圈里丢着一把八磅大铁锤，锤上沾满了发黑的猪血。这让人想起来很可怕。羊牯子当时一定是发疯似地扬着那把八磅大铁锤狠狠地砸在肥猪的天灵盖上。于是干部们议论着昨天深夜好像听到有猪叫过几声。张书记到羊牯子门窗外往里看了看，屋里根本没有人，连床上的被子也卷走了。张书记踢着串肉的棕叶跟大家说，杀个卵子年猪！分个卵子年肉！
干部们明白这事儿之后，一个个地骂着娘失望地离开乡政府回家过年了。
这时候老四进乡政府来了，她径直走到陈委门口，悄悄地把一个存折递给陈委，叫陈委转交一下，说这是羊牯子卖猪的钱。陈委接过一看，存折写的是羊牯子妻子的名字。陈委有些感动。
老四又说，羊牯子给你和小姚、文化辅导员每人留了五十斤年肉，放在我们酒店里，你们自己去拿。
陈委感到吃惊，说，他把猪弄哪儿去了？
老四说，昨夜里他把猪打死后用板车拖进城里去卖了。
陈委问，羊牯子他哪里去了？
老四说，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陈委说，好好的一个炊事员啊！
情欲艺术家
唐 颖
给L。F对这些特殊的人来说，在酒瓶、桌椅之间安度过的时光没有一点慰藉。约翰·霍克斯《情欲艺术家》
维安的冷漠寡情成了他与家人日渐远去，或者，仍然保持联系的方式。他居住在东京，每年秋天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两天，说聚餐一二次更为确切，因为有时，在第一天的餐桌上他便与家人发生争执，通常是从那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开始，这一次他刚在餐桌旁坐下，他父亲突然坚持要维安给他倒杯茶，他说：“我把你养大，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做这么一件小事。”这已经不是要求而是谴责，维安不响，作为妥协和反抗，他起身倒茶，坐下吃饭，然后拿起还未打开的轻便行李箱坐上出租车去了酒店。
酒店是租界时代留下的老饭店，就在外滩旁，房间的窗下就是外白渡桥，这座建于1907年的铁桥，曾经连接了英租界和苏州河对岸的美租界，至今仍是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那是一座黑色的铁桥，远远看过去，简洁的钢铁线条纤细地镶嵌在那一栋栋堂皇富丽的石头建筑中，犹如美丽的铜版画。在今天的怀旧热潮中，她旧得时髦颇富艺术气质，她与外滩三十九座旧建筑如此融汇贯通，相得益彰，对于维安，桥比自己的家更有归属感，虽然他的家就在桥的北端一里路之内。
住在老饭店的好处是，维安能以最简便的方式亲近外滩，白天或黑夜他随时可以在应该是堤岸但早已筑起防汛水泥墙的长堤旁散步。在禁欲的时代，这里曾是著名的情人墙，情人们沿着堤墙面朝江水密密排列伸展，宛如整座城市是间囚房，他们以浪漫的名义趴在囚牢的墙边朝自由的天空仰望。那时维安还是个少年，他曾朝这些渴望突破防线的年轻男女扔小石子，对于他们，他是身后那个严厉冷酷的市民社会恶毒唾沫飞溅的一小粒沫子。他们不知道，他和他们一样憎恨这个像囚牢一样的城市，只是他找不到突围方式。
至今西方人仍习惯将外滩称为Bund（印度语：堤岸），1845年，英国领事手持上海道台颁发的《土地章程》，领了五十名英美商人和传教士来到外滩，按《土地章程》规定，租地西人应在临江建筑与涨潮线之间留下二丈五尺宽的滩地供纤夫和行人往来。然而从马车到汽车，一百五十年间，外滩在膨胀，二十米、五十米、八十米……建筑轮廓线升高，两层、五层、十七层……一个现代城市，便这样向水平和垂直方向拓展。
维安已经离开上海十五年，如果说这个城市还有什么令他魂牵梦绕，就是外滩了。这差不多成了他在异地寄居唯一可以骄傲的资本，他的商业画廊里的画，便是对巨大的外滩微小片断的描摹，他的细密的笔触寄予了过于强烈的情感，使得画面的色彩呈现失真的明亮，而降低了画的品格，可是，它们却取得了商业成功，购画者多是不动产商人，那些看起来有些拙讷，形象偏向委琐的半老男人，他们对着维安的外滩热泪盈眶，这么多年了，维安仍然无法辨别这泪水表明他们的感悟还是愚钝？
而维安因此获得了富人丹次郎的长期资助，他向维安提供住房画室及生活费，每年维安为他画几幅画，丹次郎把维安的画带到名流客厅，在东南亚经济风暴还未袭来的那几年，维安一年有二千多万日元收入，用这些钱足以置房租画室做些不动产投资，但是维安把钱都花了，黄昏后，维安去居酒屋，他的钱就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不到千尺的地方，维安找到了他的疆土，那是个看不到疆界的地方，维安是在那样的地方感受看不到疆界的宽阔感。
对于维安，外滩不仅是故乡也是福地，他需要一年一度的回归，将正在失真的色彩丢弃，回到现实的灰色的外滩，因为上海的天空是灰的，却与外滩欧洲新文艺复兴样式的古典建筑和谐，那些建筑是用灰色巨石垒砌成，充满雄心和渴望永恒的绝望——当年殖民者的梦想。她们在黄浦江的西岸天长地久地屹立着，成了上海的象征，或者说，成了这个城市历史的象征，虽然是饱含屈辱的历史。在革命、暴力和纷繁的变革中，她们居然没有被毁，维安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此时此刻当他靠在堤岸的水泥墙旁，用他的数码照相机再一次对着已摄下无数张照片的旧建筑。
他自始至终把他的脊背对着浦东，城市今日的发展龙飞风舞在黄浦江的东岸，是更加摩登豪华飞扬跋扈的摩天楼，在维安眼里那已经是另外一个城市了，他毫不关心江对岸的变化，他来这里是寻找他过去依存过的城市，所有的变化和发展对于维安只能是挫败。
维安在与外滩的亲近中便有了亲情的渴望，他把小妹一家叫来酒店吃饭，并留他们住宿，他指望与小妹共享已经散淡而去的那个世界，但小妹不领他的情，她觉得花五六百块钱在自己城市的酒店住一宿很荒唐，虽然不是花她的钱。小妹是维安在这个家最疼惜的亲人，若干年前他帮她办去英国留学，他是想通过小妹把这个在石库门里腐朽的家救出来，可是小妹在英国待了一年就回国了，她跟维安的母亲一样并没有觉得在中国结婚生子是屈就自己。她和丈夫在城市边缘租了一套旧工房，每天挤两部公车去公司上班，周末抱着儿子与丈夫一起去婆家娘家走亲戚，一年四季甚至没有出门旅行的打算，看着小妹日益发福的身躯，维安只有无力感。
而小妹却要指责维安独来独往的人生，“你这是不负责！”负责？向谁负责？向那个从未谋面的妻子负责？向一个尚是虚无飘渺的家负责？当然维安只是在心里诘问。
“每天黄昏后你在家里做什么？你是一个人吃晚饭的吗？”小妹怜悯地问他，维安的心突然就被寂寞填满，黄昏之后的人生正是让维安与小妹，与家人分道扬镳的时段，或者说，黄昏是边界，人们将从这里走向不同的国土，在维安看来，他的家人他的小妹以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拥挤在这同一块狭小的疆土上，在习惯、道德和各种规则下奄奄一息，他站在黄昏的边界上，曾为无法与疆界另一边的人沟通而寂寞。
当维安终于重新将外滩占为已有，也就是说，面对已熟悉的一景一物不再有任何情绪上的涟漪，就像把情人变成家人一般，他便给朋友鲁易打电话，然后他把酒店房退了，提上他的轻便旅行箱，坐车去鲁易家。
那时鲁易的家在浦东，过隧道经常塞车，坐出租车要加付隧道费，感觉上是住在从陆地漂离的岛上，鲁易的妻子阿宝发着这类牢骚，她朝维安感叹，没想到住在东京的你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让维安心存疑窦，似乎阿宝在不通畅的隧道另一头等待着某一个从未出现的客人，维安只是她心不在焉迎来的不速之客，但维安看到阿宝仍然感到由衷的快乐，阿宝率直中的自我放任，她的勃勃生气令维安重新触摸所有的过往。他珍惜这一年一度的聚会，是的，对于维安，鲁易和阿宝一居室的家令他重新回到成人前的岁月，是他出发前的车站，如果说东京是维安的孤独旅途，让他想起来感到阵阵疲惫并心生怯意。
鲁易夫妇十五平米的房间被书架和必要的家具填满，沙发放不下，他们只能盘腿坐在地毯上，这个十尺见方的空地是维安在上海的伊甸园，连接了他在东京黄昏后的疆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一起喝酒，听唱片，谈话，争吵。鲁易和阿宝吵，为一些抽象的立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维安有时帮鲁易有时帮阿宝，就像回到学校时的课堂，那些争执令人生热气腾腾，有一股扑向真理的热诚劲儿，不仅仅是这些时刻，还有至关重要的认同，在那里，维安可以向他们敞开他的成年人生，他的隐秘的东京生活。
隐秘？听起来，维安在东京有着不可告人的人生，他有法律麻烦吗？不，这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压力，维安的问题与法律无关，与他和社会的关系有关，与他和世人价值观的冲突有关。
维安进出‘日本拿的是“艺术家”签证，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似乎与艺术无关，这是维安的说法，每天下午他去画室，他在画室喝啤酒，读书，与商人谈与画有关的生意，维安人生的部分时间是在与商人也就是他的顾客的纠缠中度过的，讨价还价，倾听他们的各种烦恼，并给他们一些艺术启蒙教育，维安乐此不疲于他的普及教育，维安告诉鲁易阿宝，他的画室成了美育课堂和心理诊所。阿宝问，这算不算必须付出的代价？维安笑了，“奇怪的是，我竟觉得很享受，和艺术界称为俗人的那群人往来，我的郁闷一扫而光。”
事实上，他还必须时时接待丹次郎，他的资助人，倾听六十岁的日本男人没完没了的家庭纠葛，也许对于一个上了年纪需要享受天伦之乐的父亲，丹次郎的经常跑去中国做生意却每每失败的独生儿子还不如维安更有儿子的感受，至少那个儿子不会陪他喝茶听他唠叨，儿子只在节假日的餐桌上出现，那时候也是他欲从父亲那里获得经济资助的时候。是的，丹次郎是从维安那里获得做父亲的感觉，他一生的失意是，他生意很成功却无法从妻子从儿子那里得到尊重，他感到扫兴的是，他怎么没有成为艺术家而仅仅是艺术家的赞助人？或者，他正是通过赞助人的身份接近了他年少时仰慕的艺术，他毫不掩饰虚荣心获得满足的快感，这是他让维安感到可爱的地方。
他请维安参加周末和节假日的家庭晚餐，似乎要惩罚儿子对他的轻视，他总是在这时候与儿子讨论他的总是失败的生意，要维安给意见，并当着维安的面给儿子他所需要的金钱，同时也当着家人面给维安生活费或旅行资金，宛如维安已是他的另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并不在意，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因为他很快又离去。他的太太却无法不在意，维安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根刺，她对他的脸色可不怎么好，同时，却又试图像他的丈夫一样进入维安的生活，有一次她来找维安，让他陪着去看一处房产，路上，正在驾车的她突然告诉维安，“我的月经昨天不来了。”维安没懂，询问地看着她，她的脸毫无表情，他过后才领悟，她在告诉他她人生的某个阶段结束了，维安就有些感动，是的，她很失落，而且比丈夫更寂寞。
总之，这是维安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司邦萨”（日语：资助人）周旋乃至和他的家人，从生意的角度，“司邦萨”是他最大的客户，维安说：“艺术家也是最容易商业化的，他的作品直接进入市场，这是他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或者，获得声名的方式，然而作品进入市场的路途漫长而曲折，让我懂得不画画比画画还重要。”这可以看作维安的灰色幽默，他在画室做各种事，就是不画画，至少不在人们认为应该画画的地方画他的画。
维安也从不介入东京的美术界，不参加任何画展开幕式，或任何艺术聚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不去画廊或展览馆，他只是不与东京艺术家和旅居东京的中国艺术家往来，不关心艺术潮流，当然回国探亲，他也不回到过去的艺术圈子，“我已经挣脱了枷锁，那些强加于我的关于艺术的理念、关于我曾经追求的理想，它们对于我已经成了枷锁，我正学会做我自己的主人。”维安认为他是通过摆脱他的艺术圈子来获得自由，他希望在没有概念没有教条也没有成见的地方逗留，即使那里是粗俗的、低级的、堕落的，然而谁知道呢，也许是“大粪坑”，也许是“一床星星”，就像约翰·霍克斯恍然大悟的，你可以给予它不同的评价。
鲁易从来不去指责维安的放弃，虽然鲁易自己很执着，他为剧场写戏剧，但绝大部分只能放在抽屉，他与他依存的社会处在不同的速度中，跑得太前和落在后面的命运是一样的，但他已接受这种不合时宜，或者说，正是这种拒绝与排斥让鲁易保持着斗志。但对于维安的变化，鲁易完全听之任之，不关注不评价，或者说他是以他的淡漠的宽容接受他人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维安不愿谈艺术，他也不会将这个话题强加于他，归根结底，他更关注自我。
鲁易和维安都有买书的癖好，他们保留着一起逛书店的娱乐，回家后一起整理书架，更确切地说，是维安帮鲁易整理书架。很多年前，维安的父母在昆明的上海医院工作，维安坐三天
三夜的火车从上海去昆明探望父母，在昆明只住两天，便坐四小时长途车去曲靖，那是个县城，鲁易的母亲也是作为上海医生支援西南被派到曲靖医院工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为了接近剧场，在中学就开始写剧本的鲁易毕业后放弃留上海而来到曲靖的戏曲剧团。那时的维安来到鲁易在曲靖剧团的宿舍，便是为他整理书架，这成了维安与鲁易之间的仪式，友情也是可以有仪式的。
如今，他俩并肩站在鲁易铺满墙壁的书架前，维安告诉鲁易，“我在东京的画室更像书房，我在东京可是买了不少好书，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没想到我在用我的画维持我的读书生活，”维安一笑，“画画反成了副业，也可以说，这不算画画，因为其中艺术创作的含量很低，只能说是生存方式，我用它换来生活费、住房画室和不需要工作的时间，或者说可以自由读书的时间，以及签证。代价是，这些年我毫无艺术成就，但，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自己并不在意？”他似乎也在问鲁易。
鲁易回答说：“本来期望通过艺术创作获得内心的自由；，因为我们是在专制社会长大，对于我们，艺术承担了不应有的重负，与艺术的关系中有许多扭曲，现在，你已脱离你曾经很熟悉的氛围，你开始反叛这种关系，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告诉别人，你应该这样或那样，况且你已在另外一个空间，无论你怎么描述，我没有身临其境，没有你的感受，但我知道，你在按你的内心需要生活，这是重要的，不接受任何强迫，这是我的原则。” ；
这是维安去日本以后他们之间唯一一次关于艺术和生活的讨论，这天鲁易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送给维安，约翰·霍克斯的《情欲艺术家》，这本书书店的架上已找不到，在第70页上，有一句句子鲁易用红笔划出，“这样，这个永恒不变的旅行者缓慢地挪动着，在完全的黑暗中沿着心里的路走下去。”但是这并不说明维安在东京找到了幸福生活，或者说，他是在按内心需要生活，也许正相反，他更像一个丧失了追踪目标的猎人，拿着那管还在冒烟的猎枪，是那支饱蘸颜料的画笔，它腾空在画布上，空虚的，无力的，犹疑的，毫无动机和方向，可怕的是，那种一触即发的激情冷却了，无论是渴望还是愤懑，在挣脱心灵枷锁的同时，他的所要攀登的高峰在雾中消失，飞翔的梦收起翅膀，坠落了。
维安把笔搁回桌上，他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冰箱放满这些即将归于泡沫的饮料，喔，啤酒能算酒吗？它只是维安的液体粮食，也许还是精神食粮——它在填充时光流逝时呈现的空洞。以及，书架上的美学论著，研读理论著作竟成了维安的消遣，在东京的书店，维安不再为书籍的缺乏而烦恼，那些昂贵的精装本的美学著作，自由自在排列在他的画室的书架上，连书架也要最好的，是实木做的，在东京那是奢侈，站在空旷的画室，不知为何那些书和书架令他的画室更为空旷，他打量着他的书和书架，这比他的画更令他有成就感，这也是容易评价的那部分生活，东京的部分生活，向人展示时，它甚至还有几分自傲。
的的确确，维安已走出囚牢，自从他离开自己的城市之后，他把在异地的孤独旅程看作自我解放的过程，但是，解放也是解构的过程，过往追求的意义消解了，无论是他的艺术还是情感，突然露出空洞的内层。
然而，生活还在继续，不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