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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实际上是发起这个运动的始祖，然而他却没有享有这份应得的荣誉。他开始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家的，即使在那时已显示出某种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整个哲学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我就是我”，关于这点，他说道：“自我随心所欲，它存在，是由于这个唯一的随心所欲；它是行为的动因和结果，是活跃的也是能动性产生的东西；我存在表示着一种行动。自我存在，因为它随心所欲。’”
根据这一理论，自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要存在。现在它显示为非自我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我要它存在；但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非自我，决不变成对于自我是真正外在的东西，因为自我可以自主地处置它。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费希特说，“宇宙即我”。海涅把康德与罗伯斯庇尔作了比较，说道：“同我们德国人一比，你们法国人还是温驯的。”
确实，费希特随后加以了解释：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意指“上帝”；但是读者还是对此半信半疑。
耶拿一战，费希特只好逃离柏林，他开始想到，他以前实在过于卖力，把那个非自我放在拿破仑的形象上。1807年他一回来，就发表了他著名的《对德国民族的讲话》，在讲话里，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一次出台了。他首先解释道，德国人优于所有其他的现代人，因为只有他有一种纯粹的语言。（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霍屯督人虽有纯粹的语言，但他们在费希特的历史书里却未被提及。）德国语言的纯粹性使得德国人具有深刻性；他得出结论，“具有特性和作为德国人无疑就是一回事。”但如果德国人的性格中还遗留着外来的不良影响，如果德国民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话，那必需有一种新型教育，它将“把德国人形成一个法人团体”。他说的新型教育“必须基本上由此组成，那就是它彻底摧毁自由意志”。他又说，意志“是人的根底。”
除了绝对不可回避的之外，木需要有对外的商业。要有普遍的军事服役；每个人被迫去作战，不是为了物质的福利，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保护宪法，而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吞噬一切的爱国主义火焰”的激励下，“它把民族合成一团，生生不息，为此，思想高尚的人愿意奉献自己，而卑微者本来只是为着他人而生存的，也必须效法，牺牲自己。”
这一纲领，把“高尚”者作为人类的目的，把“卑微”者当作无权要求自身利益的人，这是现代对民主主义攻击的本质。基督教教导说，每个人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依此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权”只是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功利主义，即使它拒绝给个人以绝对的“权利”，却对一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等同视之；这样，它和自然权利的教义一样，也达到了民主主义。但费希特，有点像政治上的加尔文，挑出某些人作为选民，而把所有其他人拒之门外，当作无足轻重之辈。
当然，困难在于去知道谁是选民。在普遍接受费希特学说的世界里，每个人认为他是“高尚”的，他要加入一定的派别，这里的人大致和他接近，看来可以分享他的崇高。这些人也许是他的民族，如同在费希特的事例中；或者是他的阶层，如同一个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中；或者是他的家属，如同拿破仑的情况。“高尚”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除了在战争中获胜；因此战争是这一信条的必然后果。
卡莱尔的人生观主要是源自费希特，费希特对他的观念构成唯一的最强烈的影响。但是他添加了后来学派的某些有特性的东西：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无产者的关心，其中对工业化和暴发户确实是不喜欢的。卡莱尔手段高超，甚至骗过了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书里，恩格斯以溢美之辞提及了他。由此看来，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由于社会的表象许多人被欺骗，我们就木必诧异了。
事实上，卡莱尔还有他的一些受骗者。他的“英雄崇拜”听起来很高昂；他说，我们不需要被选举出来的议会，但需要“英雄国王及一个非英雄的整体世界”。要理解这句话，必须研究一下翻成事实的译文。在《过去和现在》中，卡莱尔把12世纪修道院院长萨姆森作为一个典型；但是不信任那一代著名人物的人，只需读一下《布莱克隆特的约斯林编年史》，就会发现这位修道院院长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集专横暴虐的地主和阴谋狡诈的恶棍干一身。卡莱尔的其他英雄们至少同样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大屠杀促动他作了这样的评论：“但是在奥利弗（即克伦威尔——译者注）的时代，依我说，‘仍然有对于上帝审判的信仰；在奥利弗的时代，还没有废除死刑’，让雅克①的博爱主义言语，在这个世界上，香水里仍然满是罪恶……只是在晚近衰败的世代中……才能不分好坏，把善与恶合成一种到处管用的独特的糖浆……在我们土地上大有效果。”在他的其他大多数英雄中间，诸如弗雷德里克大帝、法朗西亚博士和爱尔总督，只需指出他们的共性就是嗜血成性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些仍然认为卡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人，应该读读他在《过去与现在》中关于民主的篇章。其中大部分是对征服者威廉的颂扬，并带有为他的时代里农奴们所喜悦的农民生活的描写。然后便是对自由的定义：“你可以说，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包含他发现或被迫去发现正当的道路，并走下去”。他接着陈述道。民主“意味着发觉任何英雄统治你后的失望，并且甘愿忍受对他们的需要。”文章以雄辩的预示式的语言作了这样的论述而收尾：当民主政治要运作其全过程的时候，仍将保留的问题是“对由你真正的君王把持的政府所发现的问题”。在所有这些中，是否有为希特勒所不能认可的言语吗？
马志尼是一位比卡莱尔温和的人，在英雄崇拜上，他是不赞同卡莱尔的。他崇拜的对象，不是个别的伟大人物，而是国家；他把意大利放在最高的位置，除了爱尔兰外，他允许每个欧洲国家扮演一个角色。可是，像卡莱尔那样，他确信义务应当置于幸福之上，甚于置于群体幸福之上。他认为对每个人的良心会启示正当的东西，唯一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遵从他自己心里所感觉到的道德法则。他从未认识到，不同的人在所承担的道德法则上会有本质的不同，或者说他真正要求的，就是要别人依照自己的启示行动。他把道德法则置于民主主义之上，说：“假如多数人的简单投票明显违背最高的道德准则，它就不能组成主权……假如人民的意志阐明并应用道德法则，它就是神圣的；假如它和法则分离，仅仅显示其任性，则即无用也无力。”这也是墨索里尼的看法。
此后只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加进这个学派的教义中去，名为对“种族”的假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费希特把德国人的优越性作为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的遗传问题。）尼采和他的继承者不同，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反闪米特人者。他把这一学说只应用干不同的个人之间：他希望不适应者不得繁衍，而且盼望以养狗专家的方法培殖一个超人的种族，他们有一切的权力，而人类的其他人只为他们的利益而生存。但是，后来持类似看法的作者们一直在试图证明，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和他们自己的种族有关。爱尔兰的教授们著书证明荷马是爱尔兰人；法国的人类学家从考古学上得出证据，是凯尔特族而不是条顿族，成为北欧文明的源泉；豪斯顿·张伯伦最后主张但丁是德国人，而基督不是犹太人。在英印混血人中，一直很普遍看重种族，从他们那里，帝国主义的英国通过罗得雅德·吉卜林的中介，也深受其影响。但是反闪米特人的成份在英国一直木很突出，虽然在德国替主找到了一个虚假的历史根据，其主要责任归于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自从中世纪以来，它在德国一直存留看。
关于种族，如果不涉及政治的话，那说它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言就足够了。人们也许认为，在各种族之间存在着遗传的智力差异；但如实来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成年人身上，环境的影响掩盖了遗传的影响。此外，不同欧洲人之间的种族差异比白色、黄色和黑色人种之间的差异更不明确；这里没有显著的身体上的特性，以此可以把不同的现代欧洲各国的成员的确定地区分开来，因为他们都是产生于一个不同血统的混合体。提到智力的优越性，每一个文明民族都可提出一个言之成理的主张，这只能证明所有的主张都是无效的。犹太人可能比不上德国人，但德国人同样可能比不上犹太人。把假达尔文主义的怪论引到整个问题中来，是完全不科学的。无论我们对以后可以知道些什么，在当今我们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愿意鼓动一个种族去践踏另一个种族。
从费希特起，这一运动完全是一种煽动自高自大的权力欲的方式，它所依靠的是他们炫耀的信念，此外没有什么会得到他们的欢心。费希特需要一种教义，使他感到自己优于拿破仑；卡莱尔和尼采由于体弱，便在想像的世界里寻求补偿；罗得雅德·吉卜林时代的英帝国主义耻辱于失去了工业优势；而我们时代的希特勒主义者的疯狂是一张神秘的斗篷，在其中，德国人的自我躲离了凡尔赛寒冷的狂风，保持了自身的温暖。当一个人的自负心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他的思想决不会健全，而那些有意羞辱国家的人，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疯子的国家，可要心存感激了。
普遍接受前面论及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教义的理由，我是这样得出来的。在大多数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预言家宣扬形形色色的教义，但是成为通俗的教义必须特别诉诸当时环境产生的情绪。现代非理性主义者有代表性的教义，就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强调意志，反对思想和感情；美化强力；相信命题的直觉“判断”，反对观察和归纳的检验。这种心态是那些有一种控制诸如飞机等现代机械习惯的人们的自然反应，他们的权力已不如从前，但是无法找到任何合理的根据，以恢复他们从前的优势。工业化和战争，在给予机械性权力的习惯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转移，因而使一大批人陷于独断专横、一意孤行的情绪里去。法西斯主义由此滋生。
把1930年的世界与1820年的世界相比，我们发现这部分人的权力增强了：大工业家、靠工资为生的人、妇女、异教徒和犹太人（我所说的“异教徒”，是指其宗教不同于他们国家正统宗教的人）。与此对应的是这方面的人失去了权势：君主。贵族、教士、下层的中等阶级，以及与女性作对的男性。大工业家虽比以前任何时候强大，但觉得自己很不安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出于对莫斯科的恐惧。战争的受益者——陆军上将、海军上将、飞行员和军火工厂——处于同等境地：强大一时，却受到瘟疫般的布尔什维克与和平主义者的威胁。已被击败的几部分人——国王、贵族、小店王，因气质原因成为宗教宽容的反对派，以及叹惜男权主义时代一去不返的男人——看来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人们认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他们在现代世界无立足之地。自然他们心怀不满，集中在一起，人数也不少。尼采的哲学在。动理上正适应他们的精神需要，于是，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极其精明地利用这种哲学把这几部分被击败的人结合成一个团体，除了工业和战争外，这一团体对每件事都采取中世纪式的反动行为。关干工业和战争，在技术方面什么都要现代的，但并不是分享不到和平后的权力和成果，而使得社会主义对于当前的权贵成了危险之物。
这样，纳粹哲学中的非理性因素，从政治上说，是由于需要获得那几部分不再有“存在理由”的人们的支持，至于比较健全的成分，则归结于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们。前面的成分是“非理性的”，因为小店主要实现他们的希望简直是不可能的，而幻想的信念是他们失落中唯一的避难所；相反，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的希望，以法西斯主义的途径倒可能得以实现，以其他方式则根本达不到。他们的希望只能通过毁灭文明获得实现，这一事实，不是使他们成为非理性的，而只是穷凶极恶的。在运动中这类人形成了智力上最强而道德上最差的成分；其余的人被荣耀、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幻像槁得眼花缘乱，对他们切身的利益一无所知，在晕眩的情绪中，任他们自己为人所利用，其目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这就是纳粹主义的精神病理学。
我说过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工业家和军国主义者是健全的，但他们的纯洁性仅仅是相对而言的。疯神相信，依靠纳粹运动，他既可以杀死社会主义，还可大大增加他的市场。可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他是对的，如同没有理由认为他的前辈们在1914年是正确的那样。他把德国人的自信和国家主义感情煽动到一个危险的程度，而不成功的战争成了最为可能的出路，这都是必要的。即使最初的巨大成功也不会带来最后的胜利；现在，正像20年前那样，德国政府忘记了美国。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总体看来是反对纳粹的，虽然它一直被指望支持反动势力——我指的是有组织的宗教。在纳粹那里达到顶峰的这个运动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费希特和卡莱尔的说教是加尔艾派式的，而马志尼，终身反对罗马，对于个人良心的毫无瑕疵有一种彻底的路德式的信念。尼采热诚地确信个人的价值，认为英雄不应屈服于权力；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新教的反抗精神。人们可能会期望新教教会欢迎纳粹运动，在一定程度他们的确如此。但是，在所有那些新教教义和天主教教义共有的要素中，它发现自身是被这一新哲学所反对的。尼采是极力地反基督教的，而豪斯顿·张伯伦则给出一种印象，说基督教是一种卑微者的迷信，它产生于勒旺地区混种的世界主义者们中间，否定谦卑，否定人爱他的邻居，否定温顺者的权利，这些都是和福音的教诲相背离的；而反闪米特主义，一旦成为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的，就不容易和一个犹太根源的宗教和好一致。由于这些原因，纳粹主义和基督教就很难结为朋友，它们的对抗可以带来纳粹的覆灭，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里还有另一个理由，不论在德国或在别处，为什么现代对无理性的崇拜是同基督教的任何传统方式不相容的。从犹太教得到启发，基督教采用了真理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忠诚的美德。这个概念和美德存留在“诚实的怀疑”里，正如所有基督教的美德保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思想家们中间那样。但逐渐地，怀疑主义和大力宣扬的影响使发现真理看来是毫无希望了，而对于坚持谎言却是有利的。理智上的正直就这样被破坏了。希特勒在解释纳粹纲领的时候，说道：
“民族国家将把科学看做一种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手段。不仅世界历史，而且文明的历史，必须从这一观点来教导。发明者应该显示出伟大，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发明家，甚至更多的是一位国人。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事迹的敬佩必须和自豪感结合起来，因为有幸做出这样事迹的人是我们自由国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必须从德国历史上一大批伟大的人物里选出最伟大的，以给印象深刻的方式放在青年人的面前，从而让他们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主义感情的支柱。”
作为真理的慨念，真理的探求已经在希特勒的意念中完全消失了，甚至不为了反对它而争辩一下。就我们所知，相对论竟然被当作是糟糕的，因为它是由犹太人发明的。宗教法庭拒斥了伽利略的学说，因为它被认作是不真实的；但希特勒却以政治为由接受或排斥学说，根本没有真理或谬误的概念。阐发这一观点的可怜的威廉·詹姆土，一看到它这样为人所利用，也会感到心慌，不过一旦客观真理的概念被抛弃了：很清楚，“我将相信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如我在1907年所写的，既不用科学的方法，也不用神学的方法，“只能诉诸武力和大军队的裁判”。凡是建立在与理性反抗的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一定会发现自身处于冲突之中，不但和学问相冲突，而且和各教派相冲突，只是任何真正的基督徒还存活下来。
导致对理性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能干和精力旺盛的人除了嗜好权力，别无出路，因此变成破坏性的力量。从前，小国给予很多人政治权力，小商人给更多人以经济实力。现在人口密集，生活在郊区，工作在大城市中。乘火车进入伦敦，所经之处，城效小屋连成一片，绵延不绝，居住在这里的家庭与工人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休戚相关感情；家庭里男人不参加当地的事务，因为他整体在外，屈从于雇主的各种条令；他的创造力的唯一表现方式只是周末在他的后园里种植而已。在政治上，他嫉忌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事情。然而，虽然他感到困窘，势利观念阻碍他采取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方式。他所在的郊区也许和古代一座名城一样地人口稠密，但这里集体生活是很枯燥的，而且他没有时间参与，更不觉兴趣。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的精神表示不满，那法西斯运动将作为一种他的用场而出现。
政治中理性的衰退是两个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有一些阶级和一些类型的个人，这个世界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但他们在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到什么希望，因为他们不是依靠工资为生的人；另一方面，有一些能干和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保持影响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动各式各样的歇斯底里。反对共产主义，惧怕外国的武装力量，憎恨外国的竞争，就是最重要的怪物。我并不是说有理性的不会有这些情绪；我是说无理性的人惯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