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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马学上还有一个至理名言，叫“三思而后拍”。因为你在拍马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不止一人在场。如果你拍其中的一个人（要是领导就不用说了），其他人就会有连锁反应。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范某因与领导关系没处好，在职称没评上的情况下；一气出走到深圳打工，年薪十万，好不令人羡慕。一位与他交好的老师在范某办手续时这样拍马说：“现在谁有本事谁不走，只有没本事的才蜗在这。”这句捧了一人、得罪了众人的拍马语言实在不值得提倡。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故事家》中描写的一个幽默故事：一个人在家里请客，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只来了三个人。于是，他着急地埋怨道，“又不是没告诉诸位早点来。该来的不来。”这三位中有一人起身便走，他又加上一句，“不该走的走了。”其中有一人想，那我们就是该走的了，于是又“撵”走了一位。最后那位本来想耐着性子等一会儿。不料我们的主人转身对唯一的客人说，“我又没说他。！”嘿！真够绝的，这三位全部被撵走了。原来，最后走的那位在犯嘀咕……不是说他，那肯定是我了。
情商让我们活得愉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让别人活得愉快，自己才能活得愉快。否则，自己会处处受阻，上面我们曾提及过“倒拍马”的思想。事实上这类例子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三国时期尤为明显。刘备与孔明的“犹鱼之有水”的关系已经为世人所熟悉。刘备“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让诸葛孔明深为感动，于是才有了日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吴国孙权与周瑜的情义也是这么一种感情关系。正因为周瑜和孙权的关系是“内结骨肉之恩”、“祸福共之”，所以才有吴国独霸一方的“三国鼎立”之格局。周瑜后来不幸病死，孙权痛哭流涕：“公谨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我有谁可依赖！”孙权称帝后，还念念不忘周瑜的功勋，他曾说：“没有周公谨，我今天哪能称帝啊！”
在现实社会中，拍马学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男男女女，朋朋友友”。关于“君臣”，我们已经谈的不少，下面我们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一下“父子”以及“男女”的关系问题。我们老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儿孙满堂一个样，看谁嘴上粘了糖。”言下之意，人总是疼爱会说的。过去，儿孙在家庭中争宠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作者人的最喜爱谁呢？有的父母偏心就偏在谁的“精神贿赂”高。比如说，多表达一些想家的思想啊！多带一些父母大人的照片啊！
我们家过去是一个大家族。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姊妹七、八个了。我的母亲一看到我们被父亲打了，就会唱她的顺口溜：“大的疼，小的娇，中间尽是受气包。”因为我是排在中间的“零余者”。
到了长大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改变，母亲最疼爱的是我，这倒不是我刻意在兄弟姊妹们面前故意耍个邀宠的心眼。而是由于我自小就没离开过家，一出门就要流泪。记得那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千里之外的江南去读书，我和母亲抱头痛哭。而后我又不断地写信给家里，诉说自己如何思念家乡，想念父母。母亲逢人便说我最孝顺，靠得住。而我的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缠绵过，母亲老说他们是“白眼狼”，“娶了媳妇便忘了娘”。恋家本来是人世间本能的一种生活情感，母亲把它看得那么重要，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从中我却受益匪浅，而且进一步悟出了人生的道理来。
直到现在，父母他们还是十分偏爱我，平时会多塞一些钱给我们这个小家庭，而且对孙子也是倍加喜欢。这在兄弟姊妹们都看在眼里，但是谁都不提及此事。后来有了嫂子、弟媳以后，我的外号就出来了：“马屁精”。我甚至还听说了这样的闲话。弟媳妇对着我弟弟直吆呵：“看看人家老三混的，你这张嘴难道不是一个爹娘给的。”于是我的弟弟就把这话给原封不动地送上父母的耳朵边。不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一句活能使人笑，同样的一句话也能使人跳。母亲果然大发雷庭。弟弟一家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在父母面前更为尴尬。
拍马学在男女关系中间讲究的是一个“悄”字。这个“悄”又有巧、妙、呢。只有有了这样的素质，才有“清”事可言。众所周知，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已经是千年的绝唱。对前者，人们多欣赏其对李隆基与杨贵妃爱情的描绘如位如诉；对后者，人们都为他那“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而叫绝。
可又有谁知道，就是这位写下了“商人重钱轻别高”的高雅之士，在伟大的同时还有着不伟大的一面。那是白居易七十之年的当口，“既老，又病风”，此时家中尚有二十来岁的家妓樊素为之提供性服务。此刻，老翁已经无力享受樊素的青春妙龄，但他仍留其于家中。而且，自老先生还专此作了一首《不能忘情吟》作为纪念，足见其风骚的个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他在“秋风瑟瑟夜送客”那个晚上的逸事：“添酒回灯重开宴，举酒欲饮无管弦”。想想看，和一个朋友饮酒还要找一个小姐作陪，不然就喝不下去。这是一种什么情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陪”。找“三陪女”作乐，在今天可是属于“黄”的范畴。
如此说来，老白的诗还有什么情调？关于白居易的《不能忘情吟》，在他五十四岁时任苏州刺史时就有记载：“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唤银青缓，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臼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钢带舞双妹。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俞欠。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
这首《对酒饮》意在抒发对仕途的不满，青春年壮时没有。而到了半百才有妓乐。但是有总胜于无。其中所写的以乐舞待客，听凭客人调戏，也都真实可信。要知道，在古时家庭里的奴隶分为好几等，家妓是最为靠下的一等。家妓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其服务以技艺服务即歌舞之类为主，当然也逃脱不了性服务，但并不以这为主；二是家妓还可作为待客的工具，宴客时以歌舞娱宾，乃至奉主人之命提供性服务，不算门风之耻。家妓和二房、通房丫头是有区别的。这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并不会什么歌舞，主人家得费一番功夫教习。于是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恰如白居易所说：“莫养瘦狗马，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那意思是说，买来现教，虽然年轻，毕竟费功夫，不入买人家调教好的现成，尽管年纪大一些。这里，我倒有一点怀疑，是不是年青的少女价钱要高得多，而白居易只能如此呢？因为下面的感叹令我们作此判断：“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还有令其更为感慨的呢：“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这首名叫《感故张仆射诸妓》的诗露骨得厉害，简直有点不把那些家妓替他殉葬誓不罢休的味道。这一面反映了自居易生活的放荡，但是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诗人的多情。
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与老白的身份不符，甚至带有点不可思议的成分，但是还个角度就大不一样了。试想，在封建时代，从人道主义出发，如果白居易真的不要这位小女了，那她岂不更为可怜？若是从这个小女的角度看，她要想方设法跟紧老白才是。就此而言，从何抓起呢？这就用上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巧、妙、呢的方法。一步来说，男人总是喜欢有姿色的妙龄女子，如果是文人，那女人除了俏丽、妙龄以外，最好是有点才气。
白居易不愿买一个需要再教育的女性的原因就在这里。当今为何好多女孩要边三陪，边上自学考试，还不是因为客家嫌其素质太低，缺乏情调，看来，男女关系如果没有以上我们所说的“三点式”作基础，同样也会成为“事业成功”的“乌托邦”。
相传在南宋时期，著名诗人陆放翁游四川。回来时携带了一个妓女，并另找一间房子安置了她，每隔几天就去看一次。有一段时间，陆放翁因为自己身体欠佳就疏散没去，那妓女就开始多虑起来。不过，她也明知硬去“热粘皮”也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她巧用自己的绝活激活了陆放翁的春情。
她看过陆放翁的自我开脱词后，就紧步其韵写了一首很有趣的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的？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曾闲，又哪得工夫咒你。”该妓女既漂亮、俏丽又颇具文彩、幽默感，不能不令陆放翁心花怒放，凡此种种，都是用的一个功夫：逢迎之功。
以上两则男女“情事”乍看起来好象与拍马无关，其实这里是“拍”到了“无形”的地步，真乃“此处无拍胜有拍”。
拍马情商是一个说不充、道不尽的话题。写到这里，笔者还是要压抑地长叹一声：拍马情商，怎一个“情”字了得？
9．拍马基因：亦真亦幻难取舍
拍马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细说起来，它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专题。这里，我们就从理论上作一些探讨。只是在进入这一话题之前我们要作些说明的是，不要以为我们的基因分析就是那么准确的。事实上，我这里只能是挂一漏万，如果有疏忽，也请诸位予以原谅，在这里我要先拍一拍诸位的马屁了。
首先，我们以为拍马的历史生成人性的弱点：懦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懦弱又是与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拍马产生之前，两者缺一不可。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乡下小镇的年轻姑娘特丽莎，她年青、漂亮，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她带着这种欲望主动选择了一个四十岁的医生并嫁给他。在七年的婚后生活里，她忽然发现自己的一切美好追求都化作了依赖而他又不忠于她时，她突然感到了自己无法抗拒的软弱：“一个从自觉软弱后，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软弱者永远是一个模仿者。他们矫揉造作，照葫芦画瓢。弱者是生活中的人格失败者。人格失败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成了我们的羁绊。
人们厌恶和恐惧失败是有原因的。由于失败常常与失去生存基础作为代价，因此它的威慑力足以使人远离自由和一切美好正义的东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崩溃和失败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在失败中，在失败中，生命的实在并未实在；正相反，在失败中人才完全彻底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实在。没有超越就不存在悲剧。甚至在与神和命运对抗的绝望的战斗中，对死亡的挑战也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这一种超越行为是向人的特有本质的迈进，人是在面对毁灭时才认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当然，并非所有的弱秆部是拍马者，但是所有的拍马这必定是弱者，哪怕是暂时的。
假如说刚毅是强者性格的话，那么软弱就是弱者的基本性格。唯命是从，恐惧、畏缩、妥协，这一切都与软弱紧密相连。虚弱的自我昏迷的结果便是拍马。人是软弱的了，既然已经无力，这时候就会让外在的对象来支配自己。为外在的事物所决定，人就变成了奴隶。
其次，我们说拍马这个第二个基因是虚荣所致。虚荣是拍马这个基本性格。一个人最大的缺点是自私、肤浅、虚荣。由于总是想把生活理想化，喜欢奉承别人，也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天长日久，就有了拍马的实际行动。虚荣心是一个拍马者的降低了人的标准的东西，显示了他缺乏人格精神力量的一面。这种人不是把有辉煌价值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把光荣作为目标，这无疑是虚荣滋生的最适应的土壤。虚荣者的表现兴趣起源于他日常生活中的无表现。这种精神瘫痪的状况是由其媚骨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资于依附上，把人的生活同那些假品德与假德行装饰起来以炫耀自我。因此我们说，追求伟大事业的人得到了光荣，而追求依附媚上的人则得到了虚荣。虚荣带给他的是深陷于拍马的泥泞中。
媚上的人没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君子，其实是一不折不扣的赝品。先哲孟老夫子将其称为“乡愿”。这样的馅媚者过度依赖别人，善于迎合。他如同一根草一样，浑身没有骨气，不知自重，卑躬屈膝，轻浮得左右摇摆。宋代哲学家朱吾曾这样形容说：“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了人。”如果这种人进一步发展，他就会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应声虫”。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一个典故：据说古时候有一士人杨某，在中年时得了一种怪病，每当他出言与人应答时，腹中就有虫声效仿他。几年过去了，虫声越来越大。有一个道士发现了他的怪病，告诉他说：“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并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大声地读《本草》，一旦遇到腹中应声虫效仿时，就这样办。不知这位杨先生是让遮盖应声虫闹烦了，还是太喜欢自己的妻子，他马上照办了。当他读到“雷丸”时，应声虫就不敢应了。
后来他在长汀遮盖地方也遇到一个乞丐有如此怪病，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他上前告诉他怎样医治，不料那乞丐却说：“某贫无他技，所求衣食于人者，唯借此耳。”不知真有应声虫，还是哲人编笑话警示后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冯梦龙的话是有现实性的。与“应声虫”可以媲美的一种昆虫是“跟屁虫”。他的拍马行为就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讨得一点残羹冷炙。“跟屁”化作了这些人求得生存的方式。
这种人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成了“势利眼”。
宋代人写的《谐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事：“殿中丞丘浚在杭州渴释，珊见之殊骄。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骄，而接州将子弟乃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看来打得好，打得妙！把一个势利和尚加以惩办，真有点“可口可乐”的滋味。“势利眼”发展到今天，似乎和古代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势利眼具有较强的拍马能力。他们这种能力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生成力——社交公关能力。他的能力说不定在某一天就给他带来好运，使他达到较高的位置。这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拍马从来不出自伟大的心灵，而是小人的伎俩，他们卑躬屈膝，把自己尽量地缩小，以便钻进他们趋附的人物的生活核心。而且拍马谄媚背后有利害关系。”他们拍马的目的就是希望某一天登上一个较高的台阶。因为一个地位高的人可能占有更多的社交机会，与地位较低的同伴相比较，更容易得到同伴的追求与荣耀。势利眼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境遇。在别人的眼中，他正乃“往上爬”的屁精。
“势利眼”往往处于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而且会经常受到人们的嘲讽、揭短、尴尬之中。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最不自尊。其实，他们是为了将来的自尊才这样摇尾乞怜的。世界上的事有时总是这样阴差阳错：以为有自尊的人恰恰没有自尊，认为别人缺乏自尊的人永远找不到自尊。面对我们的拍马“英雄”，你又怎能用一个“错”字了得？
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言，其拍马产生的历史基因要比外国土壤肥沃得多。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与实践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专制性也比西方国家强。假如我们以先秦时期的人格理想为参照体系的话，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每况愈下。君主利禄的诱惑使知识分子以名利劝天下，完全沦为御用工具，道义精神也日趋沉落。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乎？
如果我们要对中国文人心态作一番细致地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道义精神的沉沦，根本愿意还在于利义的南辕北辙。汉代的刘向就在《说苑·；指武》中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本来是真理所革，人心所向，应该有其自在自为的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它有赖于权势的支持。譬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言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也有：“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之类。其“穷年忧黎元”的兼济情怀固然值得赞赏，但是要知道这种“秀才”的意气只能是于世无补的一厢情愿，有鉴于此，历史有志之士，元不以脐身仕途作为自我施展人生抱负的阶梯。的确，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往上爬。战国时期的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说动人主，平步青云。
但是汉代以后的文人就失去了这种可能。他们必须请托名流为之举荐，然后才有可能爬上去。多了一道程序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举荐者那里，你的能力怎么样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一定知道一般性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拍马逢迎，吹牛阿谀者举不枚举。违心说话，看眼色行事，种种不正之风就这样产生了。一开始做这种事，他们还可能脸红心跳，汗颜万端，也可能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时时会感到有伤人格尊严，然而他们很快就会说服自己适应这个环境：眼下所做的意气无非是在逢场做戏，以屈求伸。一点不假，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