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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来得如此之快，距离耶路撒冷发生自杀式爆炸不到一个小时。
俯瞰现场，我心里一沉：这是一个集市，平日人来车往，轰炸发生时，应该正值购物高峰。
以色列武装直升机还在空中盘旋，嗡嗡作响。围观的巴勒斯坦人仰起头来，指指点点。图（IMG…2994头上响起轰鸣，人们仰头观望）“一共3辆，”希贾指给我看。3辆焦黑的汽车，正好成一个“品”字型。“半岛”电视台报道，轰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近30人受伤。
围观的巴勒斯坦人情绪激动，他们把汽车掀翻过来，登上底盘一齐拍手喊：“复仇！复仇！复仇！”
出门时，小穆罕默德还在哭。记得4月份巴卫生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说，96％的加沙儿童因受战争场面刺激患有心理疾病。
回办公室的路上，汽车收音机正在播放“巴勒斯坦自由之声”节目。一个名叫扎巴维的现场目击者告诉主持人：“我们正准备把第一辆被炸汽车里的乘客拽出来，突然一声巨响，又一枚导弹落下，许多人受伤了……” 他越说越激动，“什么是‘和平’？什么是‘路线图’？我要问布什总统‘这是什么’……”采访结束后，电台播放歌曲。一个男声唱到：“被占领土啊，我们为你斗争不息……烈士的母亲不要哭泣，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几个小时后，加沙城遭到24小时内第二次导弹袭击，两名哈马斯丧生。
第二天，原本见面就说笑的使馆房东哈马德红着眼圈，显然哭了很久。听人说，他的两个妹妹昨天到市场买衣服，双双遭遇空袭丧生。“她们只是去买孩子的衣服……”哈马德说。
6月10日兰提西遇袭现场，我的鞋子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和黑色的汽车焦油。11日，换了双白鞋，没想到又染上同样的颜色。
有人说，记者是冲突的“受益者”，新闻造就记者。但是2003年6月11日晚上，我眼前晃动的是小穆罕默德哭泣的脸、愤怒的拳头和焦黑的尸体。只要低头看看鞋子的颜色，我无法不祈祷，一切就此结束。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的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5岁的巴勒斯坦儿童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冰柜显得太大。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两个灰白的空洞。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
“把裹尸布解开些！”忙着寻找拍摄角度的法新社摄影记者萨比拉冲医护人员喊了一嗓子。医生掀开白布一角，5岁巴勒斯坦男孩法利斯的上半身露出来。皮包骨，浑身血迹斑斑。
又是一通闪光灯狂闪。
美联、法新、路透……各路摄影记者一个都没少。围在又瘦又小法利斯尸体旁边，全是照相机镜头，一次次快门的瞬间闭合，仿佛吸干法利斯体内最后的血液。
从太平间出来，一名西方记者斜靠在外面的栏杆上，抱怨巴以冲突的照片越来越难拍，“没什么新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听着，法利斯是我在加沙见到的第一具尸体，第一次死亡。
2002年8月15日以军坦克开进罕尤尼斯，法利斯在自家门口被打死。巴方官员说， 以色列坦克“无故开火”。以色列军方说，有人向坦克开枪，坦克还击，并不知道有巴勒斯坦孩子被打死。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法利斯躺在冰柜里。
按照惯例，葬礼于上午11点举行，顺序如下：游行，抬尸体至死者家，游行，在清真寺为死者祷告，游行，去墓地。
医生们用巴勒斯坦国旗裹住法利斯小小的身体，放到担架上。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挤在外面准备参加葬礼。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旗帜绿的、黑的、黄的飘扬其间。
“啪啪啪”三声枪响，游行开始。一辆卡车头前开路，抬着法利斯的担架紧随其后，其他人一路急走。卡车载着大喇叭，是一个流动广播站。人群沸腾起来，呼喊声、枪声、喇叭声，尘土飞扬。
“血债血还！”“真主最伟大！”大喇叭领头呼喊。整条大街的人齐声回应。喊声间隙传来阵阵枪声。我和其他摄影记者挤在广播车里，返身拍车后的担架。一路颠簸，不知道是谁在背后一路撑腰，我才没倒下去。
大喇叭震得我五脏六肺快要爆裂，心口很堵，不知为何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车在法利斯家门口减速，大家“噌噌噌”翻身跳车，奔向死者家里。男摄影记者们这时候全无绅士风度，一溜烟地冲进房子抢占地形。怀抱200毫米长镜头，我根本腾不出手来扒车。下面的小孩喊叫“把相机给我！”这时候只能相信别人了。把相机交给他们，我也来了个“鹞子翻身”，结果嘴唇重重地磕在卡车边缘，一下子厚起来。
总算下来了。看热闹的小孩给我一阵掌声。
拔腿向法利斯家跑去。担架被放到水泥地上。房间大约10平方米，没有任何装修。法利斯的母亲俯身吻别儿子，泪水淌满法利斯冰冷的脸。邻居们挤在走廊里，争着向记者描述法利斯被杀经过。
根本看不见法利斯的脸，全是记者脑袋。几分钟后，人潮又向外涌，第二轮游行开始。
“为耶路撒冷而死！”五六杆枪同时对空鸣放。从来没这么近听过枪声，我不禁一缩脑袋。“中国女人害怕了！”旁边的小孩一阵嚷嚷，有的冲我做鬼脸，有的蹲马步作开枪状，只为吸引我拍照。同伴的葬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赶集。
街边观望的人被裹进游行队伍，队伍越来越庞大。阳台里伸出拳头。
“法利斯是烈士！”“烈士光荣！”一个儿童举着法利斯的画像冲镜头呼喊。另一个孩子一把抢过画像，“照我，照我！”那是一张侧面像，法利斯仰头望向远方，一脸阳光灿烂，两眼炯炯有神。画像背景是鲜花和位于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
绕清真寺一周后，人们鱼贯而入。担架停在清真寺黑白格的墙下。人们将在这里为法利斯做长达一小时的祷告。三个年轻人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旗帜，迎风招展。
一年以后。2003年8月31日，同样是罕尤尼斯，同一家医院门口，同样漂亮的小孩，同样悲痛欲绝的亲人。那是一名9岁巴勒斯坦女孩的葬礼，她死在开学前一天。正当我大发感慨时，同行的巴勒斯坦记者萨比拉说，这算什么，有次他去罕尤尼斯以南的拉法难民营拍摄葬礼，开始前同一帮小孩聊天，突然以色列士兵的一发子弹击中面前正在跟他说话的那个孩子。当天下午，萨比拉又参加了那孩子的葬礼。
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否则，我们还要人道主义干什么？
——沃尔·索因卡（ 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从未看到过好的前线照片，所有好的战争照片，都是在离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在那里才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
史蒂尔·帕金森（马格南摄影师）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11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塔里克·苏希穿着校服浅蓝色长袖衬衣和深蓝色长裤，背上书包朝位于加沙市中心的学校走去。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50岁的巴勒斯坦工人穆罕默德·阿里·苏莱曼·瓦迪刚刚领了上个月在以色列打工的工资，共计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步行回家。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明天才是星期天，以色列空军飞行训练的日子。
喝下一口咖啡，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9时刚过的几秒钟内，一枚导弹落在加沙街头。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熄灭吉普车时，收音机里说“小孩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中……” 闯红灯，闯急救室。一个有些面熟的巴勒斯坦记者居然拦着我问没有闪光灯，相机该调什么模式，急死人。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他两眼朝天，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但是不让进去……”
拔腿闯进急救室。
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死了！死了！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和那个记者身上，用力将我们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
经过阿卜杜拉身边时，我又给他拍了几张。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赶紧走掉。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回办公室传送照片。“半岛”电视台正回顾在加沙遇难的几个外国人：被以色列推土机碾过去的和平示威者理查尔、英国记者汤姆……片头一行字：“When killing is easy（当杀戮变得容易）……”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钻到他家。一个正在布置灵堂的孩子说自己是苏希的亲戚，引我去找女眷。死者男性家属在外面张罗，女眷们在里屋坐成一圈。一个女人扬了扬手绢，指向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妈妈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们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标志葬礼开始的枪声响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摇摇摆摆进入女眷们的房间，听见枪声，吓得一抖。从阳台栏杆望出去，盛着苏希的担架正往楼里进。
门口一阵喧哗，女人们开始放声哭。妈妈昏厥过去，有人在旁边扇扇子，一个男眷愤怒地把贴过去照相的记者们哄出去。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呆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跟去了为他做最后祷告的清真寺。
清真寺门口，送葬车队里飘着法塔赫的黄旗和杰哈德的黑旗。年轻人举着枪，并不介意拍照。孩子们一见相机，还是笑。
从车里取出头巾戴上，男人们还是不让我进入清真寺男祷告区。很久，有人出来传话，谢赫（清真寺里宣讲《古兰经》的人，可以被视为一寺之长）同意中国女记者进去拍照。刚一迈步，几个男人叫嚷起来：“成何体统！”
这时杰哈德汽车上绑的大喇叭响：“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是今天以色列轰炸的目标人物，杰哈德创始人沙米的侄子兼保镖。也许就是急救室里躺在右边床上的那名男子。
孩子们擎着黑旗围过来。其中一个是苏希的同学。问感受，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死了好啊。”他说苏希很活跃，爱踢足球，是个好学生，今天他从家去学校，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一行字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人生就象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不知什么时候，尽头的亮光倾泄下来。
终于，谢赫亲自接我进寺。我楞楞地拽着黑袍往前冲，一低头，苏希的尸体就在墙边。地上坐了一排男孩。看到照相机，有几个还是笑着凑过来。
男人们做完礼拜，抬起尸体往外走。对空鸣枪声响成一片，一粒弹壳烫烫地蹦在我脚面上。
担架上了货车，墓地很远。
送葬队伍绕行加沙城的大街小巷，走了近一个小时。车上8个男人抬着担架，始终没松手
，间或传来轻声抽泣。苏希的叔叔跟人换了手出来，捂住脑袋蹲下。有人递给我那玫瑰花封皮的本子，作业本，上面写着：塔里克·苏希，六年级。
装着尸体的货车缓缓前行，游行队伍跟在后面。不断有孩子扒住车栏杆跳上来，做几个鬼脸之后翻身下去。街道两边涂满战斗口号和图画的墙壁向后退去。
墓地在加沙地带东部边境，对面是以色列军队。带枪的年轻人全被拦住，大家怕他们进墓地会招惹麻烦。为了确定位置，我问：“边境？”苏希的叔叔说：“边境，巴勒斯坦的边境！你以为是以色列吧？这里全是巴勒斯坦，学过历史吗，你？”
车里不知谁跟了一句：“是他们抢了我们的土地，这里没有以色列，全是巴勒斯坦！”
坑已经挖好。众人唤父亲过来送子入土，父亲哭成个泪人。
坑不大，很深。伊斯兰教的传统是速埋，深埋。一个不相干的孩子，背书包坐在墓地里看风景。
盖上土，人们围坐在墓前听谢赫讲话。谢赫说，哈齐姆兄弟（苏希的父亲），莫伤悲，我们要告诉你，你儿子去了真主那里，做烈士比其它死法都好。紧挨着谢赫，同样是两个男孩。
墓地里，有人对我说，请多拍些照片，让全世界看看。这时候，墓地里只有我一个记者。
来自法塔赫组织的哈齐姆（不是苏希父亲，另一个同名的人）主动带我回去。车里还有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路上看见拿枪的，哈齐姆就招呼他们上车。我很紧张：“他们是以色列的‘通缉犯’吗？”
“是啊，”哈齐姆脱口而出。后座一个人提醒他，中国记者是担心有人招来导弹。哈齐姆笑了：“不会，他们不是‘大’通缉犯。”
哈齐姆语速快，车速慢，一路给我洗脑。他说，全世界犹太人是一家，他们控制美国金融，控制美国国会。“你知道莫尼卡吧？犹太人！为什么找上克林顿？因为克林顿来过加沙（1997年为加沙机场剪彩），犹太人要搞臭他……”
他指着路边背书包的孩子，看，如果犹太人盯上了我，一颗炸弹掉进我车里，这些小孩也完了。你看，那个小孩，喏，那个蓝衬衣的，他难道不是平民吗？不是无辜的吗？
我问，那你怎么看自杀爆炸呢？公共汽车上，餐馆里，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平民吗？不是无辜的吗？他回答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只有自己的身体”。
回到清真寺门口，我找到自己的车。哈齐姆说，给你个电话号码，有事找我。对了，我在海边有两套房子，要租的话，便宜给你。
第二天。房东哈马德的妈妈第一次替儿子来收房租，一见我便惊呼：“昨天在苏希家看见你！我是他姑妈！”
她说，据医生讲，爆炸后苏希被气浪甩出去25米，背部、胸部和手腕都被弹片击中。进医院后8分钟死了。
8分钟。苏希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死去，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他很聪明，也调皮极了，”姑妈说，隔壁有个一年级的小孩，今天问苏希怎么不跟我一起上学去了？大人说，他成为烈士了。苏希有三个姐妹，两个兄弟，他是老四。
“政府或者其它组织会给抚恤吗？”我问。姑妈说：“过去伊拉克政府给钱，现在你也知道……苏希的父亲是小学教师，挺穷。”
我不敢当面把苏希死去和下葬的照片交给他父母，就托房东妈妈转交。
两天后，再次去苏希家。不过两天，父亲就比那天在墓地瘦了好几圈。妈妈木然地容我和另一个摄影师横拍竖拍。有人拿烈士像过来做背景，妈妈一下子捂脸哭起来。我们于心不忍，走掉。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把苏希的弟弟拉来：“你们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拍照，长大后，他一定能灭了（以色列总理）沙龙！”于是他让苏希的弟弟穿起迷彩服，一把冲锋枪塞到他手里。
2月7日苏希被炸死的同时，50岁的巴勒斯坦人瓦迪恰好经过那辆汽车旁。瓦迪没有死，但耳朵、胸、腿、脚多处受伤，失去了半个肝。
联系到瓦迪的儿子马哈茂德，约好到家里看望他父亲。
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木拉格（Murag）镇，紧邻犹太人定居点。车子开到大路朝天、人烟稀少的地方，马哈茂德正在路边等候。他说，这里不通车，他搭乘别人的驴子过来。
穿过羊肠小道，耳边苍蝇嗡嗡。马哈茂德一指，到了。灰色的水泥房子，没有门，没有窗。确切地说，门框和窗框都在，只是空的。窗框上用绳子吊了块缺角的石板，石板是为了挡住冬季的雨水，四周露着光。马哈茂德说，因为交不起账单，家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只是从邻居那里接根电线过来，亮一盏日光灯，供上学的孩子写作业。
瓦迪躺在角落的暗影里，浑身缠满纱布，一动弹便牵动所有伤口。他天生哑巴，现在更是有痛说不出，见到我和同来的摄影师高磊，两只手拼命向前伸，嗓子里发出“啊啊”的叫声。
瓦迪的妻子说，爆炸那天，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他刚刚领到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工资。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口袋里的工资全部叫人摸走，那是养活全家15口人的钱。说到这里，瓦迪又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比划着。床头有个铁皮糖罐，上面写着大大的英文商标“Happy（快乐）”。
妻子说，当时瓦迪距离那辆汽车十指宽，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四天，虽然性命得以保全，
却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说话间，儿子马哈茂德拿来碎布条般的衬衣和裤子，上面血迹斑斑，是爆炸当天瓦迪穿的衣服。
马哈茂德原先在一家金属工厂工作，一年前那里工厂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从此失业。问及为何不再找份工作，马哈茂德说现在的加沙哪里找工作去�